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中国打出的骗人幌子是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但死于“亲善”口号之下的劳工何止千百万人。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虐杀犹太人、东欧人，战后宣传广为人知，至今国际上仍在追究集中营暴行的制造者的战犯罪责。不管他们匿藏到天涯海角，都要把他们挖出来审判处罚。而这些在中国制造“劳工集中营”的日本战犯们呢？他们的所作所为比之他们的德国法西斯伙伴并不逊色，而不但没有或甚少受到惩罚，也没有受到应有追究。更奇怪的是，五十年来历届日本政府，不但有一些高级官员曾参拜纪念二次大战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还时出滥言，极力否认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侵略行径，开脱种种罪责；特别是否认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多次修改日本教科书中有关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内容，掩饰、美化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甚至恬不知耻地把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亚洲！其用意无非想蒙蔽现代日本和亚洲各国青年，使他们不了解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丧失警惕。我想中国的万人坑当是一个无法掩盖也无法否认的证据，凡有良心的日本人，也不能视而不见。死难者的白骨与每具干尸遗体及种种遗物，无不昭示着日本侵略者的万恶罪行。现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也大都还有过亲身目睹的经历，对日军的烧、杀、掳、掠行径尚记忆犹新。这段历史无论怎样也是抹不掉的，任何人妄自窜改，都只是欲盖弥彰，引起世界人民的愤怒与警惕！
万人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发掘和保存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有种种劣行，但他们偶有的真心之举也不应抹杀，这里发生过两件故事，值得写一下。“文革”之初，“红卫兵”学生多较虔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批中小学学生来到万人坑参观，他们看到日军的暴行，惨绝人寰，震动很大，印象很深，不知是谁开的头，拣起了地上的石片，用钢笔写下了亲身感受，如“不忘日本人的民族压迫，牢记这笔血泪仇！”“万人坑，万人恨，恨未赶上扛枪打日本！”“日本侵略中国时犯下的滔天罪行，永远不能忘记！”有的还具体记下了他的父辈、祖辈在日军占领时的悲惨遭遇。这种石片很快堆成了堆，有千、万片之多。可惜没能保留下来，任其在冰雪风雨中湮没了。另一件更为动人的故事，也在“文革”开始不久，万人坑消息刚刚传开，一位河北妇女，已是中年年纪，忽然梦到她数十年前被抓作劳工的丈夫，向她诉说屈死在万人坑！这位妇女，蒸了馒头，备了祭品、香纸等物，挎上了提篮，打听着，上了路，坐着火车、汽车来到万人坑。摆下祭品，焚烧香火，盘腿坐地，边哭边诉，说他丈夫何时被抓，如何上路，如何拚力挣扎，步步回头，步步遭打，从此一去不还，没了音讯。她在家中苦挨度日，翘盼归来！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此时正当“破四旧”之风强劲，对迷信活动非常敏感，可是围观的学生、青年人、成年人，无一干涉，都流泪静听，不时有人呼喊口号，“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其场面之悲壮，凡亲眼目睹或听人转述过的，无不为之动容。
发掘、整理和建馆期间，工作人员严肃认真，心情沉重。面对二百具左右的骨肉同胞的尸体，在一片阴森恐怖气氛中，有些年岁稍大、有心脏病的人，精神上承受不了。清理山洞中的干尸，可不像考古发掘，只是处理遗物、骨架，而是要整理一具具有皮有肉、面带种种凄苦怕人表情的肉体，在和他们对面相望时，不由毛骨悚然！心悸目眩！更何况有些工作人员连考古的经历也不曾有过，心理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我还记得，初次来煤峪口山洞中调查后，情绪压抑，数天不能平复，晚上常常做噩梦。还有一位，一见这情况便蹲到地上，说他受不了，这工作也干不了，因而离去。也有少数人，不敢进万人坑山洞。有位年岁大一点的老技师，某天快下班时，穿好工作服外套正要出门，觉得有人拉他衣服，一回头，不得了！原来死者邓连枝的手勾住了他的衣角，他大吃一惊！众人虽用闲话岔开，他一直闷闷不乐，回京后，难以释怀，不久就去世了。还有一位电工师傅，在放映万人坑幻灯时触电身亡。另一位，是矿校教员，姓张，负责美工设计，人很温厚，像一位兄长，下矿井体验生活时，被煤车轧死。他们为了给万人坑的死难者伸张正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
