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逐步解决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的遗留问题。宗教房产政策的遗留问题，是诱发宗教事端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开展宗教自养事业的需要，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矛盾比较尖锐，群众呼声比较强烈，加上这些遗留的问题又都是一时不好处理的老大难问题，落实的难度很大，主要是资金问题。另外，有些宗教的房产落实得比较好，投入的资金比较多，有些宗教相对差一些，也在一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有攀比的现象，要求一视同仁，这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建议国家拨付一批专项资金，分期到位，逐步解决那些容易引发矛盾的大问题。这些遗留问题解决以后，在落实宗教房产政策上不再开新的口子。
(九）重视西北地区的宗教问题。我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五教倶全，又多地处边疆，宗教方面的问题敏感而复杂。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经验证明，这里的宗教工作做好了，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稳固，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反之，则导致严重后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逐步西移，客观上要求西北地区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迎接大开发、大发展的挑战。宗教工作在西北全局工作中占有很重的份量，也应当迅速适应这个转变，做好准备。西北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应当对此有足够的认识，认真做好工作。同时，也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给予关注，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经费上给予倾斜，工作上给予支持。
(十）加强宗教部门的自身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宗教工作干部队伍。目前，宗教部门的自身建设与形势的发展极不适应。一些地方反映，在机构改革中，宗教工作部门有的撤销了，有的合并到相关部门，有的与有关部门合署办公。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同时，由于我省各级财政十分困难，许多地方连续几个月发不出职工工资，导致宗教工作经费严重短缺和不足，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由于经费不足，没有交通工具，许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往往是被动应付。建议中央：（1)尽快明确机构改革中宗教部门的设置问题，制止机构改革中撤、并宗教部门的做法。特别是任务重的地方，绝不能撤、并宗教机构。对已经撤、并的，要根据当地实际，能恢复的要恢复原建制，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不能恢复的可与统战部合署办公，但必须是两个牌子，两个章子，以便宗教部门行使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2)加大对宗教工作的资金投人。建议中央财政对宗教工作任务重、财政又困难的省份，划拨宗教工作专项特需费，由统战、宗教部门，商财政部门共同掌握使用。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对做好宗教工作至关重要。适应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将长期存在、宗教工作也将长期存在的需要，对培养这样一支队伍应当做长远打算，制定中长期的培养和培训规划。当前主要应当做好系统的培训工作，提高其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要注意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既要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又要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逐步解决该进的不愿来、该出的出不去，使用多、关心不够的现状。
(十一）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渐淡化宗教观念。宗教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宗教赖以存在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要把全体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信教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渐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为宗教的最终消亡提供条件。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党和国家应当高度重视信教群众聚居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采取一系列优惠和倾斜的政策，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解决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特别对那些贫困地区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一方面，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较大发展，信教群众的生活得到较大提高；另一方面，把信教群众的注意力由热衷宗教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渐削弱宗教的消极影响。
说明：
本报告起草于1996年10月1日至3日。1996年，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组织全国17省（市、自治区）统战、宗教部门开展了宗教工作大调研活动，甘肃省成立了以时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牟本理为组长的宗教问题，调研总课题组，我时任甘肃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处处长，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受牟本理同志委托，起草了这份报告和《关于我省伊斯兰教问题的调研报告》，审改了总报告所附的《关于甘肃藏传佛教问题的调研报告》、《关于我省天主教问题的调研报告》、《关于当前藏传佛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对我省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调查与思考》、《关于我省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调查与思考》等5份专题报告。此次调研的所有成果，都是在牟本理同志领导下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报告上报和参加评奖时，署名“甘肃省宗教调研总课题组”。
本报告获1996年度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甘肃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对世纪之交宗教方面若干问题的思考——由甘肃宗教问题说开去
20世纪即将离我们而去，人类社会已经站在21世纪的门槛。在这世纪之交，理性的光辉正在照耀着人类，促使我们理性地思考面临的各种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五大，为我们回顾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树立了光辉榜样。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有必要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一番理性的思考。宗教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宗教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当然也存在着这种思考的必要。而在像甘肃这样一个五种宗教倶全、信教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比较高，宗教问题又相对敏感和复杂的省份来说，这种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想在本文中以甘肃宗教为例，对我们感兴趣的宗教方面的若干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总结建国以来甘肃宗教冋题的消长和宗教工作的变迁，对做好现时期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甘肃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省份，宗教问题由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成为我省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各宗教都被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控制和利用，只是到了解放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甘肃解放后，宗教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甘肃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这个阶段，对各宗教都贯彻实行了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享受了信仰自由的权力。