“把纸币给我，”她说，“我会把它们寄回美国，有人能把这些债券兑换成美国的流通货币。我们再把换回来的钱当做药物救助的专项基金。”
听了她的话之后，我将手中的债券悉数递给了她。
关于这个年轻的政府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要了解。比如说，它的财政状况如何？军队的防御体系如何？如何促进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合作？
一两天之后，聂荣臻、宋劭文和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彭真一起到旅馆就这些问题同我进行了谈话。
“政府的收入来源有五个。”聂荣臻开始说道，“第一，是土地税；其次，年收入超过一百圆的人群要纳税；再次，是进出口税。税务办公室就设在这个地区的入口处。根据具体货物种类的不同，税率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香烟和酒的税率高一些。最后，我们会从救世债券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土地税比战前低百分之二十五。我们掌权以来七个月的总收入约是三百四十万圆，支出三百万圆，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军费。”
“政府的主要花费是什么？”我询问道。
宋主席回答说：“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吧：军队的维护费用、士兵的补贴和政府机关的行政费用、教育，还有给被服厂、兵工厂的贷款。”
接着他解释说补贴只是名义上的，他自己一个月只拿八十块钱，县长是十二块。税收也是按照阶梯纳税法进行纳税，视纳税人个人的财力状况。“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我们谈话时，小鬼送来了一些梨子，然后站在我们一旁听我们聊天。这里的同志情谊让人感到欢愉。一位勤务兵给聂荣臻拿了一份当天的日报，日报是一张四开的油印报，刊登的内容不但有当地的新闻，还有向汉口推进的日军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从八路军司令部每日广播的无线电新闻中搜集来的。
我继续问道：“人民运动有什么新进展吗？”
这问题问到了彭真的头上，他回答说：“我们的防御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全部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我们正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使人民的政治觉悟早日觉醒。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救赎室（一种社交中心），与部队中每个连队设立的救赎室性质相同。人们聚集在那里阅读、唱歌和排练戏剧。我们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清除乡镇中的贪污官员，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宣传是需要时间的。在过去一段时期贪污极其盛行，甚至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也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这些案件之前由地区人民法院受理，如果罪名成立，金额超过五百美元的要枪毙；少于五百美元的要监禁。
“各个地区部队的司令官有义务在各方面帮助农民。军队被派去帮助他们播种、收割，政府负责提供新鲜种子，我们也会派育种专家指导他们耕种。
“人民用他们的合作回报了军队的援助。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切断了铁路，割断和收集了敌军的电话线，搜集情报，防止间谍的进入，俘虏敌军掉队的零星士兵，还为我们行军中的部队提供住宿。”
聂荣臻此时插了一句。“我还没告诉过你，”他说，“我们现在拥有中央采买局，专门负责从敌占区购买我们需要但是没有能力制造的物品，比如说无线电设备。我们按照原价提供给我们的合作社。彭同志还有一点没有告诉你，目前敌占区内的村民也在与我们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生活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的人也给我们送来了他们应纳的税。”
接着聂荣臻告诉了我一些在过去五个月中发生的战斗。对于善于快闪战斗的游击队来说这都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了——闪电般突袭日军的纵队，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最后以同样的神速回撤，伏击铁路沿线，偷袭路过的汽车运输队，袭击敌军的侧线和后卫。每天都有地方在战斗。
他说，五台地区的这支部队现在在训练从当地招募来的新兵。我在冬天时见过的徐海东的部队已经向南进军，而村里民间自发组织的自卫队被当做正规军在接受训练，平日里还要外出执行任务。这个自卫团由司令部的一个局领导着。聂荣臻没有向我透露现在他麾下的部队有多少士兵，在我估计有将近十万。整个区域被划分成了若干个防御区，每个区的指战员负责该区的防御和反击侵入边界或界内的日军。
“我在这儿的任务，”聂荣臻总结道，“就是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即便有一天他们不幸处于日军的控制下时还能够心存一丝希望，还能够继续同日本的殖民统治抗争。再者，我还有攻击敌后的任务。”
看起来他的两个任务执行得都比较成功。
他们三人起身离去时，我请他们再留一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聂同志。你们是怎么做到与地主阶层建立这么成功的合作呢？”
他们笑了，聂荣臻回答我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优势可言。地主们惧怕日军的胜利会夺走他们的一切。当然了，归根结底他们也是中国人，跟我们一样有种族和民族意识。我们向他们解释了合作的基础和价值，指出如果他们愿意减租减息的话，还可以跟农民进行更好的合作。事实上，农民协会都催促自己的成员们一次性还清了愿意这样做的地主的欠款。
入睡前我认真思考着这些天以来我的所见所闻。这里大概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万人口进行着一项庞大的合作生活的试验，而唯一的动力则来源于对殖民统治者的恐惧。他们在这种富有同情心和公正公平的关系中相处得越久，这种关系的价值和优势就越明显。可能终有一天日本不再是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一朵乌云，新的生活模式依靠惯性继续推动人们的生活时，这里就会发展成为乌托邦的中心。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想法。
我曾经在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和理查德·布朗医生在延安的窑洞住过一夜，他们先我几日到达，在离这儿二十英里的一家医院工作。聂荣臻通知了他们我的到来。翌日，布朗医生登门来访，而白求恩医生因为要处理一例情况危急的截肢病人而推后了行程。
理查德·布朗医生是一位具有社会意识，医术高超并强烈希望将病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医生。关于五台地区正在推行社会试验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归德译注：今河南商邱。出诊的布朗医生的耳朵里，他立即要求休假并且自愿为八路军提供他的专业服务。他没有顾虑自身的舒适和安逸，借着对中文和中国国情的了解，他在这支被孤立的军队中为上千的伤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他抵达的那天，聂荣臻提议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去五台著名的寺庙——华北地区佛教徒的朝圣之地观光游览一番。作为旅途中的另一个诱惑，他保证我们在半途中还可以去五台军事学院参观。
我们一行人在马背上驰骋了十五英里。这个小团体里有聂荣臻、宋劭文、布朗医生、四个小伙子还有几个参谋。那是6月末的一天，阳光普照，我们沐浴着明媚的日光骑马走过了被松林覆盖的山谷，似乎暂时远离了战争、死亡和破坏。
没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拐弯处，从这望去，不远处就是军校站成两排的学生们，他们的队伍延伸到了我们目之所及的最远处。聂荣臻和我下了马，在司令官孙毅的陪同下一起检阅了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