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中共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南京讨伐派发出讨伐令，开始进攻和轰炸西安之后。此时，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寄望予以支持的山西阎锡山公开的表态首鼠两端；华北实力派宋哲元处也对事变不表认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反对派冯玉祥等，也一时指望不上。而苏联方面为洗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骂张杨最为起劲。惟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绥远的傅作义敢于仗义执言，但最终没能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张杨的内部面对事变也在分化，并发生了东北军驻洛阳炮8旅旅长黄永安、17路军第7军军长兼42师师长冯钦哉等两起投蒋事件，致使陇海线上防御“中央军”西进的咽喉要地潼关被中央军占领。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在致国内的电报中，这样描述西安当时所处的被动局面：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33）面对舆论上的不利局面，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多种措施宣传他们的抗日主张及和平愿望。
12月13日下午，张学良向原西北总部全体职员训话，解释“兵谏”的原委，阐述救国主张。张学良说：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地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12月12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街，现在我再简单地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地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的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更不能对他所说我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的、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其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其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像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同，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采取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7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已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民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办法来阻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章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到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的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静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做，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察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军事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听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策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对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34）12月15日晚，杨虎城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再次宣传“兵谏”的意义。兹照录原文如下：
各位听众，各位同胞：
国难日亟，自12月12日张副司令与虎城应西北各界救亡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意义，已于文日（12日）通电及昨日（14日）张副司令广播词中，很诚恳地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今晚虎城特再着重来向大家报告一下。
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攘外安内”。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攘外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
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副司令就很诚恳的诤谏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能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请愿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现在他这样错误的政策，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集，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也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条抗日战线来！“12·12”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族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昨天张副司令已经在广播上向全国同胞说明了，现在此间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的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我们的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这个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南京国民政府对我们这次的行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的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35）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张、杨找来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外国友人，用英语进行对外广播。贝特兰在他所著的FirstActinChina一书中，描写了这段情况：
西安的外国人只有史沫特莱和我有英文报纸可看，却往往是一星期前的旧报……报上某些关于西安情形的消息，简直令人吃惊，完全是虚构的新闻（为了帮助人们澄清事实，西安方面增加了对外广播，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应邀参加到英语广播的行列——引者注）。
但XGOB电台（注：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德、俄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36）12月19日，张学良利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之机，进一步公布事变真相，阐述西安方面的救国主张。张学良说：
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民的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受尽国人的责备，我没有回避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抗战……但我们渴望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国军迄未移动一步去实现抗日，但它为要进攻我的动员却像飞风一般的快，当敌人正在我们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切望着委员长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权力被人剥夺……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害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的晚上电请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施……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派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
然而，他还在等待着，他在这里受人尊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端纳先生陪他住在一所新式房子里，没有谁去搅扰他。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正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讲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37）为了增加宣传的说服力和真实性，张、杨还说服被扣的南京军统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说明真相。曾扩情在广播中说：
此次事变之原因，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在通电中已说过了，通电中所言实情，确实如此。总而言之，此次事变完全由于政治主张之不同，而不是对人的问题。希望南京方面要根据事实和理智，不必谩骂。本人对于此次事变，身历其境，深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真意所在。为大家团结一致，救亡图存。此一问题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如果爆发内战，不仅委员长个人不幸，国家亦必因而大乱，人民亦必因而涂炭，并且若用武力，则日本的压迫则必更甚。所以，此次事变决不是谩骂和武力所可解决的，必须大家共同商议办法，则国家的问题，才可以解决。
西安方面的正面宣传，对于促使人们了解真相起到了一定作用。左翼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
12月1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东北民众救亡会、西京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教职员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联合发表通电，支持张、杨，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局。
同一天，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3000万东北同胞提出：“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
北方人民救亡大同盟17日散发《对于西安事变的基本认识》的传单，分析酿成西安事变的远因和近因，批驳当时对张、杨的各种攻击和诬蔑，最后提出六项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