同时，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其代表人物作了政治安排，建立和发展了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在天主教、基督教中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使这两个宗教成为我省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在汉地佛、道教中实行了民主改革，使之摆脱了封建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反封建斗争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两个宗教中存在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通过这些改革，在我国各宗教中初步建立起来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常秩序，对甘肃宗教的未来面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左倾错误的滋长蔓延，使少数民族宗教中的反封建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产生了严重失误，主要是犯了扩大化错误，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1%1年以后，对这种错误虽然作过一些纠正，但很不彻底。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宗教问题上试图用行政手段和暴力干预来消灭宗教，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给宗教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第三个阶段从1976年开始至今。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由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在甘肃逐步得到恢复，宗教活动逐步由暗转明，由秘密转为公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全面正确地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活动走上了正轨，宗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把握现在。从解放以来，甘肃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消长、变迁，我们得出以下启示。
(―)政策是影响宗教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在第一阶段，由于制定和贯彻了正确的宗教政策，所以尽管在某些宗教中仍然存在着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但宗教活动基本正常，信教群众对宗教政策是满意的。由于这一时期的政策对头，赢得了信教群众对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信任，奠定了解放后甘肃宗教工作的良好基础。1958年，在少数民族宗教中开展反封建斗争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政策出现偏差，发生了严重扩大化错误，致使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数锐减。而在1961年以后，由于对“左”的政策的初步调整，宗教又呈微升之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对宗教的工作也被取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在宗教方面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得到恢复和发展，宗教又进入了正常存在和发展的阶段，宗教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政策是影响宗教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面对世纪之交的宗教问题，我们应当把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宗教政策继承下来，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和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宗教政策体系和宗教法制体系，不断推动宗教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来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是有害的。1958年以后，党内“左”的思想开始滋长蔓延，在这种指导思想干扰下，解放初期执行的正确的宗教政策被丢弃，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宗教当然也可以在短期内消灭，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消灭宗教的试点，我省在宗教问题上也发生了扩大化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宗教更是采取了粗暴的方法。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消灭宗教，向宗教宣战的做法，是“愚蠢的举动”，是“提髙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列宁语），是“能给神的唯一的效劳”（恩格斯语）。这种做法，不但没有使宗教销声匿迹，反而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并导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宗教出现反弹，在一些地方还发展成宗教狂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宗教问题上也是这样，这个教训应当牢牢吸取。应当看到，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将长期存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国情。在这个阶段，宗教不仅将长期存在，并且还将出现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些复杂情况，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必须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能提出超越时代的政策和任务。在这个阶段，唯一正确的选择，自然是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世纪之交，在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我们只有这样的选择而不能有别样的选择，只有这样去选择，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
(三）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是消除宗教消极影响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自然的、间接的、迂回曲折的方式削弱宗教影响的作用，克服宗教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宗教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刚刚建立，社会生产力极度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当低，宗教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十分强烈，信教者的信仰十分虔诚。正因为如此，我们甚至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对民族地区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政策，没有去触动宗教中存在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采取了强硬的政策甚至暴力手段，也没有消除宗教的影响，反而刺激了宗教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甘肃各宗教的状况从总体上看呈回落之势，出现了诸如关心个人经济利益多、关心宗教少，参加生产经营多、参与宗教活动少等变化，甚至一些过去全民信教的民族中的一些人也放弃了宗教信仰。这也就是说，越是贫穷的时候，越是贫穷的地方，受宗教影响的程度就高，反之则相反从社会事业发展看也是这样，越是科学教育不普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程度低的地方，群众的宗教意识就越强，那个地方的宗教氛围就浓厚，反之则相反。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世纪之交的宗教工作，必须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引导信教群众走改革开放之路，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通过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进步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步削弱宗教对人们生活的消极作用，淡化宗教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