我总共五次到大同万人坑做发掘、清理、保护工作，还参加了北京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万人坑教育展览。那些悲惨、骇人的尸骨，使我的感官受了很大的刺激，更使我的心坎涌出强烈无比的悲愤。在执笔写这篇近三十年前的万人坑记事、工作见闻，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童年时期所见日军暴行的回忆，也一一涌上心头，清清楚楚如在眼前。
8岁那年（1938年）我到济南读书，山东当时正在日本统治之下，常常听见大人说起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时，莫不轻声低语、谈虎色变！抓到对日本不满、反抗或稍有嫌疑的人，甚至平白无辜的，动不动就是“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然后一脚踏上去，五窍喷血！灌了煤油的，大多被活活烧死。再不就是叫狼狗撕碎身亡！还听说东北人吃口大米饭便是犯法，叫“经济犯”。大米只能给日本“太君”吃，百姓只该吃“橡子面”、“混合面”（近乎一种牲口饲料）。铁杆汉奸狗腿子、税狗子用筷子伸入人的喉咙中，使他把饭吐出来，凡见到大米粒的，便要受极重的刑罚，轻者残疾，重者丧命。抚顺“平顶山惨案”，是日军把两千多中国农民男女老小一起赶到山上，用机枪扫射集体残杀……我在济南读书的惠元小学在铁道以北的官扎营，每天路经横跨铁路的天桥，常会看见从东北等地逃回来的劳工，多半身带残疾，在火车站、天桥一带行乞。他们只是一时的幸存者，个个灰眉土眼，脸色苍白，甚至肚皮、全身都灰白如纸，倒卧桥头，气息奄奄，遇有好心人想为他治病，无论针刺、刀割，竟不能放出一滴血来，对这些可怜的劳工来说，死亡不过旦夕之事。也有冻黑了双脚，不几天后便烂掉下来，举着冻掉的脚拍打着，喊天叫地地讨吃的。缺腿断臂，坐地不能行动的，比比皆是。虽然能来到济南，却有家难归，仍不免惨死异乡。到了冬天，天亮得晚，去上学时还黑乎乎的，那些昨天还在挣扎乞讨的人，已经横尸街头，情景十分吓人。迎面而来的大车，满载冻僵死人，七杈八杈的腿，蓬乱不堪的头发，就像一车柴禾一般。赶车人垫个草袋就坐在死人身上，摇鞭过市。其恐怖莫可名状。一次，还看到铁路桥下拉“排子车”的苦力工人因为上坡时吃力缓慢，未能快些给日军卡车让路，卡车司机便跳下车来，拔出刺刀在驾辕苦力脖子上锯割起来，我们都吓得不会走路了，原来是用刀背锯人的恶作剧，人头倒是保住了，可脖颈也红得滴下血来。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人已经猪狗不如。被占领地的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欺凌，还得噤口以待。另有一种人，是日本、汉奸操纵的“招工队”，手拿一三角形小旗，上写“招募工人”，并有气无力地叫喊着旗子上的话。一些在城市中没有生活着落的人，最容易上他们的当，走上当劳工的死路。常见围了几个青壮年人在听招工人说骗人瞎话，道是当劳工如何赚钱，先给多少多少安家费，一旦中其圈套，发到手的不过块把钱。说是分期给，待接了钱，进入车站北边大院，就必定再也不得脱身，完全像牲畜一样被运输分发到各地，从此一去不回，做了换取煤炭的牺牲品。纵侥幸逃归，不是一身残疾，便是街头饿殍，终不免壮年夭逝！
大约是1942年，我祖父因经营粮食业为日本人所忌，被迫倒闭。我回到家乡胶东，日军在城镇皆设有据点，经常下乡扫荡，抢掠烧杀无恶不做。一次遇上伪军下乡，日军是马队，我爬到村后榆树上观望，只见骑兵向西北追赶一个人，渐渐远去。那人名叫王进兴，是我们村的，是八路军区中队的人员，他回家参加一个堂兄的婚礼，遇上日军。为了把敌人引开村子，他投掷了手榴弹，当他跑到西北洼以后，不幸被马队围住，被日军乱刀刺死，傍晚时分村里人去收的尸。两位老人就只这么一个儿子，这是我村第一户烈属，他父亲叫王蘜化。我的大姨母，婆家是凤毛寨村，公公名叫王延年，为人朴质忠厚，日军下乡扫荡，抓着了他，迫他说出八路军行踪和本村八路军军属，他装聋作哑不肯吐露一字。日军便把他带到家庙（祠堂）里，棍棒打，开水烫，惨叫之声震彻邻里，结果老老实实、勤苦一生的农民便被活活打死。日军去后，家属、村人进去，但见人已面目全非，血肉模糊，几条棍子已打成了麻绺！日军的暴行在全村引起一种难忍的悲痛。
