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是在嘉定元年十月拜右丞相的。本来，史弥远是个礼部侍郎、王宫大小学的教授，一个“教书匠”，对官场中的宰执来说，他对谁都不构成“威胁”。但到了右丞相这个位子就大不相同了。你这个小小的“侍郎”与“小教”，一下子到了天字一号的丞相，身居“尚书”以上的高官谁也接受不了，因此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昆命元龟”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拜右丞相的“制书”是翰林权直陈晦起草的，其中有“昆命元龟，使宅百揆”之语。原兵部尚书、知福州倪思得知后就向宁宗告状，说“昆命元龟”一词是舜禅位给禹的用语，对人臣是不应当用的。今日任命弥远为宰相的制书里用了“昆命元龟”一词，是不是说陛下有意要禅位给史弥远呢？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史弥远赶忙给宁宗解释他没有仔细审读陈晦的制书。宁宗下诏要大家分析。结果陈晦和真德秀商量后，就给倪思的“诉状”来一个全面反击，列举许多任相制书中都有“昆命元龟”的事例，如国初赵普拜相，制有“询于元龟，历选群后”，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有“人具尔瞻，天方赍予，昆命元龟，爰立作相”等等。
这事最后的结果是，宁宗下旨：“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
弥远任相后碰到第二件事就是罗日愿谋变。他十月上任，母亲十一月逝世。他急忙离职赶回四明治丧。皇太子请宁宗在京城赐史弥远一个宅院，叫史弥远在京城宅院持服，以便咨询。宁宗同意。就在该月，左丞相钱象祖被罢相，去福州当官，中央执政班子中一个丞相也没有了。嘉定二年二月，宁宗遣内侍到四明叫史弥远回京城皇上赐给他的宅院居住。这时，京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罗日愿谋变”。
罗日愿是韩侂胄的人，投靠韩侂胄得官，开禧北伐时充忠义军统制。在清查韩侂胄党人的政治运动中，浙西提刑司检法官刘铎交代问题时，涉及罗日愿投靠韩侂胄的问题，当时朝廷接受了临安知府史弥坚提出的“矫枉不宜过直”的建议，尽量缩小打击面，只把刘铎流放到湖南，对罗日愿则不予追究。但罗日愿自己寝食不安，他住在临安沙皮巷，交结了一批地痞流氓；又与殿前司中军御前伴射训练官杨明、徐济等合谋，约定在史丞相从四明回临安过江那天，令前步军司军校张兴等藏亡命之徒一千多人于舟中，待百官迎接于浙江亭时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尽宰执、侍从和台谏，然后以兵拥三衙管军，直接自水门突入大内，杀内侍王俞、张延庆等四人，并劫持皇上，要宁宗上殿降诏赏军，以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
这是一个里应外合、有计划、有组织的政变阴谋。从二月开始策划，三月，徐济后悔，遣同谋学生黄君畴向朝廷报告，不能达。景德常知情告变，罗日愿等被一网打尽。五月戊戌夜，诏罗日愿凌迟处死。
史弥远回到临安，宁宗诏起复右丞相。史弥远推辞，奏言说，出现罗日愿这件事，他这丞相是有责任的，要求宁宗予以处分，并说明之所以会出现罗日愿这次事变，是因为“陛下昨sy18.eps， JZP]元恶（指韩侂胄），臣获密赞英断，故其余党切齿”。
史弥远复相之后，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面对连年的水、旱、蝗、风、雹等自然灾害，政府有关部门能及时组织抗灾赈灾，修订自庆元六年以来的“宽恤诏令”，要各级官吏严格执行，减轻人民负担，重罪那些不执行朝廷赈恤之令的官吏。嘉定二年五月，他把户口的多少作为评价官吏好坏的标准，“以户口为殿最”。他十分重视国防建设，要三衙、江上、四川诸军主帅核实军籍，填补军队缺额，挑选将帅，严肃军纪，坚决取缔私役禁军与地方厢军，“申严诸军升差制”，加强边备。嘉定二年，扬州、楚州、衡州、郴州、吉州、南安军盗起，如李元砺，人数达十多万。朝廷用只惩巨魁、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御民以宽的方针，很快予以平息。两淮与京湖开禧北伐时有忠义军几十万，养一兵每年达一百六十缗，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发安家费放散忠义人归家，结果散而为盗。命每郡择一豪首，授以兵官，使之弹压，其盗悉平。在吏治方面，褒奖绩效彰著之臣，“配籍赃吏”。经过六年多的整治，社会安定，开禧北伐留下的创伤基本得到恢复。
