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堂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得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言之，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荣誉的法典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教育外相菊池男爵问我，我提到过的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中国字怎么翻译。这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把儒教和别的所有宗教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汉语里命名别的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把这种荣誉的信仰称为名教。在孔子的教导中，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理雅各博士翻译为“高人之道”，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字面上来看，道的含义是君子的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在这一国家信仰里，孔子教导说，不但国家，而且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现在你们，你们大家，即便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那些人——我认为，你们大家都知道并且承认人类社会里这种人的荣誉感的重要性。但我不十分肯定你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人的这种荣誉感对维持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谚语“盗亦有道”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的荣誉感，所有社会和文明会立即崩溃无法存在。请允许我来为你们解释为何如此？让我们以社会中的赌博这种琐事为例。除非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都承认并感到自己受制于荣誉感，当某种颜色的纸牌或者色子出现就付钱，否则赌博就不可能进行。商人——除非商人承认并感到受制于荣誉感去履行契约，所有的交易就都不可能进行。可你们会说违背契约的商人会被送到法庭。没错，可是如果没有法庭，会怎样？另外，法庭——法庭怎样才能让食言的商人履行契约？通过暴力。事实上，没有人们的荣誉感，社会只能通过暴力暂时结合在一起。但我认为我能向你揭示，单独暴力不能把社会永远结合在一起。强迫商人去履行契约的警察，使用暴力。可律师，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他怎样让警察履行职责？你知道他不能用暴力做这件事。那么用什么呢？要么用警察的荣誉感，要么用欺骗。
现时代，如今全世界——很遗憾地说也包括中国——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都是通过欺骗让警察履行责任。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他必须履行责任，因为这样对社会有利、对他的国家有利；而对社会有好利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领到薪水，没有这个薪水，他和他的家庭就会饿死。我说，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这些时使用了欺骗。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对国家有利，对警察意味着每周15先令，这仅仅让他和他的家庭免于饥饿，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却意味着每年1到2万镑，好房子、电灯、汽车和所有舒适奢侈的东西，这需要上万的人们的血汗辛劳来供养。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荣誉感——这种荣誉感让赌徒把他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拿出来给赢了他的人，没有这种荣誉感，所有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财富的转移和占有，如同赌桌上金钱的转移，就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约束力。因此，律师、政客、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虽然他们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其实靠的是警察对荣誉的无意识，这不但让他尽职，而且让他尊重财产权，满足于一周15先令的薪水，而律师、政客和共和国总统却有每年两万镑的收入。因此，我说这是欺骗，因为他们要求警察有荣誉感；而他们，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相信并且公然地按照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
你会记得，我说过，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利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的这种欺骗就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似的错误。就是这种欺骗，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滑头教义，自己按照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却装模作样地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这种滑头教义，如同卡莱尔所说，导致了今日社会文明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狂乱、激进主义起义的狂热、复辟专制统治的冷酷、大众的兽性堕落、个人的过度愚昧”。简言之，正是这种欺骗和暴力的组合，滑头教义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暴力和欺骗的组合强奸了人们的道德感，导致了疯狂，这种疯狂使得无政府主义者用炸弹和炸药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
乱臣贼子惧
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人民没有的荣誉感，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我说它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至少不能持久。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警察，依靠他们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才能实现欺骗，会陷入两难的悖论。他被告知他必须为了社会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他，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最少也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别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当警察，比如当一个反警察分子，他能够得到更多报酬来改善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利益。那样的话警察迟早会得出结论，由于政治中没有荣誉感这么一回事情，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报酬，那样也意味着社会利益，他没有理由不去做一个革命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社会就到了末日。孟子说：“孔子写完《春秋》。”在书中他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感，它注定到了末日。当孔子写这本书的时候，“乱臣贼子惧”。
言归正传，我要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即使人类社会里赌博和交易这等琐碎或者无足重轻的事情涉及到的人际关系里面，承认荣誉感也是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在建立了家庭和国家这些最本质的制度的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它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兴起通常都是始于婚姻制度。欧洲的教会宗教让婚姻成为一种圣礼，也就是说，某种神圣的不可违背的东西。欧洲婚姻圣礼的约束力来自教堂，其威信来自上帝。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的，或者说法律的约束力。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是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言之，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中都承认的荣誉感——绅士律法，是婚姻制度的基础。这种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
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一个荣誉法典，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是由君子律法引出这个法典。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时代很久以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孔子时代以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就是所谓的礼——礼仪、品味、礼节的律法。孔子时代之前不久的历史上，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著名的中国法律制定者，一般称为周公（公元前1135年）——他最先确定、整理、制订了君子律法的成文法典，即中国的礼——礼仪、品味、礼貌的律法。周公创造的中国的这部最早的成文绅士法典，就是周礼——周公礼仪的法典。周公的礼法法典可以看作是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或者正如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一样，也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约信仰。正是这旧约信仰——所谓第一个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也叫做周公礼法——第一次给了中国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束力。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通过婚姻圣礼制度，前孔子时代或者中国的旧约信仰时代建立了家庭。它曾经保证了所有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中国，周公的礼法作为前孔子的或者旧约的信仰，可以称为一种家庭信仰，以此区分后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可以说相对于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而言给出了一个新约。换句话说，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如果说家庭信仰，他的时代之前的中国旧约信仰制定了婚姻圣礼，那么孔子，通过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出君子律法的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制定了新的圣礼。孔子制订的新圣礼，不再称为礼——礼法，他叫它名分大义，我已经翻译成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孔子通过制订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来替代以前的家庭信仰，给了中国人一个国家信仰。
孔子，如今在他的国家信仰里教导说，正如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即旧约所订，家庭里的妻子和丈夫受婚姻圣礼，所谓周公之礼、即周公礼法的约束——以维持他们的婚姻契约不被侵犯并且绝对遵守它，因此，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的新约下，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要遵守名分大义——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这个新圣礼保证效忠他们之间的这个契约，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遵守的东西。简言之，这个新圣礼，孔子制定的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是效忠契约的圣礼，正如旧约周公之礼，孔子时代之前制订的周公礼法，是婚姻的圣礼一样。通过这种方法，如我说过，孔子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给所谓的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个新约，并使之成为国家信仰。
国家信仰
换句话说，正如孔子前的时代中国的家庭信仰把婚姻契约变成圣礼，孔子的国家信仰把效忠契约变成圣礼。正如家庭信仰建立的婚姻圣礼让妻子有绝对忠实于他的丈夫的义务，那么名分大义，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法典，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使中国人有绝对忠实于他的皇帝的义务。这样在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的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可以被称为忠诚的圣礼或者忠诚的信仰。你们记得我说过，孔子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君权神授。但与其说孔子教导了君权神授，不如说孔子教导了忠诚的神圣职责。孔子在中国教导的对皇帝的神圣或者绝对的效忠责任产生的约束力，不像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那样，约束力是来自超自然存在也即上帝或者别的神秘的哲学，而是来自君子律法——人的荣誉感，所有国家让妻子效忠于她的丈夫的荣誉感。事实上，孔子教导的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忠实的绝对责任，它的约束力来自类似商人守信履行合同、赌徒遵守规则偿还赌债同样朴素的荣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