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秋瑾，倒也是位单纯、传统的少女，性格温婉、贤淑，生活无忧无虑。她刚嫁到王家头两年，夫妻俩倒还是新婚燕尔，鱼水和谐，人谓“笃伉俪”。再说，王延钧长得可谓“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相貌甚佳，而且还只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年。只是据一些知情人后来回顾，王家颇富资财，王延钧更是“醉心利禄、热中功名”，对信义、情谊之类看得不是很重；而且“好嫖赌，损人利己”，渐渐给秋瑾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再说，婆家的“刻薄、吝啬”，亦与娘家的慷慨、厚道明显不同。这个“铜臭气很浓”的环境，让天性豪爽不拘的她压抑、窒息。尤其王延钧堪称“典型的纨绔子弟”，成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与秋瑾的志向大相径庭、背道而驰。他不但不理解和支持秋瑾，而且还老是斥责她。秋瑾对这个“胸无大志、思想保守、买官鬻爵”的丈夫相当鄙夷，夫妇感情后来便一直很不合睦。所以，秋瑾才在忍无可忍之下，从“不争气的丈夫和失败的婚姻中”毅然挣脱，义无返顾地别离子女，变卖首饰，赴日留学，走上革命的道路。1905年秋瑾赴日后，还在给大哥的书信中指责王延钧的为人“禽兽之不若”；她“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显然秋瑾是不愿意为封建世俗家庭生活所屈，她有信念，她要抗争。但是，由于王延钧的一再反对，他们一直只是属于分居，至死都并未解除夫妻关系。
从以上这段根据后人的回顾和秋瑾本人的讲述而整理的文字来看，似乎他们对王延钧本人和王家的评价太过严重了；但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其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导致的结果，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
却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秋瑾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女性，她的爱国革命之举也值得大家景仰；但是她的光芒却把其夫王廷钧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诚然，秋、王的婚姻是不般配的，可这只是历史的悲剧、婚姻的错位、长辈的迫使。王廷钧也许真是个“凡夫俗子”（根据文首所引秋瑾作于1903年的《满江红》一词），但他又有什么过错呢？在那夫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在一个典型的地方乡绅家庭里，王廷钧竟能委曲求全，事事依着秋瑾，多不容易！秋瑾就义后，他鳏居到三十岁就死了，又带走了多少离恨别愁，殊为可叹！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夫妻追求迥异，分道扬镳，由此造成的悲剧，怪也只能怪旧世的包办婚姻了。
“三人行”和“两地书”——鲁迅与朱安、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鲁迅
鲁迅（1881—1936年），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白话文经典作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首次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官绅家庭。一生发表、出版了大量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日记、书信、论文、学术著作和翻译、编著之作，解放后辑有《鲁迅全集》、《鲁迅选集》等。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尽些年有人要诋毁、打倒鲁迅，却始终难以撼动他崇高的地位，徒留笑话罢了。其他人可能是流星，只有鲁迅才是恒星。
在鲁迅的生命中，前后有两个女人：妻子朱安和爱侣许广平。他和许广平多年来的大量书信，曾被辑录为《两地书》出版。前两年，曾智中著有《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即是反映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
朱安（1878—1947年），鲁迅的原配夫人，亦即他“名义上的妻子”，大他三岁。一位“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的中国传统女性”，是他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1906年6月，鲁迅奉母亲鲁瑞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那年鲁二十五岁、朱二十八岁。婚后不几日，鲁迅便与其弟周作人再赴东京。三年中，夫妻没有通过一封信。因为完全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让鲁迅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两人始终互不了解、理解，没有共同语言。甚至据可靠资料，他俩从未同过房，毫无夫妻之实。朱安简直是鲁迅苦恼一生的来源，直至逝世；而她自己也是苦恼终生，成为悲剧。
在北京住处，有一次房东问朱安：“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朱安淡淡地说：“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朱安一直跟着鲁迅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夫妻之间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仅仅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婚姻关系。朱安平日少言寡语，但炒得一手地道的家乡菜。每当鲁迅有客人，她总是以礼相待，泡茶、弄点心，十分尽力。剩下鲁迅和她时，家里就变得冷冷清清，即使同桌吃饭也不声不响，晚上又是各回各的房里睡觉。提起朱安，鲁迅总是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但朱安对鲁迅却既敬佩又仰慕。鲁迅不跟她说笑，她感到孤独。他们一家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鲁迅与邻家女儿俞氏姐妹很谈得来，还编了套体操教她们练习。朱安很自卑，不敢一块练。但有时鲁迅出去了，她就招呼她俩一起学做体操。那时她四十多岁了，一双小脚站不稳当，弯不下去，跳不起来，既好笑又可怜。原来，她是出于对鲁迅的敬佩和爱慕，想暗暗努力，缩短和他的差距。
1923年10月鲁迅肺结核复发，朱安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鲁迅菜饭不进，朱安就在厨房里把大米泡了，亲自一下一下把米砸碎，天天煮成米汁，还把鱼熬成鱼汤，端给鲁迅喝。后来鲁迅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天天给他做米粥吃；这都见于鲁迅日记，但并不指明是朱安所为。鲁迅这才能在砖塔胡同带病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和朱安结婚以来唯一接触较多的时期。朱安抱着最大希望，想以自己的温存去暖和、感化鲁迅已冰得透凉的心。她怀着无望的爱去服侍鲁迅，使鲁迅一往无前地冲锋陷阵，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有一分贡献的。
鲁迅虽不爱朱安，却十分尊重她的人格，尊重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对她的健康也很关怀。朱安胃病复发，曾被一度怀疑是胃癌，鲁迅送她到医院住院检查，一星期才出院。
朱安做过种种努力，想缩短与鲁迅的距离，但往往适得其反。有一次，鲁迅在吃饭时偶然谈到一种日本菜很好吃。朱安为了奉承，就顺水推舟地说：“是的，这种菜我也吃过，的确很好吃。”其实，鲁迅所说的这种菜只有日本本土才有，中国没有，绍兴更是没有见过。鲁迅听了很反感，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顿饭也没吃好。朱安自作聪明、出力不讨好的言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很使鲁迅反感，因此彼此要说的话也就更少了。
鲁迅和朱安自1906年6月结婚至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整整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对朱安来说却名正言顺。“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这种幻想在她的脑海中一直时沉时浮着。直到她从周作人夫人的口中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已在上海同居的消息，这一切幻想才都落了空。她显得非常痛苦，精神十分疲惫沮丧。