嘉定六年，蒙古进攻金国，金主求和，迁都南京（今开封），把朔北三十万战兵调驻河南。这时，南宋朝中发生了一场如何处理宋金关系的争论。真德秀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乘机出兵攻金，恢复中原；中策是断绝对金岁币；下策是依旧履行嘉定和议，向金岁币。乔行简则认为从长远看蒙古势力足以灭金，灭金后就会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所以现应该支持金国抗蒙，继续履行和议。当初史弥远倾向于乔行简的观点。但朝中持真德秀上策的观点居多，太学生更是上书请斩乔行简。最后宁宗和史弥远采取了真德秀讲的中策，断绝对金岁币。而金国这时则采取“北和南战”的战略，赵永春的《金宋关系史》谓之“北边损失南边补”。认为北方的蒙古难以对付，但对南宋这块豆腐是很容易吃的。嘉定十年四月，金国以南宋不贡岁币为由，对南宋发动了全面进攻，宋廷则立即授予四川、京湖、两淮制置使以便宜指挥之权进行抗金，并号召忠义军参战。五月，宋宁宗发布“伐金”诏书，宋金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战就是八年。
南宋自孝宗开始，三次伐金。第一次是张浚隆兴伐金。宋出兵八万渡淮，不到两个月，于符离大溃。后金兵八万渡淮南下，败宋军于盱眙，射杀宋主将魏胜，占楚州，又占庐州，逼宋签订隆兴和议。第二次是韩侂胄开禧北伐，宋军七万渡淮作战，鄂州军攻唐州，前线溃败。后金兵十万五千大军沿淮南下，四万攻四川，占领两淮与蜀口广大地区。双方争战时间不到一年，逼宋签订嘉定和议。第三次是史弥远嘉定抗金，时间从嘉定十年至十七年，金兵四次大规模南下，每次都超过十万，嘉定十二年那次达二十万。南宋动员了几十万正规军、地方军和忠义军抗金。这期间金宣宗曾派吕子羽前来讲和，遭南宋拒绝。最后宋军把金宣宗几十万兵马打得“十不一存”，金国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再不南伐”，宋方取得完全胜利。这是南宋抗金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终取得全胜的战争。
在抗金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大事。
一是华岳企图谋杀史弥远。华岳是武学生，以反韩侂胄而入监狱闻名。韩侂胄诛，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同正将。“郁不得志。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狱成，坐议大臣当死。宁宗知岳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
二是嘉定十三年七月，太子赵曮去世，需要另立皇子。经过十个月的挑选，于嘉定十四年六月决定由原沂靖惠王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八月立十七岁的贵诚为沂靖惠王子。当时贵和皇子已经成年，有好几个妃子，生活作风放荡。他对“杨皇后专国政，史弥远用事久”不满，公开表示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将把史弥远流放到广南的恩州或新州。宁宗与杨皇后对贵和的种种表现不满。因此史弥远和当时担任王府教授的郑清之商量，说皇子贵和挑不起皇帝这个担子，需要抓紧时间教育培养贵诚，以便取代贵和。嘉定十七年正月，宁宗对史弥远等三个宰执说：看来贵和这人不行，要另立皇侄为皇子。史弥远等说：陛下提出这事当然很好，但另立皇子这事“事大体重”，是否稍迟再议。宁宗说：那就到九月瑞庆节吧。这事《宋史全文》记载如下：
嘉定十七年正月，宰执奏事，宁宗忧形于色，历言竑溺女嬖，狎群小，傲诞淫亵数事。且密谕曰：“皇侄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并立为皇子，续正元良之位。”宰执奏曰：“圣意坚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体重，容少迟，精审行之。”宁宗曰：“俟瑞庆节可也。”
但没想到还没到瑞庆节，八月丙戌，宁宗就生病了。起病后第七天（壬辰），宁宗召右丞相史弥远、参知政事宣缯、签书枢密院事薛极入禁中，在病榻上对他们说：“病已不可为。朕前与卿议立皇侄，宜亟行之。”于是下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
宁宗在立贵诚为皇子后第五天去世。史弥远等照宁宗的意愿，由杨皇后做主，立赵昀为帝。杨太后来垂帘听政。皇子赵竑则被封为济王，出居湖州。
理宗即位后，朝中文武百官对理宗的皇位没有发生异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由太后做主且垂帘听政，由太后自己来执政的。所以头五个月朝廷平安无事。想不到的是宝庆元年正月发生了湖州济王事变，“一石激起千层浪”，潜伏在朝廷里原来拥护济王、反对杨后与史弥远的反对派浮出水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湖州有“甲富天下”的潘丙、潘壬兄弟，想拥立济王为帝。一日，他们带湖贼（《齐东野语》说数十人，《宋史·李全传》说千余人）突入济王府，济王赵竑躲入水窖，被找到后，告诉他已联系好李全的兵马，反上临安，夺回皇位。济王同意了，当即龙袍加身，接受湖州官兵的朝贺，开官库分发赏银，并在城门口张贴布告，声讨史弥远擅自废立的罪行，将率领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云云。第二天一早，济王一看，哪有二十万大军，来的不过是几百个渔民。这下子知道事情坏了。他急忙“调转枪口”，率州兵斩杀湖贼。
