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七月，谅祚借口宋朝官吏侮辱夏国使臣，点集军马，伺机攻宋。宋泾原路副总管刘几得知，上报泾原经略使陈述古，请益兵防守。陈述古未予采纳。于是，谅祚乘宋不备，发十万兵马，分别攻秦凤、泾原等州，驱胁归宋之熟户八十余族归夏，杀弓手数千人，掠夺数万人畜而归。由此，又引起宋廷争议不已。先是，夏谅祚遣使吴宗等吊仁宗丧。延州差高宜押伴入京。吴宗出不逊语，高宜折之。夏使诉于朝廷，言伴使辱其国主，诏令赴延州与高宜辨。延州报曰：“失在使人，不在伴使。”遂诏谅祚，戒今后宜精择使人，俾勿生事。司马光、吕诲以为曲在高宜，乞加高宜罪。今谅祚寇泾原，司马光又言：“臣伏见去岁先帝登遐，谅祚遣使致祭。延州差高宜押伴入京，言语轻肆，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自诉于朝。臣当时与吕诲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使其怨怼归国，一国之人皆以为耻。今岁以来，谅祚召亡命，点集军马，窥伺边境，围攻堡寨，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却遣使臣持诏抚谕。彼顺从则侮之，彼傲慢则畏之。若天朝使臣至彼，谅祚稽首服罪，停止侵掠，犹或可赦，若复拒违王命，辞礼骄慢，侵掠无已，未知朝廷将何以待之？”宰相韩琦明知此乃司马光将其军。庆历初，琦曾抚陕西，深知西事措置之难，且与夏军战场较量过，领教过彼之狡黠；当时琦年壮气盛，勇于任事，尚可一试，而今年事已高，不复有制西夏之雄志，况当年仁宗皇帝也不过惠夷帛银屈己了事，方求得安宁。但身为首辅，面对西夏之猖獗，复遭司马光之责难，不能不作应付之举，否则，对上无以塞责，对下难有说词。但是韩琦实在拿不出制夏之策，只好抄袭益兵故策应付。于是，奏道：
“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经制万方而威服四夷，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今之义勇，河北有十五万，河东有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只刺手背，不复刺面，可无惊骇。”诏从之，乃命使往陕西悉籍义勇，凡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者充，总得十五万余人。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二人，岁以十月轮番阅教一月。
闻刺陕西义勇，司马光洞悉此乃政府应付之策，且光为陕人，素以乡梓为重，遂出而反对。奏说当年“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丁，为乡弓手，寻又刺为保捷军，于沿边戍守。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荒芜。今议者但怪陕西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又值边鄙有惊，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何为遽作此有害无益之事？”光捉住韩琦于边备无为之要害，复奏言：“臣前乞陛下留意边备。所谓边备者，非特添屯军马、积贮粮草而已，在于择将帅而修军政。今将帅不才者未闻有所改更，军政颓敝者未闻有所振举，而无故籍耕桑之民，使之执兵，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今刺义勇，朝廷虽云止刺手背，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鉴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加晓谕，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系，嗟怨之声足以动群心。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早赐寝罢。”光连上六言，曰：臣言若其是与，即乞早降指挥，罢刺陕西义勇；若其非与，即乞特赐降黜，别选贤才而代之。朝廷终未听，光自劾求去，亦不许。光步步紧逼，至中书与韩琦辩。韩琦道：“君忧以后刺面充正军，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光道：“虽光亦未免疑也。”琦道：“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道：“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琦怒曰：“君何相轻之甚耶！”此时，朝廷又派使十九人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闻之，奏道：“臣愚以为国家从来患兵不精，不患其不多。天下冗兵愈众，国力愈贫。今籍之兵，已为不少矣，何苦更复广招禁军。臣不知建议之臣曾与不曾与计较今日府库之积，以养今日旧有之兵，果为有余或为不足乎？此盖边鄙之臣，庸愚怯懦，无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给之兵不副所求，他日边事或有阙败，归咎于已。是以不顾国家之匮乏，只知招募，取其虚数。愿陛下速降指挥，应并罢诸路招募禁军。”光此奏言，击中韩琦应付故事之要害，因而韩琦甚为恼怒，但又无如之何。英宗处此，亦左右为难。
