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高校读书，前几天打来电话，要求再寄去一千元，买鞋子，买衣服……
儿子二十出头，已成人，读大学期间，正值消费高峰。为人父母，养育有责。然而，他用钱出手比我们大方，背地里还经常吸烟，喝酒，穿要名牌，吃要可口，耍要档次。父子“政见”不合，多有口角，常常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钱寄还是不寄？我内心矛盾，忧思良久。最后，钱还是寄了，但也一并寄去了这篇挖药的回忆录。不知儿子收到信后能否有所触动和启发？
小时候，母亲多病，我和弟弟都在读书，全家四口人主要靠父亲挣工分、找副业维生，日子十分艰难。上小学时一学期只交几块钱的书本费，也得靠卖鸡蛋或卖点小菜来勉强撑持。除此而外，我和弟弟经常随父亲偷偷地上山挖药挣钱，硬是咬着牙熬出了头，完成了学业。当地人将我们父子称为“药夫子”。
理县增头、三岔一带的山场较宽，盛产各种中药材。且不说名贵的虫草、贝母、天麻，单说普通药材诸如羌活、大黄、香头子、黄芪、赤芍、白独活、麻黄、党参、刺五加之类也是丰富多样、四季不衰。也许老家词汇有限，无论采、挖、摘、捡药材，都统称为“挖药”。
我们常挖的药是香头子。香头子一般长在浅山上，分布较广，似乎老老少少都能挖得到。
走进丛林，来到涧边，草木茂盛，蜂来蝶往，到处弥漫着幽微的草木之香，那往往是香头子生长的地方。香头子苗似芹菜，春末夏初，茎长，脆嫩，可生食。饥饿时，捋下几把，像牛吃草一样填肚皮。夏季疯长，高过人头，花素白，窈窕地撑着一把把小伞。入秋后，根块瓷实，香味沁人心脾，故称香头子。碰上好运，一天可挖一二十斤，晒干后大约四五斤。按当时的价，一天可挣一两块钱。这点收获，在今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就可能买上十来斤盐巴或十多个作业本了。当时，全劳力在生产队日平均分值只有一毛多钱，所以，挖药对我们家来讲，该是何等的重要，是充满诱惑的维生之道啊！
可是，在人民公社的背景下，挖药挣钱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父亲在当时的“声誉”不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典型”。所以我们常常起五更睡半夜，偷偷摸摸地进山挖药。尽管如此，“黑锅”和骂名总是不可避免的。正所谓，香头子是香的，人却是“臭”的。
比香头子价好的是刺五加（又称红毛五加），一斤可能要管六七毛钱。它长在海拔二千七八百米以上的高山灌木丛林中。翻山越岭，走得筋疲力尽时才蓬蓬乱乱、稀稀落落地遇上几棵。爬坡上坎，越荒林，钻刺笼又才采上几枝。这刺五加浑身长满刺，通体黑红，一根根枝条笔挺笔挺地竖着。要是赶上大晴天，红毛五加被晒得格外坚挺脆利，红彤彤的，真像一根根带血的剑，谁也近身不得。我们稚嫩的手，不敢碰，远远地伸手用刀砍，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凑合着扎成小捆，但也免不了身上和手上被刺扎伤，火烧火燎地疼得让人揪心难受。父亲却不怕，他看重的是药山上的收获，管他前面是荆棘，是陷阱。他的手像铁钳子一样伸进刺五加树丛内，啪啪地折断枝条，真像平常采花摘果一样，那么从容，那么敏捷和愉悦，一会儿就凑成了一大捆。一天下来，柴草一样汪汪实实地背回了一背。到了夜晚，点上煤油灯，父母又开始捶刺五加皮（这刺皮才是中药）。那咚咚咚的捶声真像筑墙的夯声，那么沉闷，那么悠远……
天亮后，母亲小心费力地给父亲挑刺。父亲的嘴角上咬着自己的衣角，嘴唇和面部不时抽搐着。他憋着气，满脸涨得通红，眼角也挤出泪来。看见父亲的手肿得像个馒头，膀子也抬不起来了。密密麻麻的刺像钉子一下钻进肉里，似乎几个月都挑不尽，拔不完。我心里隐隐作痛，父亲却幽默地说：“你两兄弟每学得一个字，我们父母就得锥上一根刺呗！”
要说苦，还是要数挖羌活。