湖州有个居民叫王元春，看到城门口的布告后，立即驾舟飞报朝廷。当时朝里是杨太后垂帘听政，接报后，很快作出决定，派殿前司将彭任带兵赴湖州镇压。彭任到州时叛乱已平。接着史弥远就派医生秦天锡赴湖州以给济王治病之名，谕旨让济王自处。
济王死，朝廷于宝庆元年正月初六以“济王惊悸得疾，特赐钱三千缗，命守臣选医诊治，早薨，赐赙赠银绢千匹两，会子万缗充宣葬”。
当时杨太后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湖州事变，内情不得而知。由于当时朝廷没有给济王定罪，这在政治上就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朝中原想借济王上台之后干掉史弥远的这批官员乘机而起，为济王鸣冤叫屈。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等人相继说济王不得其死，济王冤枉，应该给济王封赠，为济王立嗣等等。诚可谓：暗流涌动波将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面对这种形势，精于术数的太后及时宣布撤帘。四月丁酉，皇太后手书“吾晚年多病，志在安闲，嗣君可日御便殿听政，今后更不垂帘”。
接着理宗就在五月甲子（太后撤帘后第15天）诏：“内外文武大小之臣，有所见闻，具以启告。忠言正论，朕所乐听。事有可行，虚心而从；言或过直，无悼后害。封章来上，以副朕延纳之诚焉”。
请大家提意见，意见对的，我虚心接受；如果不对，言者无罪。我想，这很可能是太后和史弥远搞的“阳谋”，引蛇出洞；也可能是理宗听了真德秀的建议诏“求直言”，从而为他们攻击史弥远和对理宗施压提供了一个机遇；当然也可能是双方都想借“求直言”之机击败对方的策略上的“不谋而合”。
结果，攻击理宗、史弥远和杨后的“封章”纷纷而上。其中胡梦昱的“封章”最为“狂悖”，他把宁宗比作汉武帝，把太后比作骊姬，把济王比作晋太子申生、汉武帝的戾太子，把史弥远比作江充。把反对派的政治意图讲得最明白的是井研进士邓若水。他在封章里直率地说：“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弥远之徒死有余罪。”
就在这紧锣密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六月十七日，理宗恭禀太后圣谕。“谓丞相忠贯日月，勋塞宇宙……受知二祖，光辅两朝。赞更化以正权纲，佐定策以安社稷，不动声色，中外晏宁，可谓社稷之臣”、“国之元勋”，“拜史弥远为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史弥远具扎五次辞免。
太后这条圣谕，是太后和史弥远对反对派发起反击的信号。八月，诏真德秀除职予祠；九月，诏洪咨夔降三官，胡梦昱除名、勒停象州羁管；十二月，魏了翁罢新任、追二官、靖州居住，真德秀落职罢祠。宝庆二年二月，梁成大提出，真德秀有五“恶”：一是要求给济王封赠以掩盖济王叛逆的罪状；二是要求给济王立嗣以招祸端；三是改节圣语；四是牒示言路；五是谤讪朝廷，应与魏了翁同罪。诏真德秀削秩二等。三月，王长儒祠，徐瑄削秩三等，徙居象州，梦昱徙钦州编管。八月，理宗同意正济王叛逆之罪，诏将济王追降巴陵县公。斗争基本结束。
这场斗争还波及江湖诗人，如曾极的诗句“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被指控为影射济王与史丞相，“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
这场暴风雨过后，理宗在史弥远诸臣辅政下开展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廉政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宽恤刑政和务必惠民等政策。但山东、淮东地区以李全为代表的忠义军中，山东的头头投降了蒙古，淮东四个忠义军的头头在金人的利诱下将楚州等地叛归金国，当了“郡王”。李全从山东南下收回楚州，并在龟山打败了金兵。但他只向南宋朝廷要钱粮而拒不接受南宋朝廷派去的官员的管辖，派去一个就干掉一个。江淮制置使赵善湘一再要求出兵诛灭李全，而史弥远则采取文武两手策略，总想用和平的方法劝说李全安分守己，告诉赵善湘不要出位专兵。最后李全不听规劝，发兵围攻扬州，史弥远才同意郑清之、袁韶等人的意见，断绝对李全的钱粮供应，发兵诛灭。绍定四年，赵善湘上露布言，统帅诸将，水陆并进，正月十五，诛逆李全于新塘。
史弥远在绍定三年六十七岁时健康状况已不佳。该年年底理宗特诏史弥远“气体向安，朕尊礼元勋，未欲劳以朝请，可十日一次，赴内引入治事”。可以说从六十八岁开始，弥远基本上已不管事了。绍定四年九月临安大火，三省枢密院和太庙被烧。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榯、主管侍卫步军司王虎因救火不力、延及太庙各夺一官。史弥远等宰执五次具奏乞罢官。诏史弥远特降奉化郡公，薛极、郑清之、乔行简各降一秩。绍定五年十二月，皇太后崩。绍定六年十月，史弥远病重，逝世前十天进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会稽郡王。薨，封赐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此时刚好是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七十岁。
