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卡比拉总统不幸遇难逝世，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卡比拉总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卡比拉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发展中、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相信，贵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克服这一不幸事件所带来的巨大悲痛，将卡比拉总统未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以上是2001年1月16日卡比拉总统遇刺身亡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于1月21日致电小卡比拉总统的唁电，对卡比拉总统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老卡”总统是怎样被枪杀的？凶手是谁？现场是怎样的情景？身为卡比拉总统的保健医生，我当时又在哪里？在做什么？
答案是：当时我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府，且离“老卡”总统被枪杀现场不远处，亲历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枪杀总统事件。惊心动魄，震撼人心！深印脑海，永世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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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组成中有一个总统警卫旅（蒙博托执政时期称“总统特别师”）。总统警卫旅主要驻扎在首都金沙萨地区，其任务不言而喻。它是一支主要担负保卫卡比拉总统的最精锐部队之一。总统警卫旅的人员组成多为卡比拉总统当年在东部地区起事之初的部下和亲信，士兵多为来自其家乡的子弟兵，追随卡比拉东突西杀、南征北战多年。总统警卫旅的常规武器装备是由多个军备大国提供的最新式轻重武器。有了这样一支装备精良且多为亲信、家乡子弟兵组成的“御林军”来担负护卫工作，总统的安全按常理来讲是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的。但偏偏“祸起萧墙”，出了差错，而且是极其致命的差错。
一生谋略过人、睿智精干的洛朗 ·卡比拉总统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生辉煌会葬送在一个二十多岁且跟随自己多年的家乡子弟兵手中（卡比拉总统常亲切地称呼这些家乡子弟兵为“我的孩子们”）。
制造了枪杀卡比拉总统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的是总统卫队贴身卫兵哈什迪·米则莱，绰号“阿哈什得”（“花生”之意）。
我在卡比拉总统身边做保健医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与担负总统警卫工作的大多数指挥官和总统卫队的贴身警卫人员基本上都熟悉了，尤其是那些贴身卫士大多都知道我的名字，常常一见面就先招呼我“李大夫、李大夫”，很热情。我也能叫上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名字。双方在服务于总统工作方面配合默契，相处融洽。而唯一认识最晚、且在工作上曾多次给我设置障碍故意刁难我的恰恰是这名绰号叫“阿哈什得”的卫兵。
那是在2000年12月24日晚圣诞节的前夜，我如往常一样应邀按时到了总统府，停好车，带上出诊包，经过第三道岗哨测试后进入了总统府南区大院。第三道岗哨在南区的北大门处，这里的警戒相比前二道岗哨严格了许多，带班的警卫军官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有一种探测仪，无论是什么人，凡进入南区面见总统时，均须经过这种仪器的探测，探测仪的形状如同一个网球拍，卫兵手持它在你的身体前后或随身携带包的外面上下左右一晃，如有金属物品就会发出轻轻的鸣叫声，钥匙、指甲剪刀、小镊子一类的东西同样会引起探测仪的反应，你只得把这些物品统统拿出来让卫兵检查，包内的所有物品也同样取出接受检查，如血压计、听诊器、针灸针具等，如无异常，即可带入。
按照西方习俗，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夜应是一个狂欢不眠之夜，到处张灯结彩，灯火辉煌。以前，我任蒙博托总统保健医生时，这一夜金沙萨通常要举行盛大宴会，热闹非凡的舞会，五彩缤纷的烟火晚会，各界来宾、各方人士和总统一起一直狂欢到凌晨3点左右。而现任总统卡比拉和其所在地总统府都与前任总统恰恰相反，总统府所在“大理石宫”毫无过节的氛围，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发出微弱的亮光，四周静悄悄的。
