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秦国军事舞台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不仅有王翦、王贲父子，而且有蒙氏家族。蒙氏家族包括蒙骜、蒙武、蒙恬祖孙三代，其中蒙恬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和直道，对于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蒙恬（公元前？～前210年），出身于将帅世家，其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到达秦国，官至上卿，其后多次担任秦军统帅，进攻韩、赵、魏国，攻取上百座城邑，使秦国增设了三川郡、太原郡和东郡。父亲蒙武，曾是王翦的副将，参加攻灭楚国的战争，攻克楚都，俘虏楚王，同样建立了功勋。蒙恬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深受祖父、父亲的影响，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成为一位将帅级的英雄人物。
事实上，蒙恬最早从事的职业是狱吏。他年轻时十分好学，精通刑法，并且写得一手好字。相传，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毛笔，就是蒙恬发明的。这一发明，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书法艺术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家庭的熏陶，时势的需要，促使蒙恬改行从军，而且很快显露出了才华。他和李信等人一起，成了秦国军界少壮派的杰出代表。公元前224年，秦国攻楚，李信和蒙恬同为秦军的统帅。在这次战争中，李信骄傲轻敌，导致了秦军的失败。秦王嬴政不得不礼请老将王翦出马，这才最终攻灭了楚国。随后，蒙恬改在王贲部下效力，参与扫荡了燕国的残余势力。公元前221年，王贲和蒙恬挥师南下，进攻齐国。齐国政治黑暗，武备松弛。秦军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一举攻克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灭亡。
灭齐战争，是秦王嬴政攻灭六国的最后一仗。当年，嬴政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迅速建立封建的国家体制，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但是，考虑到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的战略地位，决定不设郡而设内史，任命亲信大臣予以管理。内史的行政首长也叫内史。秦朝首位内史不是文官，而是由武将蒙恬出任的。据此可知，蒙恬在秦始皇的心目中，忠诚可信，足以胜任任何最重要的职务。
中国统一了，中原地区战事平息，但北部边疆仍不安宁，主要是匈奴时时入侵，严重威胁着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匈奴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史籍中称“戎”、“狄”，亦称“胡”。早在商朝和周朝，匈奴人便与华夏人开始了密切的交往。春秋时期，匈奴人广泛分布于西起关中，东至伊洛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粗犷豪放，剽悍善战。战国时，主要活动于秦、赵、燕国以北地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方士进献迷信图书，其中有句话叫“********也”。秦始皇以为“胡”就是匈奴，所以命蒙恬统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及早解决所谓的“胡患”问题。
蒙恬兵出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对盘踞在这一地区的匈奴实施重击，收复了河南之地。这里的“河南”，指黄河河曲以南地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河套地区。蒙恬继续东进北上，扩大战果，进军至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大大拓展了秦朝的版图。秦朝随即在新收复的地区设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下辖四十四个县，实行行政管理。新建各县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中央政府通过发配罪犯和动员移民的措施，先后将三四万户人家迁徙至那里居住，屯田开垦，发展农牧业生产。蒙恬则在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一带，设置城堡，建造工事，防止匈奴南侵。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内地迁徙的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使那里很快成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而被称为“新秦”。由此可以看出，蒙恬北击匈奴，对于秦朝巩固北部边防，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命令蒙恬带领军队和移民修筑长城。其实，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赵、燕、秦国就先后修筑过长城，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蒙恬奉命，将原先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这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难以计算。蒙恬连接后的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沿黄河，经蒙古草原，傍阴山山系，因地形而起伏，随山水而转折，扼险要，阻关隘，绵延万余里，巍峨雄壮，气象万千，号称万里长城。