她对别人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这是对爱情绝望的呻吟和抽泣。她伤心地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绍兴人管婆婆叫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事实正是这样，朱安日后的生活一直由鲁迅从上海寄钱供养；鲁迅逝世后则改由许广平给她寄钱。据说周作人也按月给她一些钱，但被朱安拒绝了，因为她知道他们兄弟俩合不来。
朱安孝顺老实，尽心孝敬婆婆，直到老人寿终正寝。对亲手造成这桩不幸的婚事，老人还是自责的。她对人说过：“他俩（鲁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曾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包办了这桩婚姻的老人心里也十分不安。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想去参加他的葬礼，终因婆婆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能前行。她就将西三条胡同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为他守灵。
1947年6月，朱安终于走完了孤寂凄寒的人生之路。她在临终前还苦苦哀求，要把自己的遗体送去上海，与鲁迅合葬。这当然只是一相情愿，但也可以看出她对鲁迅的崇敬、向往之情，或者说是对自己一生婚姻的最后奢望。
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而且，第一个在作品中为朱安留下姓名的，也正是许广平。
许广平（1898—1968年），鲁迅的得力助手和恩爱情侣，中国现代杰出女性。笔名景宋，原籍广东番禺，出生于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许广平也曾被被酩酊大醉的父亲许配给劣绅家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与鲁迅的出身、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大概这也正是他俩相知、恋爱和结合的基础。
1918年，许广平进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辑，曾发表过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思想不断提高。那时鲁迅开始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的中国小说史。她最盼望听他的课，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提问的活泼女生。
1925年3月，许广平开始与鲁迅通信（她是为了就当时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和苦闷而向他请教），那年鲁四十四岁、许二十六岁。许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成为学生运动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许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他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他创办的《莽原》周刊投稿。
1925年6月，许广平与人在鲁迅家吃饭，鲁迅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她的头。自此以后，鲁与许通信的口气有了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10月，许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同是在这个10月，他们真正恋爱了。一天晚上，在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他的床头。许首先握住鲁的手，鲁同时也报许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首先对许说：“你战胜了！”许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接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都比他决断得多。从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
1926年7月，鲁迅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8月，鲁迅经上海转水路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同行南下，到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1月鲁迅致信许，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既是试探她也是向她求援。1927年1月，鲁迅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白的信之后，又致信她，明确表示与她结合的决心。不久鲁迅也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职，许任他的助教。2月，他们一起宴请也到中大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远足、看电影、吃饭，持续十余天。3月，鲁迅因不满中大文学院长傅斯年聘用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4月，广州反动派发动大屠杀，鲁迅愤而辞去中大职务，跟他形影不离的许广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1927年9月，鲁迅、许广平两人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10月抵达，几天后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了二十年之后，鲁迅终于逃出来了。对于他俩来说，这是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介绍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许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多少给他俩的爱情生活投下了阴影。但上海十年的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岁月。
在此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她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他写作。许广平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在到了上海后，她毅然辞去所有工作，担起了相夫教子的职责。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她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此后，她不但一边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在空闲的时候替他查找有关资料、抄写稿件，与他共同校对译著等。他们还忙里偷闲，一起到杭州度过了迟到的蜜月。1929年9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周海婴出世。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高度紧张。有段时间，他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许广平曾多次陪同他外出避难。
1932年12月，他们爱情的另一结晶——通信集《两地书》出版。鲁迅说过：《两地书》始终以“迅师”与“广平兄”相称，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刚开始时，就是那么毫不生疏、不需客气、亲密无间。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1934年12月他在送给许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那几句诗歌（见文首所引），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