当我进入院子向前行走了约200米时，从一棵大树后面闪出了一个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从来人的装束看我就辨认出是总统的贴身卫兵，他见到我后用法语说：“停下，大夫。”我停住脚步，问他：“有什么事吗？卫兵。”他回答：“总统早已睡了，你回去吧。”我一看手表时间才20点，总统往日不可能睡这么早，而此时正是总统准备做按摩的时间，是不是总统有什么特殊情况临时决定不做按摩而早点儿休息了。我心里在琢磨着，这时卫兵见我犹豫不决，又说了一句：“快回去吧，大夫，别在这儿待着了。”语气有些生硬。我见他如此不礼貌且语气生硬地对待我（自打进入总统府几个月以来还没有任何军官和卫兵敢对我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当即质问了他：“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我叫阿哈什得。”他如实地告诉了自己的名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出现其他问题，我转身回返，带着满腹的疑惑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是“圣诞节”之夜，我按时到达总统府，在南区大院巡视的贴身卫兵换班了（昨夜的卫兵“阿哈什得”倒班）。我和总统一见面，他就问我：“大夫，昨天晚上怎么没来？家里有什么事吗？我在这里等了您好长时间。”闻听此言，我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忙对总统说：“对不起！总统阁下，耽误了您的治疗。我昨天晚上按时来了，是您的卫兵不让我进来见您。”总统听后也愣了一下，“哦，能有这事？”我把昨天晚上的事向总统报告了一遍。总统说：“告诉我卫兵叫什么名字，我找他！他敢欺骗我？”我告诉总统那个卫兵叫“阿哈什得”。总统安慰我说：“没事，不怪您，大夫。我会找他们的，现在我们开始按摩吧。”
此类事情半个月内连出三次，卫兵“阿哈什得”只要一值班，就欺骗我，要么说总统早已睡下，要么说总统没在家，找理由不让我为总统做治疗。而每次等我见到总统后才得知他既欺骗了我又欺骗了总统。当我再次向总统报告事情经过时，总统总是说“我找他”，可一直没有解决此事。至于是顾不上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以至二十天后这名卫兵持枪枪杀了卡比拉总统，酿成惨祸，亲手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假如卡比拉总统第一次听了我的汇报后，彻查此事，采取断然措施，那就不可能再发生接二连三的被欺骗愚弄之事，更不可能酿成杀身之祸。
但历史永远没有“假如”。
2001年1月16日，中午13时，艾迪上校打电话说：“总统找您，大夫。”我立刻驱车赶往总统府。约30分钟后我赶到了总统府，停车后进入北区的值班室等候总统的召见。午后，外面天气热得要死，正在值班的外勤警卫和贴身卫兵大多在树荫下或坐着打盹，或溜达巡视。值班室内为数不多的几名军官在闲聊着什么话题，见我进来，纷纷给我让座。我很客气地向他们问好，然后就挨着那位曾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学习过，至今胸前还挂着学院校徽的上尉军官身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一切显得很平静，与往常没什么异样。只是没有见到艾迪上校。等了约20多分钟，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14点了，心想“估计总统快要叫我了”。谁知片刻间我等来了“砰”的一声沉闷的枪响。警卫军官和我都同时一愣神，抬头向窗外望去，紧接着又传来两声“砰砰”的枪响声。“不好了，快拿枪！”一名军官大喊一声。军官们身上都佩戴着短枪，而包括AK -47冲锋枪之类的长枪或放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或靠在室内墙角处，枪上全都有压着满满子弹的弹匣。军官们迅速拿起长枪，敏捷地蹿出老远，向响枪的方向飞速跑去。最后一个出门的是那位上尉军官，他还不忘叮嘱我一句：“坐着别动，李大夫！不要站着往外看。”说完也飞速地跑了出去。
总统驻地响起了枪声，肯定出事了！好奇心驱使着我没按那位上尉军官要求的那样别往外看，而是找了一个隐蔽处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我看到的是军官们都提枪向仅隔一条路的南区一所房子跑去，那所房子离我所在的北区值班室直线距离有100多米，而军官们从南区大门口进去才能绕到那所房子处。外勤警卫们都已持枪在手，紧张地向四周张望着，一个个如临大敌，惊恐万状。
