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奥地利“分离派”主将克里姆（Klimt，Gustav，1862-1918年），画风融合东、西方的因素，色彩欢快，装饰性强，富象征性，如《女人三个时期》（1905年，罗马国立现代美术画廊），《死亡与生命》（1911年，1915年修正，维也纳Frau Marietta Preleuthner藏），《吻》（1907～1908年，维也纳Ostereichische画廊），亦可归此派风格。
三、高更的书写
如果艺术家有所谓“伟大的荣冠”，那么有两位画家最有资格戴上，就是高更和凡高。一般人同情凡高，而高更给人的印象较缺乏人情味，不能谅解他为艺术而导致家庭离散。高更从布列塔尼到大溪地，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故乡，这种不寻常的行径，如果没有深刻体验到生活本质的人，是难以认同的。
凡高在短短的艺术生涯，拼命的要将自己掏出来，而高更在布列塔尼画《黄色基督》，在大溪地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不断地探索自我的来龙去脉，这种神经症的疯狂行为，不为别的，正在于以自我为祭品作为警讯，传达社会的物化与沉沦。他们均自称自己的艺术生命是彻底失败的，不过，他们在艺术上浓烈的楔而不舍精神，却树立了现代艺术最雄伟、最永恒的标杆。
高更的画有一种文学的、色彩的和原始的情调，而其本质则是孤独、忧郁和哀伤。除了画作外，高更留下可观的文字笔记也都有这样的特质。你绝对无法想像，在他的《Noa Noa》或大溪地书写，那么优美流畅的文字背后，同时他的画作无人问津，他的经济陷入困境，他受着梅毒的侵袭，子女相继夭折。在大溪地的创作与书写，恐怕是他失败生命中惟一可掌握的幸福了。
四、高更对后代的影响
高更这位特异独行的画家，他传奇性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漂泊与流浪、找寻与放逐。他逃离家乡，寻找南太平洋的隐居生活，最后甚至逃离了整个法国的体制。虽然他的生活方式一直遭人非议，尤其是晚年时更是备受瞩目，不过高更毫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不想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对于个人主义的永远支持，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难关。1903年，高更辞世，人们愈发对他感兴趣，不过，却要到很久之后，高更的大师地位才真正地被承认。即使如此，高更为后世带来的影响，仍无法轻易抹灭。
高更的剧烈影响有下列几点：
（一）启蒙了野兽派的大师
1906年，巴黎有一场大型的高更回顾展，对巴黎新一代的年轻画家而言，如马蒂斯（Matisse）、德安（Andre Derain）和杜费（Aoul Dufy）等等。这些狂热的年轻画家，一见到高更的强烈色彩时，内心便深深地被撼动。他们对他用色大胆、非写实的表现和装饰的简洁性甚为欣赏，并被他用色彩去表达意念所吸引，这也印证了高更自己的预言——把下一代从自然主义中解放出来。
1905年，在法国巴黎秋季沙龙上展出的一些画，不论在笔触、造型还是色彩运用上都越出了当时的画风常规，奔放狂野，被一位批评家诙谐地称作为野兽群，野兽派由此得名。他们的领袖人物是马蒂斯，他学习东方绘画、非洲雕刻和工艺品的表现手法，主张用大色块和粗犷的线条构成变形夸张的形象，追求单纯化的装饰效果。现在看他的画是如此热情洋溢，但在当时人们是无法接受如此大胆的作品的，肖像画中人物的脸上居然有不一致的色彩存在，这简直就像是在作弄卫道士的眼睛。而他们又何曾意识到马蒂斯欲重新建立色彩概念的雄心壮志。他在1908年的《画家札记》中写道：“奴隶似的再现自然，对于我是不可能的事，我所梦想的艺术没有令人不安和引人注目的题材，它只是带着平衡、纯洁和肃穆。”（《豪华、宁静与欢乐》1903年）。另外一些重要的野兽主义画家是杜非、德兰和弗拉芒克。
1905年巴黎秋季沙龙展中，一群年轻画家如马蒂斯、鲁奥等人另辟一室展出，批评家看到摆在马蒂斯作品下面某传统派作家的雕刻和马蒂斯的强烈绘画相形之下，说是“被野兽群所包围的杜那铁罗”，“野兽派”（Fauvism）之名乃生。野兽派实际上并没有具备一个运动的形态和理论的体系，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用明亮而强烈的纯粹色，而很少描写阴影。
野兽派的理论
理念：以表现内在感情为目标，吸收东方和非洲艺术的表现手法，开创一种有别于西方古典绘画传统的疏、简的意境，有明显的写意和装饰倾向。
风格：阴影与物体的受光面变成同样强烈的对比色，画面看起来更加明亮，空间也更加压缩了。取消了明暗法，等于否定了实体，注重的是“如何表现”的问题，而不是“表现什么”的问题。完全脱离自然的模仿，注重主观的认识而忽视客观的形体，以发挥狂热的创造力。技巧上喜用红、黄、绿、青四种强烈色彩和强劲的笔触，把对象“单纯化”（显然是受到日本浮世绘和黑人雕刻的影响）。
影响：野兽派是西方20世纪前卫艺术运动中最早的一个派别，虽然个性表现得有些过于大胆，但现代艺术无论那一派都受过它的洗礼，倾向于“纯粹造形”的表现。
代表画家
马蒂斯 （H.Matisse， 1869-1954年），使用强烈的色彩﹑抒情的线条，代表作《 生命的喜悦 》（1905～1906年）《华丽第一号》（1907年）《 妻子肖像 》（1905年，哥本哈根皇家美术馆）等。
鲁奥 （G.Rouault， 1871-1958年），他关心的不是画面的处理，而是心灵寄托的问题，宗教气氛浓，色调源于中古彩绘玻璃画。代表作《 娼妓 》（1906年）、《 基督的脸 》（1933年，巴黎现代美术馆）。
（二） 对艺术史的特殊贡献
高更的自传间接地对艺术有所影响。他多年的异国生活，成为创作中的灵感之一。他把异国情调、“原始”的元素引进风格化与肖像画的范围之中。这个贡献同样地对二十世纪的画家有持久的影响。
（三） 影响日后的那比派
日益兴起的新艺术运动，多少都受了高更的启蒙。
那比派起源于对印象主义的反动，画派具有装饰姓风格，并以带有强烈情感的色彩运用与扭曲线条等技法为特色。
