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往成功的道路
1813年5月22日理查德·瓦格纳出生在莱比锡的一个爱好艺术的警官家里。出生后不到半年父亲就去世。第二年夏天母亲就改嫁给一位多才多艺的戏剧演员路德维希·盖雅尔，全家迁往德累斯顿。瓦格纳的继父在德累斯顿的一家剧院中工作。幼年时期，瓦格纳可以自由出入剧院，并经常陶醉在戏剧舞台之中。天长日久，在这位未来戏剧家的幼小心灵中渐渐地点燃了戏剧创作的火种。当瓦格纳14岁的时候，竟然写出了一部长达五幕的大悲剧《莱巴尔德与阿德莱达》。这部戏剧虽然明显地带有莎士比亚悲剧的印记，但作为一部少年习作，的确令人惊叹。瓦格纳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并不太早，11岁才开始学钢琴。由于听了威柏亲自指挥的歌剧《自由射手》又使他对音乐的兴趣由钢琴转向歌剧。使瓦格纳立志走上音乐道路的真正动力还是贝多芬的音乐。1828年，在莱比锡布商公所的音乐会中，瓦格纳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的作品。充满热力而又富有进取精神的音乐使瓦格纳大为震惊，他第一次感到音乐的伟大，感到音乐中所蕴含的无穷的力量。1829年，瓦格纳在莱比锡剧院观看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史诗般宏伟的音乐使他再也无法摆脱这门艺术的吸引力。瓦格纳立志作曲，并以贝多芬为指路明灯，开始踏上探求音乐艺术的征途。
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瓦格纳于1831年随托玛斯教堂的音乐家梯沃多·魏利格学习和声、对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促使他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掌握了这些理论，并且用之于实践。1832年，瓦格纳创作了《C大调交响曲》，由于这部作品在莱比锡上演获得成功，使瓦格纳在音乐界的地位有所改善。紧接而来的机遇，又使他在音乐的道路上出现新的转变。1833年，瓦格纳应威尔茨堡剧院的邀请，担任了该剧院的合唱指挥。不久又先后在柯尼堡和里加歌剧院担任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各种各样的歌剧作品，并通过演出实践，逐渐地摸索到歌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当时流行的不同流派歌剧的艺术风格。歌剧院的工作，使瓦格纳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不但提高了指挥能力，而且在歌剧创作上也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在此期间他写了两部歌剧：《女奴》和《恋禁》。尽管这两部作品还比较幼稚，但它们却打开了瓦格纳毕生从事的歌剧创作的大门。在柯尼堡剧院工作期间，瓦格纳与女歌剧家米娜·普兰纳结成夫妻。
1839年瓦格纳来到巴黎。巴黎是当时欧洲文化的中心之一，瓦格纳久已仰慕这块土地。并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艺术才能。但事与愿违，他完全被人材济济的“海洋”所湮没了。瓦格纳没有获得上演自己作品的权利，只能以抄谱来糊口求生。在巴黎的三年，是瓦格纳一生中最贫困的时期。他曾因鞋底破洞，买不起新鞋而无法外出。他甚至连最便宜的剃刀也买不起，并常常饥肠辘辘。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涯》中，瓦格纳曾写过下面一段令人伤心的回忆：“有一天，我走到贫乏的尖端。由于真的身无分文，很早我就奔出屋子，一直步行到巴黎，因为我根本没有钱可以买票坐车。我一直盼望着，即使能弄到五个法郎也是好的。于是我整天在巴黎街头游荡着，直到黄昏。最后我的使命还是落空，不能不照原来那样，再步行回到缪顿。”
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挫败瓦格纳的创作决心。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完了两部歌剧，一部序曲和数首歌曲。
他广泛结交社会上的文化名流，以此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作曲家李斯特、柏辽兹和诗人海涅都是瓦格纳经常往来的好友。