看到外面的这一幕，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坏了，出大事了！”猛然想起那所房子是总统在南区的另一处办公室，总统白天常在那里办公。天哪！一定是总统出事了！这时，包括我所在的值班室四周和整个总统府区域内“噼噼啪啪”地响起了各种枪声，有单发的，也有双发的，弹头横飞。我不敢再向窗外继续张望，连忙转身双手抱头坐在沙发上。第六感告诉我：“总统可能完了！三声枪响啊！我的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约半个小时后，四周枪声停了，这工夫那位上尉军官提着冲锋枪返了回来，一进值班室门就气喘嘘嘘地对我说：“对不起，李大夫，您快走吧！出大事了！”我接着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上尉，请您告诉我！”“总统受伤了！”上尉说道。我一听，不由得“啊”了一声，随即眼泪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眶。上尉见状忙说：“别担心，李大夫，直升飞机马上到，送总统去医院！我现在护送您离开总统府！因为四周的道路已全部封锁，您自己出不了总统府了！”上尉边说边从沙发上拿起我的出诊包递到我手上。就这样，上尉提着冲锋枪在前，我随后跟着一同离开值班室，向200米外的停车场奔去。
上尉和我边疾走边向四周张望，我看到的是在不远处另一个大院停着的T-62式坦克已经发动，轰鸣声震耳欲聋，装甲巡逻车从我俩身边驶过，向前面不远处的市区主干道驶去。总统警卫旅的外勤警戒部队已列队完毕准备奔向各个警卫目标，南区大铁栏杆里面的便衣警卫和军官们都在急匆匆地跑来跑去，所有人员都显得惊恐不安，整个总统府都显得混乱无序，全乱套了。来到停车场，我驾车，上尉持枪坐在我旁边嘱咐：“别紧张，大夫，摇下车窗，放慢速度，遇军人检查立刻停车，我来应付，走吧。”我发动汽车，缓慢地向前驶去。多亏了上尉军官的亲自护送，再加上警戒岗哨的外勤哨兵大多都认识我，才顺利地放行了。
在第一道岗哨前停车后，上尉说：“大夫，没事了，您安全了，快回家吧，我还得返回去，有任务。”我与他紧紧握手告别，对他在危急时刻相助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此后再也没见过这位上尉军官，他现在可能早已是校级军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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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18点，金沙萨电视新闻反复播出一条重要通告：卡比拉总统军事办公厅主任艾迪上校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刚果（金）人民保持冷静。命令封锁边境，关闭所有机场，命令各军兵种部队和文职领导人协助维持秩序，保持社会安定。
这是艾迪上校在卡比拉总统出事后四个小时首次在电视上公开露面，并以总统军事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发表电视讲话的。但他没有透露卡比拉总统是受伤还是遇难的任何信息。
与此同时，内政部部长宣布从晚上20点至翌日清晨6点之前实行宵禁。
晚上20点，法国电视台播发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卡比拉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
晚上22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首次转播外电报道：刚果（金）现任总统洛朗·卡比拉遇刺身亡（在金沙萨可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节目）。
以上两则外电的官方报道印证了卡比拉总统遇刺身亡的确切消息。
那一夜，金沙萨下了一夜暴雨。心神不定、忐忑不安的我，一夜没有合眼。因为我知道在这种危急的关键时刻，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大抢劫、大动乱、内战重开，这种混乱局面前几次都是突然爆发的。
还好，那一夜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1月17日，刚果（金）政府召开特别内阁会议，授权洛朗·卡比拉总统之子——刚果武装部队陆军司令约瑟夫·卡比拉（“小卡”）领导政府和军队。
1月24日，刚果（金）过渡时期制宪立法会议举行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由约瑟夫·卡比拉担任总统和国家元首的建议。
1月26日，约瑟夫·卡比拉总统在金沙萨正式宣誓就职。
