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历来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所以任何文学艺术都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历来要求文学艺术为他们歌功颂德，为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服务。文学艺术一旦违背了统治阶级的要求，触犯到他们的利益，必然就会像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一样，对一定的文化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排除异己。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发生的“江湖诗案”就是“文字狱”的一例。
《江湖集》是临安书商陈起编印的江湖布衣诗人的诗集。里面有临安布衣曾极、蒲人刘克庄等人的诗篇。
如曾极的咏高宗建康行宫的屏风诗云：“乘云游雾过江东，绘事当年笑叶公。可恨横空千丈势，裁剪今人小屏风。”另有“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等句。刘克庄诗里有“不是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句，被言官李知孝指为谤讪朝廷与讥讽时政之作，因此史弥远就下令毁《江湖集》书版，将陈起、曾极等人流放、贬谪。刘克庄则因郑清之解救，幸免于难。因此士人不敢言诗者两年。后因史弥远的儿子史宅之和女婿赵汝楳喜欢谈诗，诗禁才开。此事宋人周密于《齐东野语》中记载如下：
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曾极，字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指济王）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得免。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其后史卫王（指弥远）之子宅之，婿赵汝楳，颇喜谈诗，引致黄简、黄中、吴仲孚诸人。洎赵崇和进《明堂礼成》诗二十音韵，于是诗道复昌矣。
应该说，江湖诗案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次劫难。这件事虽说与李知孝因私人恩怨、挟嫌报复有关，但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为史弥远自己的历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