1842年初，德累斯顿歌剧院准备排演瓦格纳在巴黎完成的歌剧《黎恩济》，于是，瓦格纳启程回国，投入了这项工作。同年4月，《黎恩济》在德累斯顿剧院首演获得空前成功。瓦格纳一举成名，这使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黎恩济》的成功引起了德累斯顿剧院对瓦格纳的兴趣，他的另外两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与《唐豪赛》也相继在该剧院上演。在此期间，瓦格纳还被任命为德累斯顿剧院的指挥。
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势十分高涨，瓦格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革命。他在《人民报》上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文章，把革命描写为伟大的女神：“她乘着翅膀奔驰着，高高地昂着那被闪照着的头，右手持剑，左手持火炬，目光阴黯、冷淡而带怒气，但是对于那些敢于正视这黯淡的目光的人，她却发射出最纯洁的爱的光芒。”瓦格纳不但慷慨陈词，以笔墨投入革命，而且投身到战斗第一线。他参加了1849年5月发生在德累斯顿的一场街巷防御战。当时，炮火连天，形势十分危急。瓦格纳不顾生命安危，和战土们一起反击政府的军队。战斗期间，瓦格纳还冒着枪林弹雨在墙上和篱笆上张贴革命传单，并且还在克雷斯托夫塔上坚守了两昼夜。结果，革命遭到了镇压，瓦格纳也遭到了追捕。德累斯顿的街巷上到处可以看到逮捕瓦格纳的通辑令：“本地皇家司乐官理查德·瓦格纳，因参加本地发生的暴动，应受法律审判，但至今尚未得获。特提请一切警察机关注意上述情节并请如在贵区所辖的地区找到瓦格纳本人，立即予以逮埔并通知我处。”
这样，瓦格纳不得不逃离德累斯顿。在魏玛，经李斯特的帮助，他获得了一份假造的护照，离开德国国境，逃往瑞士苏黎世。
（二）流亡中的沧桑
1849年秋天，瓦格纳来到苏黎世，从此，开始了12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资，靠朋友的资助和少量的其他收入来维持生活。但瓦格纳生性好挥霍，因此，到瑞士不到5年，他就背上了1万法朗的巨债。不久，瓦格纳应伦敦爱乐协会的邀请，到伦敦指挥演出了8场音乐会，但收入非常微薄。这对负债累累的瓦格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愤怒地把伦敦比作一座“地狱”。在国外最初的几年中，瓦格纳不但清贫困苦，而且病魔缠身。1852年至1855年间，他先后染上疟疾和丹毒。这两次大病严重地摧残了瓦格纳的身体，他在给朋友乌利希的信中说病痛使他难以忍受，几乎把他毁了。
在瑞士的最初几年中，瓦格纳的生活道路虽然十分艰苦，但他也得到了一些幸运。在苏黎世，他一方面从事理论写作和作曲，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将大部分的精力灌注在指挥事业上。他积极参与“大众音乐协会”的演出活动，除了指挥以外，还为贝多芬的作品和他自己的歌剧序曲写一些启蒙性的解说。瓦格钢由于广泛地参加音乐会活动而吸引了一大批他的崇拜者，他们给瓦格纳以经济上和舆论上的各种支持。在这些人中，有一对实业家夫妇成了瓦格纳在瑞士期间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就是奥图·成森水克伽他的夫人玛蒂德·威森东克。
1852年2月，瓦格纳在“大众音乐协会”组织的音乐会上指挥了贝多芬的作品，当时在场的威森东克夫妇听了瓦格纳指挥的作品后深受感动。他们醉心于瓦格纳的指挥艺术，通过一位德国逃亡律师认识了瓦格纳。奥图·威森东克是一位经营丝绸生意的大富翁，同时，他也是一位真正理解艺术、富有理性的人物。为了帮助瓦格纳解脱当时的经济困境，财力雄厚的奥图·威森东克给了瓦格纳7000法朗的贷款，并在其他方面给予他许多无私的援助。1853年初，瓦格纳主办了为期三天的“苏黎世音乐节”，其中大半费用都由奥图负担。在生活上，奥图屡次支付瓦格纳休假旅行的费用，这使他能够在流亡期间开阔眼界。奥图不但在金钱上支援瓦格纳，而且几年后还买了一栋建在自家隔邻的房子供瓦格纳居住。1857年春天，当瓦格纳搬进这栋新居后，立刻写信给李斯特，讲述新生活环境给他带来的喜悦。他写道：“工作桌放置在一个大的窗子前面，外面可以看到湖水和阿尔卑斯山，真是太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