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淤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主动地把河堤扒开一个口子，河水流出的时候，顺带着淤积的泥沙也出来了，如此一来，类似当时天津塘沽那样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就会一跃而变成东北平原上肥沃的黑土地。当然，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扒开的，得做好调研，经过充分的研究与论证才行。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经说道：“神宗熙宁年间，开始行淤田之法。《史记》上说，‘泾水中一斗水下面还有好几倍的淤泥，这样既能做肥料也能灌溉，如果能利用起来，是可以产很多粮食的。’现在王安石运用的淤田法，就是把淤泥利用起来了。”可见，沈括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
淤田到底有多肥，借《宋史》的资料，我们来简单比较一下，滹沱河“南董村田亩旧直三两千，收谷五七斗。自灌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石”，就是说，在淤灌之前，亩产5到7斗，淤灌之后，亩产达到了2到3石，也就是20到30斗，这样的效果不可谓不明显。面对如此的变化，枢密院却跟没看见似的，还嘲笑王安石只是在做小孩过家家的游戏，说淤田的泥“其薄如饼”，王安石听说后，笑了笑说：“的确有些地方是很薄，过两年可以接着淤嘛！”
当时淤好的田，或者官府雇人耕种，或者拍卖给农民，根据田地的好坏，价格也不一样，为了鼓励大家，当年的税收给以免除，从第二年再开始交税。
宦官，虽然一直以来被大家归为第三种性别，但这并不影响人家的智力发育。这时，就有个宦官叫程昉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水利专家，他在河北地区引滹沱河的河水淤田，“淤却4000余顷好田”，也就是40万亩。他还修治漳河和洺河，引水淤田达2400余顷，计有20万4000亩。王安石对他非常器重，并没有因为他是宦官而瞧不起他，一次，他还在皇帝面前夸奖程昉，他说：“程昉在河北干得很好，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自秦朝以来，在水利方面的功劳还没有能出其右者。”
据文献通考记载，在熙宁（神宗年号，1068—1077年）时期，全国各地已开垦的田地数额为462万余顷，合计为4亿6200万亩，国土资源部最新的统计结果，截至2006年10月31日，我国的可耕地面积为18亿2700亩。
当然，不管我说破了嘴皮，保守派们也是不闻不问的，他们只顾着怎样来反对，苏氏家庙苏轼在农田水利法实施不久，曾对神宗说：“天下承平已久，地上所生之物产，现在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不可能再有多少增值。以前的古陂废堰，多是被附近的人耕种着，时间一长，已相当于他自己的产业了，现在要清理兴复，类似这样的情况，肯定全部要被追缴回来。如此，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农田水利法绝非什么好政策。法令中允许人们随便提意见，有些心怀叵测的人就会趁此机会，公报私仇，打官司的人肯定会增加很多。朝廷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不知为何，现在却无端地搞出这些事来，何苦来哉！”苏轼说来说去，落脚点还是在于不想做事，他最后一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朝廷没什么事，我们也就乐得清净，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喝喝茶，吹吹牛聊聊天，就能轻轻松松地下班。现在可就不行了，当个官比做老百姓还累！其实他并非不知道开垦良田的好处，只是不想做事抑或是针对王安石，看他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斥卤：盐碱地）就知道了。
邓广铭先生也说苏轼与司马光的论调“全都是一直无知的鄙陋之见”，“苏轼只是运用他的生花妙笔来进行冷嘲热讽，而不肯对这一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问题作严肃认真的考虑探索”，他们是为了攻击而攻击，并“不管农田水利法在推行过程中有了多少收益”，只知道“加以挑剔”。在笔者看来，邓广铭先生如此严谨的学者，也这样说，足以说明当时保守派们纯粹属于没事找抽型。王安石故居：王安石与苏轼除了淤田之外，王安石对于黄河的治理也是值得一提的。
黄河那时是真正的河，不像现在这样在很多地段都已只是空有其名。可五代十国时期，大家都忙着夺权，也没人有闲心去管黄河。因年久失修，到北宋建国之后，黄河就经常开始发脾气了，不是今天这里决了个口子，就是明天那里又淹了几个村庄。到仁宗后期，黄河开始改道，并分成了两股：北流和东流，其中北流所走路径是比较绕的。改道之后，还是经常决口或溢堤，有些地段，黄河已经变成了“地上河”（河床高出地面）。
北宋政府一直以来，对于黄河都是采取打补丁的办法，没人考虑根治。即使是打补丁，也有人反对，怕“聚大众，兴大役”而致使民众聚众谋反。欧阳修还说“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开河即治理黄河），他认为，治不治理，结果都一样，反正淹不到他们家。
