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曾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这是独裁者的独特性格，他说的话，不许说不对；他做的事，只能顺着他，不许违背。也就是说他唯一喜欢的是那些唯唯诺诺、吹牛拍马的人，最不喜欢的是有自己的思想、善于分清是非，又敢说话的人。于是在他的身边打转的都是那些想升官而听话的人。炀帝骄奢淫逸，大肆出游，游江都那次，队伍就有10多万人（其中美女有3万），那些听话的佞臣也跟着优哉游哉，天天欢醉吮吸沿途人民的血汗；炀帝大兴土木，建新宫，凿运河，动辄征民夫几十万至几百万，那些听话的佞臣逼民照办；炀帝三次劳师远征高丽，那些听话的佞臣为之摇旗呐喊。而人民因供应和劳役、兵役已弄得穷苦不堪，铤而走险，国势日危，他却像被追逐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无视垂危的现实，认为这样便安全了，自欺欺人以显示他威武不可侵犯。而那些听话的佞臣还不敢说个“不”字。正是这些人顺着他的意，导致众叛亲离，帮他迅速走向死亡，统治15年后便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宋太祖赵匡胤则要精明得多。他即位后，把“重文”作为国策，立下了三条后世戒规，要求以后接班皇帝世代遵守，其中有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即高级知识分子）。
他尊重文臣，给予优厚待遇，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当官的大都是文人，连领兵打仗的统帅也由文臣担任，在那时确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所以有人把宋代称为“知识分子的乐园”。既然，士大夫受到如此重视，必然感恩戴德，为之竭力尽智；又没有杀头的危险，所以士大夫为了效忠，大都敢说敢干。因此，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涌现的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最多。
宋太祖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后，为防止武人发动兵变，不杀功臣而是“杯酒释兵权”，把兵权直接掌握在中央手里。随后，他意识到，自己所熟悉的武的一套已不适应于和平时期，这时他不懂的事情感到越来越多，许多事情都要向文人请教，才认识到“作相须用读书人”，于是大重儒者。并吸取五代时期“谁兵强马壮，谁就可当皇帝”的教训，为保住皇位便制订重文轻武的政策。而要使读书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除了重用外，还要让他们敢说敢干，于是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这是宋太祖的精明之处。
有了“不杀士大夫”的戒规，士大夫大都敢说敢干，甚至敢于违背皇帝的意旨，据理直争，而说错了做误了，一般情况下最重的处分不过是流放。如苏轼、苏辙、欧阳修等都曾被扣上攻击皇帝的“大帽子”，只受到撤职或贬谪的处分，贬谪了还当闲官。
正因“不杀士大夫”，臣下认为皇帝做得不对的，敢于反对，提出自己的意见。
宋代士大夫对赵宋王朝是感恩戴德的，在宋朝衰亡时期不断出现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不是偶然的。宗泽不能“渡河”而死不瞑目，李纲不能实现其抗金志愿而饮恨终身。文天祥正因感“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不自量力而奋不顾身抗击元军，最后失败被俘不屈而死。崖山战事失败，陆秀夫为尽节不受辱，抱着幼帝投海自荆赵宋王朝“重文”和不杀士大夫的政策，杰出的士大夫给它的报答是：敢说敢干，尽忠报国。这也是赵宋王朝得传延这300余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是封建王朝的皇帝和当权者要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这一原则其实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实用。精明的人都知道自己有偶尔“糊涂”的时候，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尤其是反面的意见，在很多时候是“利于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