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活动场所的数置和质置均有大幅提升，大型的、跨地区的宗教活动呈上升势头。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和质量，一般有三种比较方法，一是跟1949年建国时比较，二是与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时（1958年）比较，三是跟“文化大革命”前或“文化大革命”后比较。无论怎么比较，现在的宗教活动场所在数量上均大大超过这三个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场所的建筑规模、建筑形式、装修档次、内置宗教用品等，也均超过这三个时期。主要有四种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一是信教人口的大量增加，促使场所数量的增加；二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导致场所质量的提升；三是利益矛盾导致寺观教堂的分化，四是政府管理的缺失导致新建了大量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
在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的同时，大型的、跨地区的宗教活动也呈上升势头。对于什么是大型宗教活动和跨地区宗教活动，目前尚无法律意义上的定位。一般认为，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范围的宗教活动，即是大型宗教活动；跨县（区）的宗教活动即是跨地区宗教活动。举办大型的、跨地区的宗教活动均需审批，未经审批的被视为宗教方面的非法活动。目前，我国各宗教中都有一些大型的、跨地区的宗教活动，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宗教传统而举办的，但也有其他原因而举办的，其中也不乏非法活动。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在家的、个体的、小型的、分散的宗教活动得到提倡，大型的、跨地区的宗教活动日渐式微，而我国恰恰相反，这或许是“宗教复兴”的一个象征。大型的、跨地区的宗教活动有不少弊端，比如耗时耗力耗材，影响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学习秩序，场面容易失控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并有可能导致传染疾病爆发和流行等。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地区的宗教活动的审批和管理，是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一个难点。
四、信教群众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上，我国的宗教信仰者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市民，结构比较单一。随着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发展变化，信教群众内部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过去没有的新的信仰者加入到信教群众队伍中；另一方面，在信教群众队伍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总的来看，信教群众在知识结构（由文盲半文盲向高知识阶层发展）、年龄构成(由中老年向青年人发展）、职业类别（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有）、财产占有(由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发展）、社会影响（有大量的社会名流、精英分子等社会强势阶层加入宗教）、国别状况（有大陆范围的信仰者，也有在大陆从业的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和外国人）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具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宗教工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差别和矛盾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新产生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即所谓的老板教徒，在涉及宗教的事件中就发挥了很多作用。特别是信教群众中产生的强势阶层和加入信教者队伍的精英分子、社会名流，有着较强的政治、利益诉求和参政冲动，极有可能成为宗教权益的新的代言人，其影响不可低估。
五、和谐宗教关系的构建面临挑战。宗教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表述，而且主次关系也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教情，可以把宗教关系分为六种主要的关系，即政教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国宗教与境外宗教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比如：政教关系就可以分为执政党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政府的关系等等；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信教群众与不信教普通群众的关系，与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与党员的关系等等；不同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有的互相联系，有的独立存在，情况十分复杂。在每一对关系中，又有着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潜在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总的来看，我国的宗教关系比较稳定，但影响宗教关系稳定的因素依然较多，构建和谐的宗教关系面临许多挑战。比如政教关系，这个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信教群众与党、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党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宗教的存在以及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应当说，从宏观的层面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就微观而言，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国家认同”还是“宗教认同”，这是关系我国宗教关系建构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观察，这方面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还很多，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六、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主要表现为利益之争，且化解难度加大。目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的、大量的、基本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实质是利益之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宗教或信教群众与政府和有关团体主要围绕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的遗留问题产生对立；二是与社会上某些团体和个人围绕“侵权”与“维权”产生的矛盾对立；三是宗教内部的形形色色的以表面上标榜正统、实际上争权夺利为主要表现的争斗。几乎每一件宗教矛盾纠纷的背后，都不同程度地掺杂着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名誉问题。宗教方面的利益矛盾，折射出在社会转型时期新旧规范的相互冲撞和摩擦，信仰者们正在经历着从注重宗教传统向注重个人利益的深刻思想变革，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教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趋向与宗教要求、宗教理想的冲突和错位，宗教对一部分人正失去它神圣的约束力，宗教世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进入多发期，且化解难度加大。一是宗教方面矛盾纠纷的偶然性、突发性、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加，防不胜防，建立宗教方面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和防范体系迫在眉睫。二是诱发因素日益多元化，任何一个小因素都有可能诱发大的矛盾纠纷。三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近年来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伤害和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绝食静坐，有的表现为“非暴力不合作”。四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如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宗教利益诉求与经济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合理要求与不合法方式相互交织，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互交织，群众自发行为与敌对势力渗透操纵相互交织，局面十分复杂。五是迅速爆发，迅速扩大、蔓延和升级，甚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分散党政机关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力，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损害当地和本宗教的形象，成为依法处置宗教问题的难点。
七、城市日益成为宗教问题的汇聚地。主要表现：一是大量农村的信教群众加速向城市流动和聚集，造成城市宗教活动场所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宗教问题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信教群众逐步掌握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权并进而与市民阶层产生冲突等问题；二是城市汇聚宗教问题的功能得到强化，宗教方面的许多矛盾汇聚到城市但又得不到及时消化，积累的矛盾又不时爆发，影响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三是城市拆迁改造中引发的宗教矛盾日益突出，经常发生对立和冲突；四是一些农村宗教势力逐步向城市扩张，对城市原有的宗教和教派格局产生冲击。总的来看，城市正成为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中心，增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压力，城市如何提升消化宗教问题的能力，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