自黄河改道后，朝廷就存在“回流”的争议，即是否把黄河水回到东流上，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自然反对的理由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王安石认识到，黄河之所以经常决口，是因为泥沙淤积，河床过高所致，加固河堤只是权宜之策，疏浚泥沙才是关键，必须设法使得“水由地中行”才可以。
王安石顶着众多的舆论压力，开始致力于治理黄河。1073年4月，设置了“疏浚黄河司”，专门负责黄河的治理工作。农具——耙，浚川杷的工作原理与形状与此类似找准了疏浚泥沙的方向，还得需要设备才行。那时还不是机械化时代，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同志们就开动脑筋想。有个叫李公义的脑袋瓜比较好使，设计了一种工具，叫“铁龙爪”，先制作几个铁爪，再用绳子系在船尾，铁爪会沉入水中，派几个大力士快速划船，顺水而下，反复数次，“水已深数尺”。
当然，这个铁龙爪是不够完善，大伙儿继续开动脑筋，进行改进，又研制出了“浚川杷”。用长达8尺（宋代1尺比现在稍微短点，为31．2厘米）的木头，嵌入2尺长的铁齿，形状像如今仍在使用的农具杷，只是小了好几号。然后在上面压上石头，木头两旁系上粗大的绳子，绑在相距80步的两条船上，“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如此反复。
这个工具一出来，就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山西介休文彦博塑像一天他们聊天时说起浚川杷，文彦博很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切！小孩儿玩的把戏，居然弄来疏浚黄河，真是不自量力。”
司马光对此深为赞同，说：“浚川杷根本就没有用，你看，要是河水深的时候用吧，杷就探不到底，都碰不到泥沙，来回多少趟不也白瞎嘛；要是河水浅的话，那杷齿都陷到泥沙里头了，再大的大力士也无可奈何，又如何疏浚泥沙？”
估计司马光小时候光知道砸缸，没从井里打过水，不知道上轱辘上的绳子长度是可以控制的。
浚川杷还是投入了使用，在大规模地使用之前，王安石还特地在大名府的一段河水上试验了一下，看看效果如何。结果不仅把漫散的河水导入故道，而且“退滩内所出民田数万顷，尽成膏腴”。可是文彦博是不关心有没有效果的，他只知道反对，他说：“疏浚的河流，泥沙都在河底，疏浚后到底有没有效果，河道是否加深，也没有办法验证。而且，河水浩大，桔槔有岂能是小小的杷所能疏浚的？夏天涨水，秋天干涸，这是规律。‘河水涨落，不由杷之疏浚，虽河滨至愚之人，皆知浚川杷无益于事。’”
说实话，治理黄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浚川杷也不可能就把黄河的水患根治。而且泥沙淤积的原因在于中游的水土流失，仅疏浚泥沙也是不够的。可治理黄河的问题，就是到了现在，也仍然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古代衙门但王安石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他还重视机械的力量，而这在当时是被人们视为“奇技淫巧”的。事情困难并不可怕，只要不断地思考与实践，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王安石在面对黄河水患时，不是选择无为，而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事情做了可能失败，但不做就一定不会成功。人类也正是在一步步的探索中前进的。
王安石在早年曾写过一首《赐也》的诗，可见其心志。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这首诗是有故事的，源出《庄子·天地》，说的是孔子的徒弟端木赐（子贡），有一天路过汉阴时，看到一个老人竟然在井旁挖了个隧道，抱着瓮下去取水浇灌菜园，费了半天劲，也没浇多少水。当时已经普遍使用桔槔（利用杠杆原理的汲水工具，非常省力）了，所以子贡就很纳闷，问老人为什么这样做。老人回答说，使用机巧工具，人也会生出取巧之心，破坏人的纯真本性，所以他不使用。子贡听完，觉得非常有理，对老人十分佩服。
王安石在诗中指责了汉阴老人和子贡排斥机械的态度，也反映出他本人对于进步的生产工具的看法。
9．免役法——不夺农时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国家和政府的杂务，全是以差役法的形式来完成。所谓差役法，说白了，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让老百姓充当免费的劳动力。主要要干的杂务有运送官物、看管仓库、送信收税、挑土抓贼等等，不胜枚举。
在这些杂务里面，有两种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头疼的，因为不仅要出力，很有可能还得出钱，而且搞不好就是倾家荡产。替衙门看管仓库，若是一个眼神疏忽，东西丢了，是要照价赔偿的。催缴税款时，要是遇到了又牛气又蛮横的钉子户，惹又惹不起，打又打不过，就只能忍气吞声，另外代交垫付。
古代交通不方便，轮上偏远之地，要给京城送点贡品什么的，就是一路小心翼翼，将东西平安送到，难免还是会被刁难指责，往往迟迟交不了差，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时光就在这弹指一挥间，早已过去了两三年，一看院子里，已经多了一个光着屁股满地跑的儿子，也不好说是不是自己的。
