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善于带兵打仗的将帅，不逞其勇武；善于打仗的人，不轻易激怒；善于胜敌的人，不与敌人正面冲突；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表示谦下。
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叫做运用别人的能力，这叫做符合自然的道理，这是自古以来的最高准则。
本章讲用兵作战的道理，就“勇”字开始谈起。
勇武主要表现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是英雄，能够折冲于樽俎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更是英雄。所以真正善于领导作战的将帅从不逞强斗勇，也不凭借一时怒气而盲动，而是用智慧取胜。
战争是国力、人力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武”、“怒”是军事指挥者暴烈、失去理智的表现。一旦“怒”上心头，就会失去冷静，也就不能客观地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的优与劣，而以主观臆断和愤怒的情绪代替客观实际，这种状况将给国家和军队带来极大危害和灾难。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比比皆是。军事上如此，人生亦然。遇事不急躁、不冲动，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细心分辨客观现象，就可找到问题的症结，从而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在《孙子兵法》中有这么一段话：每逢战事之前，对下列情形一定要考察清楚。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规。所谓道义，说是看老百姓与帝王是不是一条心，可以不可以同生死，共患难；所谓天时，说是看阴阳向背，四季变换，气候等等；所谓地利，就是看地形的远近、险夷、宽窄、死生；所谓将领，就是看各级将军的智谋，是否诚实、勇敢、严明等；所谓法规，就是看军队的编制、官吏的委派、财务的管理等等。这些要反复考察，做出比较。要搞清，国君哪一方有道义？将领哪一方有才能？天时、地利哪一方能把握？法规号令哪一方能执行？军队哪一方更强大？士兵哪一方更精锐？赏罚哪一方更严明？之后才会有智谋的产生和运用。可以肯定这是讲打仗用兵的道理，这时拥有道义、天时、地利、将领、法规的人，就是有不争之德的人，也就是一个智者。那么在不打仗的和平年代，如何证明一个人是否有智谋，是不是智者，是不是拥有不争之德呢？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打仗上谈起。大家都知道，打仗体现的是一种冲锋陷阵，迎着枪林弹雨冒死向前的英雄本色，无可置疑这是一种英勇的显示。但这种英勇只能被视为骁勇，因为它缺乏智谋，所以这种有勇无谋不仅是古人所不取的，更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采纳的。
历史上有勇无谋者可谓不少，他们虽然也青史留名，但绝对不是一个有德之名。比如三国时期的吕布、张飞，《水浒》中的李逵等。有勇无谋的人成不了大事。所以只有那些既有勇又有谋、智勇双全的人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
人生在世，不是人用，就是用人。而能用人的人，当然是有了一定的局面，是个人上之人。老子说：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就伟大事业者，都是凭借智谋获得成功的。一是凭据个人的卓越智慧与胆略；二是凭借群众的聪明才智与巨大力量；三是凭借政党组织的权威作用。其深妙之处，还是“借”字为本。
只能尽自己之能者为小智者，能够借用他人之力者为大智者。
三国时有不少著名的战役，而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一直作为千年不衰的亮点而被广为传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向来有欣赏“智取”而非“莽夺”的传统。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草船借箭”就是一种“搭便车”效应，它运用现实中存在的固有资源，借力打力，而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明朝的刘伯温认为，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所以，应当擅于借用他人之力，来战胜对手。
“智慧应用一”
一个十二岁的孩童向中国历史上最暴戾的皇帝秦始皇说“不”，却获得了赏识。历史传说小甘罗十二岁拜上卿，秦始皇对他的评价是“孺子之智，大于其身”。这些都或许源自一次他跟秦始皇关于“公鸡下蛋”的辩论。
秦始皇听信方士吃公鸡蛋能长生的话，便命令甘罗的爷爷前去寻找。
“爷爷，您有什么心事吗？”甘罗看到愁眉不展的爷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便上前问道。
“唉，皇上听信了方士的话，要吃公鸡蛋以求长生。现在命令我去找，要是三天之内找不到，就得受罚。”
甘罗一听，也着急起来。不过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爷爷，你不用再为此事操心，三天后我替你上朝去，我有办法应付皇上。”听了甘罗的话，一向信任他的爷爷也就放下心来了。
期限已到，甘罗不慌不忙地随着一班大人走进宫殿。
秦始皇认识他，暗想一个小孩跑进宫殿来简直是无礼，便生气的问：“你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爷爷找不到鸡蛋不敢来了？”
“启禀陛下，我爷爷来不了啦。”甘罗冷静地说，“他在家生孩子呢，所以只有我替他来上朝了。”
“胡说！”一句话把秦始皇逗乐了，“你这孩子，男人怎么会生孩子？”
“既然公鸡能下蛋，为什么男人就不会生孩子呢？”甘罗反问道。
秦始皇一听，自然知道自己错了。同时也看出了甘罗不简单，便对他破格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