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一直都是一个喝酒的社会，关系陌生的人，只要坐在酒桌上，几杯酒下肚，大家自然话就多了起来，关系也自然就会慢慢熟络起来。毫不避讳地来讲，在中国办事，喝酒吃饭是必须的，这已经成了中国一种特有的现象。在官场上更是如此，位居高位的人，身后又多少人跟在他后边，想要请他喝酒吃饭，好找他帮忙，所以一些高官每天除了应酬还是应酬。
北汉为了生存，只能向辽朝讨好。有一天，辽朝的统治者对刘崇说：“周朝和我们辽国已经是建交了，而且每年后周都会供奉十万两金给契丹人。”
刘崇一听这话，就知道契丹人是在暗示着自己，也需要交钱，而且这笔钱的数目肯定不能少于后周，刘崇想了一想，咬了咬牙，他特意派遣宰相郑珙为特使出使辽朝。
郑珙此次一来，是身受王命而来，又是送巨款又是表达无限敬仰之意，辽世宗耶律阮特别高兴，对于北汉这位外交官的接待规格很高，又是酒啊又是肉啊，成缸成堆的上。
郑珙当然知道契丹的习俗，不喝酒就是不给契丹人面子，生性蛮横的契丹人能当场翻脸，所以契丹族人的酒一定得喝，而且，最好是能喝八两喝一斤。再说，郑大人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有求于人家，不喝酒，人家根本就不理睬你。
郑珙身材魁梧，在北汉也算酒名赫赫，但是契丹人来势太猛了。契丹大臣们争相邀请聚会喝酒，郑珙一个也得罪不起，照单全喝。果然，在契丹宫廷的宴会中，郑大人喝了超量的酒，醉倒而归。第二天，郑珙肚肠腐烂而死，“舆尸而复命”，这的确是“因公殉职”了！契丹人只能把郑珙的尸体运回了北汉。据记载，辽朝喝死外交官的事情不止一起！
契丹人尚豪饮，饮酒在辽代各阶层人的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每逢节日和贵客到来，与宾客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场面，体现了北方民族生性浩方，开朗的特点。
此外，辽朝的气候变化，对于辽代的饮酒习惯也有一定的影响。辽代中后期，世界气候开始转冷，这种气候上的变化，也间接促使辽代各地的各民族人们喝酒御寒，酒的消耗量也必然大幅提升。于是，喝了皇帝的喝大臣的，喝了大臣的再陪皇帝喝，古人有句话“舍命陪君子”。
辽朝的酿酒业发展规模庞大，从五京到一般州县，甚至是乡村山寨均有分布。辽代酿酒业以官酿为主，兼以私人酿酒。辽朝上京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机构“鞠院”，有专门管酒的官吏叫做“鞠院使”，鞠院所酿酒主要提供给契丹皇室人员及高级官吏们饮用，民间酿酒的小作坊，主要满足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们饮用。
在辽代宫廷宴会上，有一种特殊的酒器叫“瓠”，是一种较大型的饮酒器，用特大号葫芦刨开做成。关于这个大“瓠”，还有一段趣闻呢！据说，在辽朝举行的宴会上，客人都热情地让人劝酒，酒器都不一样，其间最大的酒器，就是剖半个大葫芦，葫芦镶着金边用来盛酒，有个使节方偕，每次都能喝上三大葫芦酒，其他北宋的使臣都不能喝上这么多。契丹皇帝特别高兴，至今仍把这种酒杯叫做“方家瓠”，每次宴请使臣就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