北宋政府为了分配差役，将民户分为了九等，宁波王安石公园规定下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依照家产多少来分摊。只是这些个规定在执行之时难免有所偏差，有权有势的都有免役特权，在衙门里能挂个一官半职的也能免役，读书读得好能考取功名的人、出家人、女户、单丁户通通免役，城市居民和商人也免役，这样一运用排除法，各种差役就落在了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身上了。
农民一旦被轮差，若是到衙前当差，需要抽走3个男丁，自家的农活，就没人照看，兀自荒废了，这样肯定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民为了规避差役，往往采取消极的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农民们没有了种好庄稼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对于一个农业大国，将意味着什么？
这些弊病，人们并不是没有看到。熙宁元年，吴充曾上书说：农民为了降低户等，不敢多耕土地；怕人丁超额，而人为地出现骨肉分离。近年来，上等户渐渐减少，下等户逐渐增多。没办法生活下去，就转而经商，实在不得已，就只能落草为宼了。
欧阳修也说：现在天下的天地，荒废者多矣。我仅举临近的例子，就能管中窥豹。自京城往西，被弃耕的土地不计其数。并不是因为土地贫瘠才被弃耕的，而是农民不敢勤于农务，还有些土地的主人为了逃避繁重的差役，忍痛背井离乡。欧阳修塑像在北宋当时的差役制度下，一旦成为富民，就必须承担差役，也就意味着几代人辛苦积累起来的家庭财产，很可能付诸东流，个人辛苦的努力将成为无用功。西方经济学最为根本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实，只要是个正常的人，都会做出如下的选择：与其白做功，不如不做功。甚至为了避役，出现弃富求贫的现象，而且还不是一两个。
司马光此时也是对差役法深以为弊的，他说：差役法实施以来，人们越来越穷了，并且不敢劳动致富。“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我曾经在村落间寻访，看到农民农具匮乏，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添置。他们都说“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乡邻们都会将自己视为富民，从而被选去充当衙前役。更何况是增种田地、修葺屋舍呢？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此时也是反对差役法的，并且提出了他革除弊病的想法：农民除了租税外不要再向他们摊派差役，衙前役可以出钱雇人来做，如果人手不够，可以让城镇里的上等户来补缺。这些城里人，做起护送货物、主管仓库的事情，往往不用费什么劲，而农民们做这些事情，却常常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敏捷灵巧，一个愚昧驽钝的缘故。宁波东钱湖的半山亭抛却司马光对农民的歧视不论，只看他的解决办法，竟是和王安石所实行的免役法是不谋而合的。只是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之后，他又掉转枪头，死磕王安石。
其实在王安石实行免役法之前，已经有些地方官吏根据实际情况，试行了一些改革办法。如越州通判张诜，看到当地民户“患苦衙前役”，就让他们出钱，然后拿钱来雇人当差。民“皆以为便”。
从熙宁二年（1069年）冬天开始，后来又经过反复修订，免役法终于出台。
这个免役法，其实说起来也不复杂。就是将民按财产分为五等，四等以上户，按等级交钱，交完钱就不用义务劳动了，这些收上来的钱，就用来充当雇佣的酬劳。这个所交的钱，便称为“免役钱”。
如果是官宦人家、出家人、单丁户、女户，或者男丁都未成年的，以及在差役法实施前没有差役负担的，也要划分等级，缴纳“助役钱”，这助役钱是免役钱的一半。
每个州县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列出计划表，看需要多少钱，就按等第来收取。当然，也不是丁卯合缝，要按需求的120％来收钱，这多收的20％，称为“免役宽剩钱”，主要是作为储备金，一旦碰上灾荒之年，就不用向民户收取免役钱，而由这部分储备金来救急。
新法制定后，为了稳妥起见，先试行，待“民无异词”，取得一定成效后，才向全国推广。
从免役法的规定和执行情况来看，至少起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解除了农民的疾苦，可以让他们安心务农，鼓励大家发财致富奔小康，即“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农民得到了自由，一心一意搞好农业生产，不免出现剩余农产品，这样就促进商品的流通，活跃了商品经济。
第二，抑制兼并。因为之前实行差役法之时，官宦之家是免役的，而现在需要缴纳助役钱，虽然钱数只是免役钱的一半。对于为何只收取一半，王安石说这是为了缓解矛盾的权宜之计，如果让他们交足额的钱，“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城镇上等户也会纠结起来，蓄意生事，那肯定会对政策的施行造成莫大的干扰。苏轼画像事实证明，王安石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反对派们早已磨刀霍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