这日，英宗御后殿，颍王入侍。上道：“朕召韩绛入对，汝可旁听，以预知朝事。绛故人也，无妨。”移时，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权知开封府韩绛殿外待宣，上宣入。韩绛入拜，上连忙扶起赐坐，道：
“卿故人也，不拘常礼。”并命颍王拜见韩绛。绛连忙挡定道：“岂有屈殿下反拜之礼。”上笑道：“卿尚忆在藩时宴安石之会否，其时顼方十岁。”绛道：“光阴如梭，今王已长成矣，可喜可贺。”上道：“朕有事烦故人解疑。卿当如昔日，尽吐肺腑言，勿以君臣见嫌。”绛道：“皇上素知韩绛口直，不善避讳，惟容绛守为臣之分，以免司马光、吕诲辈滋事。”上道：“为西事二府刺陕西义勇，并在京东西及淮南诸路招募禁军，司马光与韩琦相抗。光言辞激烈，以去相胁，并责朕道：屡献警言，浼渎天听，陛下未尝为之变一政令，改一差除，若臣者可以不言矣。朕何尝拒谏，即如其建言简放宫人，朕已放去数百人，并禁选宫女。再如纳其谏停建皇子位。而司马光似乎必一一纳其言，否则即云拒谏，以去其胁。”绛道：“司马光素称其以忠君、利国、养民为志，其实以此相榜，借以延誉而已。其为政之道，泛言任人、信赏、必罚，此外，说不出道道来。如论西事，屡言择将帅修军政，而如何择将帅修军政？大题下则无文章。司马光不审时势。谅祚入侵者，其势也，其策也，岂是边吏滋事之故。果如光言，何以未酿成契丹之入侵？盖契丹内讧，未暇南向也。再如刺陕西义勇，诏令未出，亦可止之；今已行之，若罢陕西，则河北、河东之义勇亦势必罢之，将必扰动西事、北事之大局，其可乎？因之，光之奏言安可采纳！陛下对光之谏言其善者则纳之，不妥者姑且听之，勿动声色。如以去相胁，若允其去，则更邀直谏、敢谏、死谏之名，反使其奸得售。”上道：“卿言精辟，释朕疑矣。再者，辅臣或以老或以疾或以嫌求退，如允其请，则二府几无人矣。选拔新人尚不易；维持现状，则难有作为。此乃困扰朕食不甘味夜难成眠之大事也，烦卿为朕解困。”绛道：“上不言，绛亦揣知。辅臣多年高有疾，锐气减，怯任事，求保成，难进取，非上有力之手足羽翼也。臣建言待今岁八月王安石服除，即召还京，委以重任，并简拔贤明而有志改易更革者，以新二府。目前，只可维持，不可大动，以防惊扰。韩琦非良首辅也，当年先帝委其西事，安石即云非良帅也，我辈尚不以为然，后果有好水川之败。但当前若无此人，难以震慑朝廷内外，故不准其退，暂留之朝廷，否则，曾公亮难以独领中书。欧阳修虽年老且患目疾，但学识渊博，盛名天下，又系庆历维新老臣，不似韩琦、富弼已趋于守旧，应留位，以督韩琦，为陛下咨谋。张升年已八十，富弼久患足疾，吴奎母老待养，可准三人退。枢密使位，权以文彦博充。彦博虽非良辅，但资深望重，可缓台谏之折，为副使陈旭遮风。如此，中书有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枢密有文彦博、陈旭，尚可维系大局。暂勿动台谏旧人，以免彼等借口逐谏官，动视听。臣尽吐肺腑之言，甘冒斧钺，以污上听。”上道：“诚哉斯言，善哉斯言！卿不负故人之情也。”又道：“二府以下，三司至要，且国力困穷，理财为先。拟委卿任三司使，可乎？”绛道：“如不以臣才疏德薄，姑试之。”
上感慨道：“朕素知卿勇于任事，尤以在朕困竭之时，必不弃朕也。”
对毕，韩绛退出。上谓颖王道：“绛信人也，骨鲠任侠，可托以重任。”
英宗鉴谅祚继正月攻庆州后，三月又攻保安军，遂召欧阳修咨以西事，修对曰：
今日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所为，盖继迁一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耳。
方今甲兵虽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垒粗常完葺，不若往年之隳颓也。士兵、蕃落增添训练，不若往年寡弱之骄军也。大小将校曾经战阵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之绮纨子弟也。一二执政之臣皆当时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敌，此所以败也。方今文臣武将，城垒器械不类往年，而谅祚狂童不及元昊远甚。往年忽思，今幸已先觉，可以早为之备。若其果叛，臣谓可因此雪前耻，收后功。
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不足以自守矣。而五路所谓战兵者，分在廿四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此往年已验之失也。
臣所谓今日可用之谋者，在定出攻之计尔，必用先发制人之术，乃可以取胜也。盖五列兵分地而守，故敌得时出而挠于其间，使我处处为备，常如敌至，师老粮匮，我劳彼逸。
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则我当先为出攻之计，使彼疲于守御，则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为大举，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拒，彼集于东则我出其西，我归彼散，则我复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轮休出入，使其一国之众聚散奔走，无时暂停，则彼无不受其困矣。
伏望陛下宜赫然发愤，以边事切责大臣，早图御备，议定攻守大计。
英宗览之，深以为然，知欧阳修不仅文著，亦有武略。与夏多年交兵，辅臣、主帅中未闻有如此精辟之见解。遂纳其议，决心愤起，早图边备。于是，起复刘几知州，调镇南有功之名将陆铣出镇延；蔡挺经略环庆。以同签枢密院郭逵为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兼判渭州。