刚果（金）国家大局总算稳定了，既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重起内战。但我一直悬着的心却始终无法安定下来，当时总统府到底发生了什么？受伤后总统又去了哪里？凶手结局如何？艾迪上校到底在干什么？
带着这众多的疑问、难解的谜团，在小卡比拉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7日晚上，我迫不及待地驾车直奔总参谋长卢伟沙家中想探个究竟，搞清楚总统遇刺的情况。
作为总统信任的医生我一定得弄明白总统是怎么遇难的！
在我认识的众多高层军官中，总参谋长卢伟沙与我最为熟识，交往也较深，双方谈话也较随便。所以，我首先选择去他家。按约定时间，总参谋长在家中客厅等我。
一进入客厅，和迎上前来的总参谋长紧紧握手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总参谋长卢伟沙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俩互致问候、安慰。随后，我转过身去向悬挂在客厅正中的卡比拉总统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此来表达我对不幸遇刺身亡的卡比拉总统最深切的哀悼和永远的怀念！
我把那天我所知道的经历简要地向总参谋长叙述了一下，并说在枪声停止后我很快就离开了总统府，总统遇刺现场和经过以及后来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总参谋长听我说完后，连连感叹：“好险啊！李大夫。”他的意思是指如果我当时正好在“老卡”总统身边，那后果不堪设想。
总参谋长卢伟沙向我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那天的情景：
午后，忙碌了一上午的卡比拉总统想在南区的办公室里简单吃点儿东西，然后准备利用我按摩的一个小时稍微睡一会儿，休息一下（那正是我在北区值班室待命等候总统叫我的时间）。不知什么时候，总统的贴身卫兵哈什迪·米则莱（即阿哈什得）溜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一般贴身卫兵离总统身体最少也得在15米以外距离警卫）。阿哈什得的举动恰好被不远处另两名总统的贴身卫兵看到了，因为平时都很熟识，他们也没有多想什么，更没上前制止阿哈什得的举动，只是在稍远处盯着他的举动。这时，总统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着的，卡比拉总统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的圈椅上，见是自己的贴身卫兵进来，也没多想什么，以为卫兵找他有什么事情。慈祥可亲的总统，一直把这些卫兵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总统当时还侧身偏过头来想听卫兵对他讲些什么。意外就在此刻发生了：一句话不说的阿哈什得卫兵从身上利索地抽出GB9毫米手枪冲着总统暴露的脖子以上部位由上至下“砰”的一声开了第一枪，子弹由锁骨直入胸腔，一枪致命。总统随即歪倒在椅子上，转过身的阿哈什得随即又向总统胸部、腹部开了第二枪、第三枪，枪枪打在致命部位。身中三枪的卡比拉总统顿时倒在血泊之中……眼见总统身亡，卫兵阿哈什得迅速提着手枪从办公室内跑出向大院深处的另一侧门跑去。这时，离办公室不远处那两名执勤卫兵迅即向阿哈什得追去，而在更远一些地方的执勤卫兵和军官们一部分去追阿哈什得，更多的人则跑向了总统办公室去抢救总统。这其中包括艾迪上校。
没跑多远，阿哈什得即被追赶和包抄过来的总统卫队卫兵们迅速擒获，按倒在地上，捆绑住了。有的卫兵转身向当时在抢救总统现场的最高军官艾迪上校报告，已抓住了凶手阿哈什得。艾迪上校离开受重伤的总统向这边跑了过来，边跑边掏枪，见到已被捆绑、由其他两名卫兵按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阿哈什得，二话没说就用枪口抵住阿哈什得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脑浆四溅，阿哈什得当即毙命。
处决完阿哈什得，艾迪上校迅速调来直升飞机，众多军官将受重伤的卡比拉总统抬上了直升飞机（这时，总统其实已身亡，为了保密，稳定国内局势，必须得这样做）。在艾迪上校和有关人员陪同下，直升飞机迅速起飞向位于金沙萨市区的一所比利时人开的医院。在那家比利时医院经过处置后，直升机又载着总统遗体和有关人员飞往金沙萨国际机场，在那里换乘总统专机后向距离金沙萨2000公里外的刚果（金）友好国家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飞去。
艾迪上校则留在首都金沙萨协助其他将军们稳定国内局势。
此时，卡比拉总统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刚果（金）第二大城市卢本巴希视察部队。
总参谋长卢伟沙在向我讲述总统遇刺过程时一直眼含泪水。他与卡比拉总统多年来一直并肩战斗、共同工作，关系非同寻常。年长卡比拉总统几岁的总参谋长在总统遇刺后一直处在深深的悲痛之中，再加上要处理军队和国家事务，紧张忙碌了十余天，显得很疲惫，我不忍心再打扰了，便相互安慰了一番，起身告辞。