那比派中“那比”二字为诗人卡札利（Cazalis）自希伯来语中所创的名词，意为新艺术的预言者。此画派起于对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的反动，1891年巴黎的朱利安学院成员成立此画会，这些人受到赛鲁西叶的影响而转向如高更（Gauguin）富于表现的色彩运用及富节奏感的造形，并视之如宗教般的启示。其成员每星期在会员家中集会，每月依次举行晚餐会相互讨论艺术，因晚餐好像神圣仪式一般，因此与其说他们是艺术团体，倒不如说他们是接近宗教的团体。
此画派的绘画具有装饰特质，画派风格以带有强烈情感的色彩运用以及扭曲的线条等技法为其共同的兴趣。他们主张艺术无论如何还是要表现人类内在的精神，乃至于理念。诚如那比派的理论家莫里斯·德尼所说：“所谓艺术无论如何还是表现，并且是精神的创造物，自然物不过是艺术的机缘而已”。也就是说，将外界自然当作主题不是为了正确将其再现，而是为了要透过它传达艺术家的理念，亦即艺术代替摹写自然，成为自然的主观变形。
那比派的画家也认为装饰绘画才是真正的绘画，绘画只是为了借着诗歌、梦幻、理念来装饰人类建筑物的平凡壁面的所需才产生的。其特色不只在于他的象征主义的倾向，同时他的许多成员对海报、插画，甚至舞台装置、室内设计都抱有兴趣，由此说明他们的美学基础是画面上的线条，以及色彩构成本身所拥有的自律性，并且各部分都保持相互呼应的造型秩序。
那比派第一次展览于1892年，在经纪人布特维尔的画廊举行，其时该会所有成员都为“作品剧院”工作。1899年在经纪人杜朗·鲁耶的画廊与一部分象征主义画家举行过一次成功的展览后，这些成员便逐渐离散。代表画家有：德尼（Maurice Denis）、波纳尔（Pierre Bonnard）、卢奥勒（K-X. Roussel）、乌依亚尔（Edouard Vuillard）及瑞士的瓦洛东（Felix Vallotton）。土鲁兹·罗特列（Toulouse-Lautrec）也加入该会，而麦约（Maillol）从事雕塑之前也曾是该会成员。音乐家德布西（Debussy）也隶属于这个组织。
（四） 高更的大溪地成为视觉标志
在高更画中那些懒散、梦幻般的南国风景，在西方世界中，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对现实生活逃避的形容。
（五） 高更画作成为颓废艺术的一员
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美术馆举办“颓废”艺术展，高更的作品成为其中之一。这个展览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表明有些艺术和纳粹的艺术格格不入，因为，纳粹只会关注在那些充满战斗力的男女身上。反观高更的画就是截然不同。他的画，尤其是大溪地时期，描绘的尽是梦幻的南国风光，及大溪地本地的土著与他们悠闲的生活。可想而知，他的画为什么会入选……
其实，高更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动，就是他的作品。从他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们不确定是否真正存在的世界。不过高更的一笔一画一描，却明白地证实了我们心中的通想。当年，高更决定前往大溪地，并没有几个人赞同，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但高更还是毅然地前去，因为在当时，离开欧洲、离开法国对他而言是迫切的，再加上原始艺术、南洋天堂对他的诱惑，使得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都无法阻止他的前行。也许，就是因为高更的狂气，使得他得以亲见别人书中所见的大溪地；亲身体验人情及大溪地独特的芬芳之气。或者我们可以说，高更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不顾一切、凭着一股狂傲、仗势自己的艺术天分，就只身前往大溪地的勇气吧。
五、高更在艺术中的地位和影响
高更在现代艺术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对于绘画本质的信念，他把绘画的本质看成是某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当成记忆中经验的一种“综合”，而不是印象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直接的知觉经验中的东西。他不断地运用绘画和音乐的类似性，把色彩的和谐、色彩和线条当成抽象表现的形式。比起大多数同辈艺术家来，他的探索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东方、古典前以及原始艺术的影响。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现代原始主义的根源，发现他向往获得一种表达方式，以抛弃西方传统的习惯势力，回到史前人类和野人的真理中去，从而达到真理。
在表现马提尼岛的风景里，那强烈的色彩已经超出了描绘性色彩的正常体现的范围，热带岛屿对他的吸引是显而易见的。他于1888年返回阿望桥时，画的《布道后的幻象》这幅画体现了这种态度。这是一幅惊人的作品，由红、蓝、黑和白色组合而成的一幅图案。弯曲起伏的线条，产生了拜占廷镶嵌画似的效果，表现了布雷顿农民的宗教幻想。这是综合主义新信念的文献，它影响了纳比派和野兽派这样比较年轻的派别思想。也许他最大的独创，就是在主角们进行搏斗的占优势的红色色场中对于色彩的任意使用。这幅画是第一个完整的色彩声明，把色彩本身当成表现目的而不是对自然界的某种描写。就此而论，他标志了西方艺术史中的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而且，就绘画手段的抽象表现而言，高更把空间压缩到使背景中占优势的红色夺目、跳跃，超出了前景中几个紧靠着的农民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