正当边事吃紧，英宗图谋西事之际，不料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病逝。原来，英宗即位，群臣并进爵秩，宗室诸王亦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今上生父也，中书以为封赠不可与诸王一例。早在治平元年五月，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上克己，诏服除后议之。今遭生母任氏丧，不得不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孰料此诏降下，宋廷内竟掀起一场骇涛惊浪，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二年五月，议崇奉濮安懿王合行典礼。初，翰林学士王圭等相顾不敢先发，而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圭即以光手稿奏上。其议曰：“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必以尊服服之；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以此观之，为人后者，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故也。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宜高官大国，奉其尊崇；谯国，襄国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
司马光之议，由王圭上奏，因之朝廷将此议视王圭为首。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濮王于今上为父子，而“王圭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圭等又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称伯而不名。”中书据《仪礼》《五服年月敕》为据奏曰：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
又引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王圭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三省、御史台集议，诏从之。及议，台谏扭在一起，与政府对立，皆从圭等议，议论汹汹。上见此，诏暂罢集议，责有司博求典故以闻。
欲罢不能。翰林学士、判太常寺范镇率礼官上言，谓称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乞早从王圭等议。执政责镇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不服，台谏亦各有奏，乞从圭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书道：“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不如是，则纷纷议论，有损神明，不独贻讥于万世，将恐取轻于四夷。”司马光首立其议，复上书道：“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辞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典，蔑弃天下之公议，此众所以怫郁，而未为称惬者也。”并说：“由此观之，忠佞邪正甚易见矣。”
是年八月，夏兵再次掠泾原。诏曰：“谅祚入寇，岂可置大敌于不顾，内争不已乎？暂罢濮议。”十一月，谅祚派兵与宋争德顺军之向家堡，杀宋熟户数千，掠牛羊万计。至十二月，边境始平静。经半年平静之后，吕诲又挑起濮议之复燃。郊祀既毕，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王崇奉之礼，说：“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喻。两制及台谏论列半年，朝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诲前后凡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于是，濮议变为人事攻击。诲劾韩琦：
“今琦自恃勋劳，日益专恣。广布朋党，隳紊法度。朝廷进一官，皆曰琦之亲旧，黜一官，皆曰琦之怨敌。”“乞罢琦炳，黜居外藩。”随之，复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劾欧阳修，曰：“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议，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伏请罢修枢府，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臣等与修岂可俱进？言不及用，愿从窜逐。”后五日，又复奏，且及曾公亮、赵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诲等论列不已，中书亦以？子自辩。
双方论列不休，后事如何，容后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