1月20日，装有卡比拉总统遗体的灵柩由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空运回刚果（金）第二大城市卢本巴希，供总统家乡人民举行悼念活动。
在离开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时，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亲率内阁成员到哈拉雷国际机场为卡比拉总统的遗体送行。在机场举行的简短遗体交接仪式上，前来迎灵并护送卡比拉总统遗体回国的二十多名刚果（金）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无不泪流满面，总统夫人更因悲伤过度而晕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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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上午，卡比拉总统的遗体由专机从卢本巴希空运至首都金沙萨。
在金沙萨国际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数百名刚果（金）党政军高级官员在机场停机坪肃立默哀，当卡比拉总统的灵柩抬下专机时，人群中哭声四起，场面感人。
从机场到金沙萨市中心人民宫近20公里长的道路两侧站满了100多万人的迎灵人群，人们手持花束和棕榈树枝静静地站在烈日下等候着。我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市区通向机场的主干道旁，那天上午我也融入到迎接卡比拉总统灵柩的人群中，和所有的人一样手持棕榈树枝，站在烈日下默默无语地静候着……大约11点钟，空中传来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我抬头望去，只见低空中盘旋着四架米-24武装直升机，忽高忽低、忽前忽后的盘旋，这是为卡比拉总统迎灵的一种最高礼遇，同时也是为了灵柩车队的安全而进行的武装巡逻。
护送卡比拉总统灵柩的车队在金沙萨市区的大道上缓慢地行进着，有许多悲痛的人哭喊着试图接近主车触摸灵柩表示哀悼，但都被路两旁荷枪实弹执勤的武装宪兵挡了回去，很多年轻人则在路两侧的草地上奔跑着追逐着灵柩车队。
我站在拥挤悲痛哭喊的人群中，默默地注视着缓缓行进的灵柩主车，向总统的灵柩行注目礼——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望着远去的灵车，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1月22日下午，经刚果（金）军方有关方面安排，我独自一人前往刚果（金）国家宫（即中国于1970年代援建的人民宫）去瞻仰卡比拉总统的遗容，并向总统做最后的道别。
从1月21日卡比拉总统的遗体安放在国家宫后，就开始了首都各界人士瞻仰遗容的悼念活动。在1月22日达到了最高峰，数万名刚果（金）政府党政军、各界人士代表依次排队在国家宫广场烈日下等候进入主大厅瞻仰悼念卡比拉总统。
当我缓步来到灵柩前，深深地向卡比拉总统的遗体三鞠躬后，抬头望见躺在白色镶边的棺材里的卡比拉总统时，一直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强忍着悲痛边绕棺缓缓行走，边睁大眼睛望着身着桃红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如同安睡一般的卡比拉总统——前几天，他还和我有说有笑，接受我的全身按摩，而今却安卧在鲜花丛中，走向另一个“天堂”世界！
2001年1月23日，刚果（金）政府为遇刺身亡的洛朗·卡比拉总统举行国葬。洛朗·卡比拉总统的灵柩被安放在刚果（金）议会大厦前的一处墓穴。
从电视新闻中，我观看了这一隆重的葬礼……
尾 声
2001年1月24日，洛朗·卡比拉总统被刚果（金）过渡时期制宪立法议会追认为国家英雄。
2月15日，即为期整整一个月的悼念洛朗·卡比拉总统活动结束的当天下午，总统军事办公厅主任艾迪上校在总统府被军方逮捕，其罪名是参与谋杀洛朗·卡比拉总统，同时遭到逮捕和监禁的还有十几名中高级军官。
巧合的是那天下午14点，我因有事情想见艾迪上校，接通他的手机后，我表达了想见他一面的愿望。艾迪上校清清楚楚地在电话那头对我说：“不可能了。李大夫，再见吧！”
两个小时后，我从另一位高级军官口中得知艾迪上校被捕的消息。一周以后，艾迪夫人找到我想要点儿抗疟疾的中国药品，并说艾迪在狱中“打摆子”发疟疾了。我赠给她两个疗程的治疗疟疾的药品。直到三个月后，我回国前夕，再也没有得到艾迪上校的任何消息。
洛朗·卡比拉总统遇刺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成为当代世界非洲历史上一桩永远都无法解开的谜。
后 记