修筑长城，目的在于军事。试想，当北方游牧民族以铁骑利刀，直接威胁和肆意践踏中原腹地时，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除了奋起抵抗，将敌人拒之于国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长城在当时是一道防御屏障，即使在后世也具有深远意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除了不断战争外，更有许多互相扶助，通商通好，以及文明融合的时候。往小里说，由于长城的存在，中原文明得以很快成熟起来，并由此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文明的发展。往大里说，由于长城的存在，中国的古代文明才得以日臻完善，从而形成足以与外来文明交流和碰撞的力量，而且这一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可惜限于种种原因，这一力量无法向外发展，而是在自身内部消耗掉了。
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也是中国古代文明成长的保障。它，永远是中华民族团结、力量的伟大象征。修筑长城的决策者是秦始皇，实施者是蒙恬，他们的功绩，世人会永远铭记。
就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秦始皇还命蒙恬主持修建一条道路，从甘泉宫直达九原郡。这条道路“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平均宽二十米，当时称为“直道”。实际上，这是一条军事大道和战略大道，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于边地的统治，同时，北方匈奴一旦入侵，秦军便可通过它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直达前线。蒙恬主持修建了直道，无疑是为秦朝的集权统治又立了新功。
其后，蒙恬驻守上郡，威震匈奴。蒙恬弟弟蒙毅在朝中任职，官至上卿，深得秦始皇宠信，出则参乘，入则御前。史籍记载蒙氏兄弟说：“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公元前213和212年，发生了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长子扶苏反对父皇的残暴做法，秦始皇因而大怒，将扶苏发配到蒙恬军中任监军。这期间，蒙恬和扶苏的关系相当亲密，从而引起了宦官中车府令赵高的忌恨。接着而来的，便是蒙恬以及蒙氏家族遭受种种不幸。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行中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死前召见丞相李斯和赵高，嘱为玺书，赐予扶苏，命其速回咸阳，主持葬礼。不言而喻，这等于是命扶苏继承皇位。可是，赵高用心险恶，唆使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软硬兼施说服李斯，组成一个谋逆集团，焚毁秦始皇的遗诏，另外伪造两份诏书：一份谎称秦始皇已立胡亥为太子；一份赐扶苏和蒙恬以死。他们严密封锁秦始皇的死讯，车载秦始皇尸体，故意绕道九原郡，驰回咸阳。朝廷专使携带伪造的诏书送达上郡，上面写道：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兵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为，以其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今赐剑以自裁！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今赐死！
扶苏接了伪诏，以为是真的，泣入内舍，就要自刎。蒙恬见多识广，阻拦说：“皇上在外，未立太子，令我将三十万大军驻边戍守，令公子为监军，这是天下第一重任。现在仅凭一纸诏书，公子便要自裁，怎知其中没有诈谋？我说，公子不妨派人驰赴行在（皇帝所在之处）问个明白。如果情况属实，再死不迟。”
扶苏听了，顿时起疑。可是，那个专使受了胡亥、赵高、李斯的密嘱，一再催促，逼令扶苏自杀。扶苏愚忠愚孝，失声痛哭地说：“君要臣亡，不得不亡；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为臣为子，哪里容得我再行请命啊？”说罢，取剑自刎，倒地身亡。专使催促蒙恬自裁。蒙恬可不愿糊里糊涂地送命，愿意交出兵权，自入阳周（今陕西子长北）大狱，等候圣决。
扶苏自刎，蒙恬入狱，赵高、李斯立刻拥立胡亥即位，他就是秦二世皇帝。李斯仍为丞相，保住了荣华富贵；赵高升任郎中令，开始专权用事。
赵高当初犯法，曾被蒙毅判处死刑，若不是秦始皇的赦免，早就丢了性命。他升任郎中令后，所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报复蒙毅。他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声称秦始皇曾想立胡亥为太子，而蒙毅拒不同意，一味死谏，致使事情没有结果。胡亥听任赵高摆布，命将蒙毅下狱斩首。
赵高杀了蒙毅，再怂恿胡亥，派遣使者前往阳周，赐蒙恬以死。使者传达圣旨说：“君之过多矣！卿之弟蒙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蒙恬不服，说：“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指秦始皇）也。”他以西周周公受奸臣诬陷为例，说：“我蒙恬一家，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他特别指出：“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表示，自己只管执行命令，不能转达罪犯的话。蒙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喟然叹息说：“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许久又说：“我蒙恬罪固当死矣！我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此其中能无绝地脉哉？此乃蒙恬之罪也。”说罢，吞药自杀。
蒙恬的“绝地脉”之说，可以理解为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征发了上百万民工，辛苦劳作，以致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惨死异乡。然而，这不仅仅是蒙恬的罪过，更是秦始皇的罪过。蒙恬的死因不在于此，而在于胡亥，在于赵高，在于封建制度。他至死不明白这个道理，甚至对胡亥还抱有某种幻想，也算可悲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