记得在我十四五岁时，有一次我同父亲上大宝山挖羌活。我们背着行李和口粮从清晨出发，到当日傍晚才抵达窝棚（挖药、打猎临时搭建的洞棚）。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使我们感到疲惫不堪。正待卸下包袱休息一下，天上忽来一阵冰雹。有经验的父亲决定马上砍柴，生火，搭棚，否则晚上会受冻。我俩冒着冰雹在一里之外准备柴火，直忙到天黑。这时，棚外由冰雹变为雨雪，大山的雾气紧紧地包裹着窝棚，天气格外阴寒，远处不时传来狼嚎狐鸣的凄凉之声，大山显得格外空旷，阴森恐怖。好在我们已有准备，窝棚里通夜生着大火。
羌活长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高山灌木丛林或高山草甸上，苗似木香，根为药，状如竹根，在土里盘根错节，深藏不露。草甸里羌活虽然根长硕大，有的称为牛尾羌，但挖起来愈加吃力。因为草皮虽然外表柔媚、绵软如绒，但根须密扎自成网络，草饼子与羌活融为了一体。巴掌大块草甸就是一方软硬不吃的“橡皮疙瘩”，“嘿唑”一锄下去，锄尖好像被麻丝线困缠住了，半天都拔不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手里只有几根二蔫二蔫的羌活断节节。无奈，只好走到二荒林林或流沙槽里去开辟新的“战场”。
挖羌活虽苦，但没有炕羌活苦。
挖羌活，只能在白天。白天再累，移步换形，新鲜。这里是坡，那里是沟，那边有水，这边有花，挖挖走走，走走挖挖，人就不觉得寂寞。同时，坎下挖了几棵药，以为坡上说不定有半边山的药。那种对未知的期待和企盼给人以永不怠倦的诱惑和追求。只是三五天的收获，泥黑黑的一大堆，少说也有一两百斤吧，既欣怡却又焦心：这堆财物如何才能搬运回家？但是，用不着担心，按老经验办吧：三五天炕一夜药，药轻三分之二，何愁之有？
说起来，炕药其实也很简单。在棚内烧火处搭个炕药的木架，下面慢慢燃着火，随着温度徐徐上升，上面的生药一点一点变轻、变干。这就是炕药。
但是，人毕竟不是铁打钢铸的。白天挖药千般苦万般累，夜晚就得休息，哪怕打个盹也行。炕药当晚，上半夜也许谁都可能撑持得住，可是到了下半夜，眼皮就是撑上“拐杖”都难以阻止入睡的魔力。
有一次夜晚炕药，父亲照顾我休息。我睡得正香时，突然听到“轰隆”一声，整个药棚全燃起来了，等我和父亲惊醒过来，几百斤羌活——我俩四五天以来的辛劳和汗水顷刻变成了一堆焦干焦干的灰土。
原来，临近天亮，父亲因困极而睡着了。火星上蹿，点燃了炕干的羌活。父亲很后悔，他十分痛苦地噙着泪水，“哎哎哎”地呻吟不已。
不可能空手而归，我们只好又坚持挖了几天羌活。未敢再炕，生生地从远山背回家。可是，真是祸不单行，在返回的路上却遇上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危险。
时间大约在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在一个地名叫养蜂场的河坝处。我和父亲背着沉沉的羌活走到河边，只见往日温顺的小河变成了桀骜不驯的急流，往日熟悉的独木小桥也看不到踪影了。河面乌黑，咆哮着，轰鸣着，迎面扑来阵阵泥腥味。爸说：“涨水啦，可能上面有泥石流。”
怎么办？往回走吧，一无口粮，二无精力。往前走？敢冒险么？真是进也难，退也难。河水尚在涨，父亲毅然决定蹚水过河。他将药背子送过对岸，第二趟便来接我。河水愈来愈猛，父亲将我死死地拽着，一步步蹚过来。蹚到河心时，水已淹到我的心窝以上。我倒抽了一口气，心里发慌，脚一滑，一个踉跄倒下，猛然与父亲脱手，被一个浪子打走了。算好，我在慌乱和情急中抱住了一块石头，刚好稳一下，正要被汹涌的波涛卷走时，父亲亡命地冲下来抓住了我的衣角。我俩终于非常艰难、非常危险地爬上了彼岸。上岸后，我和父亲全身发软，烂泥一样瘫倒在草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随着一声如雷巨响，整个河变成了浊浪齐天、排山倒海的泥石流。好险啊！我俩慢走一步就被包“饺子”了，父亲激动不已，他双手合十，情不自禁地说：“算好啊，老天有眼，我们命大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