2008年，我曾出版过一本纪实回忆录《我与总统那些事》，是为了纪念河北省援外医疗队派遣三十五周年而作。该书的问世填补了河北省乃至中国援外医疗队纪实作品的空白。
多年来，有很多家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过我在非洲的经历。其中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知音》、《燕赵乡音》、《广州晚报》、《燕赵晚报》等。
在我的第二部纪实作品《我给总统当“御医”——一位中国援非医疗队员的亲历传奇》付梓出版之际，回想往事，感慨万千！
首先无比缅怀已故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刚果（金）总统洛朗·卡比拉，感谢这两位总统执政时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友谊以及对我这位来自古老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中医保健医生的信任和关怀。
感谢刚果（金）总统约瑟夫·卡比拉，他任刚果（金）陆军司令时成为我的诊所首批最重要的患者之一，后来把我举荐给了他的父亲——洛朗·卡比拉总统。
感谢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杜金卿，最初是他建议并鼓励我写了首部纪实作品，反映中国援非医疗队真实的历史和生活环境，并为我的第一部书做了题记，帮助我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充满乐趣和激情。
感谢河北省卫生厅原副厅长赵银海、厅外事负责人胡春堂、厅人事处王清厚、河北省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鲁守和，是他们慧眼识人，决定了我的人生命运，使我能有机会把学到的中医医术带到非洲大陆，任总统保健医生并善始善终完成了援非医疗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史上的“四个第一”，谱写了人生的辉煌篇章。
感谢我在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身边工作时的好搭档靳寅卯、王东海、王稼祥三位高水平法语翻译，他们在不同阶段与我配合工作，非常圆满，非常默契，非常融洽，合作非常愉快。由此受到当时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和参赞的多次赞赏及表扬。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了总统保健医疗工作，也结下了近乎亲情的深厚友谊，终生难忘。
感谢我的队友、援非医疗队员刘焕荣大夫，在我刚到蒙博托总统身边任保健医生，他还不太适应我的按摩技艺和手法，处于困难时期，是她这位针炙名医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真诚相助，帮我研究和制 定了一套快速适应蒙博托总统身体状况的按摩手法。总统对此非常满意。我获得的荣誉和功勋奖励有她一半的技术上的支持。
感谢河北省卫生厅外事处处长张学良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并为本书作《序》。对《我给总统当“御医”——一位中国援非医疗队员的亲历传奇》一书能在河北省援外医疗队派遣四十周年的2013年举办纪念活动之前出版，做了大量指导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我们河北援外医疗队奔向海外大舞台尽情发挥才干的一位领舞者。
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学问、业务、品德均出色的编辑，通过他们的编审加工、创意设计和一丝不苟的辛勤工作，才使本书打造成河北援外医疗队史上的一部精品力作，成为河北省援外医疗队派遣四十周年、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献礼图书。
对于那些未能在此一一述及的尊敬的师长、挚友、同事、亲朋以及默默支持、关心我的人，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并表示崇高的谢意。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父母、爱妻李红。二十年前我担任蒙博托总统的保健医生时，我们可爱的儿子才刚五周岁，我的爱妻和慈爱的岳母大人一起带着他快乐成长。今天，我们的儿子已为人夫为人父，为我们家生养了一位可爱的小孙女，一家人其乐融融，和谐幸福。
写完这最后一行字，我的心又飞回非洲大陆，和那些曾朝夕相处或偶尔为我们中国医疗队员提供各种帮助的黑人朋友，祝福你们生活幸福，平安吉祥……李计留 2013年2月于石家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