山西大同万人坑是全国无数个万人坑中唯一偶然保存下来干尸的，这些干尸是千千万万死难劳工的化身，他们都没有形销物灭，他们瞪着眼在看！张着口在呼喊！残害他们的日本罪犯何时缉拿归案？他们的冤仇何时得以昭雪？他们的冤仇，亦正代表了中国近百年来灾难深重、长夜难明的历史，如今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已经五十周年了，他们得站出来告白全世界：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再也不容重演。无论是中国人，现今的日本人和世界所有人民，为了将来，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再也不要侵略战争。只要我们牢牢记取这次惨痛的历史教训，一个和平友好、光明璀璨的明天，必会降临到这片浩瀚大地之上。
（摘自王先生著《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
为阿尔巴尼亚修复羊皮圣经·发明桑蚕单丝绕网机
没有“前辈”的中国纺织考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有着“创见”，但面对每一个问题时，都经历了不太为人所知的过程。如今，中国的纺织考古和脆弱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无疑是走在国际前列（其他国家均没有似中国几千年的遗存面世）。我们经常用的重要修复材料“丝网”，正来源于王先生的发明。
回想起来，或许正是这样的过往，才要求我们不断地精益求精，也才能为后来的人保留些真正有益于文化实在证据的文物。
修复羊皮圣经
197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阿尔巴尼亚有两本古代的羊皮书，一本是4世纪，一本是9世纪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两本羊皮书的年代要再晚一点。羊皮书是用真的羊皮做成纸，用金字写成的福音书《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神父把它埋到地底下，埋了25年，腐蚀非常严重，字有些完全像镂空的一样，就像几千条、几万条虫子把这个书蛀成了洞一样，拿起来都可以落下粉末，“哗哗”地像下雪一样。找法国、意大利修复都要很高的价钱，所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决定送到中国来修，中国都是无偿给他修的。
别人不做我们做
全国四十个单位合作修复这本书，在北京有重要的最密切的十几个单位，再核心一点的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跟化学所。我被留下来主持业务工作，我的领导人是王仲殊，所长夏鼐先生是我们的顾问。当初阿尔巴尼亚到中国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保护所都不接受，说不能修。反而考古所的三个人，王振江、白荣金和我接了下来。
王振江是很有经验的修复古物师傅，他对各种各样陶器都有认识，考古所上万件陶器都经过他手。他吃了文化不高这个亏，不然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定了不起。他的父亲也没有文化，但是也了不起，一个穷人到蒙古去做生意，能说蒙古话，懂蒙古规矩，蒙古人都佩服。他还能说俄语，1925年被封锁在国境线上，他能够去说服一个中校，把他们放回中国来。我到考古所来，第一个就认王振江为老师。我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学生。
白荣金是蒙族人，他有文化，富于思考，很能变通头脑，人不会没有缺点，但他的优点就是极大的长处。我们几个人就商量，别人不能做的，我们来做，世界上既然别人都不干，我们来干，我们只想尽力把它做好，没想到会失败。我们跟阿尔巴尼亚大使馆要了一些资料，做了4个月的充分准备，对羊皮书做了调查。北京图书馆存了一本羊皮书，白的，不是蓝色的。我们还调查草纸，因为开始时也搞不清楚这个羊皮书，阿尔巴尼亚大使馆认为是纸草纸的，就是埃及产的那种。
等到冬季，也许是快过春节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决定，由档案馆馆长阿利雅——就是后来当总统的阿利雅的弟弟，把羊皮书带来，还带了一个女助手。我们到北京饭店接收，我看了一会儿，觉得难是难，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一些。可是我们所长和王仲殊吓坏了，当人家把东西交到我们手里告别后，他们在北京饭店的楼道里就急不可耐。王仲殊跟我说：“你们这下可要实事求是吧，这么坏的东西你们也敢接来修，你们要把考古所这个……”没说出口，意思是把我们考古所这个牌子也给砸了吧。夏先生倒沉着一些，在吉普车里面跟我讲，如果是里面破的那本不好修，你们就修那本好像全黏在一块的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