据《宋史》载：史弥远身为高官，但很注意名节，按国家章法行事。他自置一本《人才簿》，记录着全国县令以上官吏的表现，用人时择优录取，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照样委以重任。他对亲朋故旧不任意封官加爵。赵善湘是他的姻亲，八年抗金中功劳不小，日夜盼执政。但史弥远就是不开这个口，说：“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不许为执政。绍熙末庆元初，因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以权宜行之（指汝愚任右丞相）。某与善湘姻家，又有岂敢？”弥远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都是他的心腹，人们以为这三人一定显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铸到老只是个“布衣”群众；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外甥夏周篆不过是一个以捧香恩补官、训武郎而已。家族内部如史渐有八个儿子，五子登科，也只有登进士的才给官，没有考中进士的就没给。《癸辛杂识》记载了一则《卫王惜名器》的史料，讲“史卫王挟拥立之功，专持国柄，然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说秀王师弥的弟弟师贡很想升官得“横玉围腰”的玉带之冕。他通过弥远的宠姬，要求弥远给他一条“玉带”。弥远知道他的意思，就叫她在自家的所有玉带中挑一条最好的给他。姬喜，立即挑了一条最好的玉带送去。殊不知这条玉带既不是皇上所赐，又没有准系玉带的资格证书，怎么可以擅自服系呢？所以《癸辛杂识》的作者周密说：“其吝惜名器皆此类，亦可尚也。”
史弥远的为人，还表现在对学潮问题的处理。
自汉武帝创办太学以来，太学生的“学潮”问题一直是执政者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进太学的这些学生，都是些高门大户、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太学（后又增武学）是一个培养封建高官接班人的摇篮。正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太学生往往参加政治斗争，成了一支有胡子的人在幕后指挥的“娃娃兵”。
史弥远任相之前，韩侂胄执政时一次最大的“学潮”就是“庆元六君子”。韩侂胄本想“斩其为首者”，但宁宗不同意，韩侂胄就把他们抓起来流放五百里。
史弥远任相期间，比较大的学潮有四次：一是嘉定三年京尹（临安知府）赵师睾因挞太学生而引起太学生、武学生伏阙请愿，当时史弥远不想轻易撤换京尹，诸生中郑斗祥等就造谣说赵为了讨韩侂胄的喜欢竟学“犬吠山庄”，说赵舞斋郎以取悦韩侂胄之四夫人，声势越造越大，朝内的台谏也相互配合，史弥远只好罢赵师睾的官。二是嘉定初年郑昭先任台臣（郑昭先于嘉定七年为签书枢密院事），程覃实为临安知府，当时规定只准大臣出外用“青盖”，其他人不准用。太学生就使用黑色的绢做成的短檐伞代“青盖”，巡逻兵以为这样做犯了禁令，抓了拿伞的仆人杖责，太学生就群起请愿，要求罢免程覃实。史弥远觉得这些太学生实在太恣横了，这么一点小事就要求罢免京尹，因此就没有把他们的请愿书向宁宗禀报。太学生和武学生就集体罢课回家，这下子震动了京师。杨后的哥哥杨次山知道这事后就通过杨后向宁宗禀报，宁宗就出御批令学官宣谕诸生立即复课，免去程覃实临安知府之职，仍任农卿。史弥远则宣布今后太学诸生，如果有谁放弃学籍罢课回家，可安排郡庠职事补这名额，事情才算平息。三是嘉定七年，真德秀提出要趁蒙古攻金之机出兵恢复中原或断绝岁币，乔行简则认为形势已变，应鉴唇亡齿寒，继续岁币以支持金国抗蒙，结果太学生黄自然等就伏阙请愿，“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最后朝廷决定对金断绝岁币。四是嘉定十二年五月，廷臣讨论宋金关系问题，工部尚书胡榘主张能和则和。这本来是朝臣内部讨论的事，结果太学生就伏阙上书，请“诛胡榘以谢天下”。朝廷因此也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从以上四次学潮以及史弥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来看，他在政治上还是比较温和稳健的，似乎可以用“中庸”二字形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史弥远在为人方面公私分明。在去世前，他嘱咐儿子，在他身后应把皇上赐给他的宅第还给公家。为此，《宋史》特地给他记上一笔：“绍定六年（1233）十二月戊寅，史宅之缴纳赐第，诏给赐本家，仍奉家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