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镃是宋高宗时的名将张俊之孙，宁宗开禧时官至奉议郎，这是一个第二十四阶的中级京官。韩侂胄专政时，他紧跟韩侂胄。宁宗与杨后决定诛杀韩侂胄时，他站在宁宗、杨后这边，给史弥远出过主意。但诛韩后他没有得到升官，因此就口出怨言，自夸诛韩有功，结果被贬到霅（湖州）。嘉定四年（1211），有旨让张镃回京复官，但被曾从龙缴还复官词头（恢复原职的文件稿）。因此张镃就“又欲谋史”，故坐扇摇国本除名，象州羁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宋史全文》《宋史》都简单地记载此事：“嘉定四年十二月辛巳，奉议郎张镃坐扇摇国本除名，象州羁管。”
上述史书都没有详细说明张镃为什么坐扇摇国本除名的原因。这事到了清代，毕沅在他的《续资治通鉴》里作如下解析：“初，史弥远欲去韩侂胄，镃预其谋。方议所以处侂胄，镃曰：‘杀之足矣！’弥远语人曰：‘真将种也！’心忌之，至是乃搆以罪。”（搆：故意设计陷害。）以此作为史弥远的一条罪状，作为史弥远是奸佞的根据之一。
情况是不是如《续资治通鉴》讲的，是史弥远因“忌”张镃而故意“搆”罪？
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得搞清张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镃在谋诛韩侂胄一事中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张镃坐扇摇国本而除名，象州羁管。
关于张镃的为人与他在诛韩中的作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则资料：
第一，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的《虎符》篇载：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开禧间慈明阴赞宁皇诛韩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钱象祖、卫泾、史弥远，其一以授张镃，又其一以授李孝纯。二批俱未发，独象祖亟授殿岩夏震。
这则记载的可信度值得推敲，因为有“虎符”的御批是“密旨”。既是“密旨”，怎么会出三道呢？如果我们假定这是一则真实的记载，那么只能说张镃接到密旨而没有执行，故张镃无功可言。
第二，同在《虎符》篇载：
镃始预史议诛韩，史以韩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处。张谓史曰：“杀之足矣。”史退而谓钱、卫曰：“镃，真将种也！”心固忌之。至是镃赍伐自言，史昌言于朝：“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遂讽言者贬镃于霅，自是不复有诛韩之功者矣。
镃后以旨放还，因史变柏法，又欲谋史，故贬置象台。
这则资料说明张镃给史弥远出过“杀之足矣”的主意，并指出史弥远因“忌”张镃而张镃被贬的原因，并进一步说明张“因史变柏法，又欲谋史”而贬置象台的原因。
第三，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有一则关于张镃在谋诛韩侂胄时的表现的记载：
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谓李参曰：“闻有人欲变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发赤，徐言曰：“恐无此事。”而王居安在馆中，与同舍人大言曰：“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弥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君真将种也，吾计决矣。”
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侂胄已被酒，视之曰：“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
这则资料说明张镃给史弥远出过杀韩侂胄的主意，并说明张镃与韩侂胄“素与之通家”的亲密关系。
第四，《宋史·曾从龙传》载：
权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左谕德。缴还张镃复官词头，以镃抑令侄女竭资结姻苏师旦之子故也。
这则资料说明具体处理张镃复官一事的人是曾从龙，不予复官的原因是算张镃的老账：他不但与韩侂胄关系密切，而且与苏师旦的关系也很密切，竟令其侄女“竭资结姻苏师旦之子”。
而苏师旦是什么人呢？
苏师旦是韩侂胄的心腹，最坚决地支持韩侂胄进行开禧北伐的要人。北伐战争失败后第一个被韩侂胄抛出来作替罪羊的就是苏师旦。韩侂胄把发动战争的一切责任都推给他，夺三官衡州居住。韩侂胄被诛，在韩家抄出苏给韩的信，言：“步军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令与步军司相等，却拨殿前司所多之人别立一军，使信臣（苏师旦自谓）掌之。”这是阴谋夺兵权性质的大罪，故诏处以极刑。
从以上这些资料可见，张镃同韩侂胄、苏师旦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而且道德品性不好。如果说史弥远认为韩侂胄是朝中大臣，而且是皇亲国戚，如何处理还拿不定主意，张镃提过“杀之足矣”的建议是真的话，那么张镃这个人就实在太可怕了。对一个一贯亲密往来的老朋友，一旦事态有变就提“杀之”的建议，这还有点人性吗？人是要讲点道德的。对这样的人你能不“忌”吗？
张镃以自己提出过杀韩侂胄的建议向朝廷邀功，对朝廷未予重赏就口出怨言，殊不知决定杀不杀韩侂胄的权，不在史弥远手里，也不在钱象祖和李壁手里，更不在他自己手里。封建官场的政治游戏亦是有规则的，杀韩侂胄的权只能掌握在“虎符”大权者的手里。张镃不懂官场游戏的规则，把杀韩侂胄的功劳归于自己，对宁宗在诛韩之后没有对他破格重用大发牢骚，这不是太缺乏自知之明吗？参知政事李壁在诛韩过程中可谓功劳不小了，但由于他支持过韩侂胄北伐，起草北伐诏书，结果很快就被清算出局，“夺二官，抚州居住”；参知政事卫泾和左丞相钱象祖，也因牵涉韩侂胄的关系，先后被罢官。张镃一个小小的奉议郎（又称右司郎官），仅仅出过一个主意就邀功请赏，不给就闹，不给复官就“又欲谋史”，忘了自己与韩侂胄的亲密关系，忘了自己与逆臣苏师旦是亲戚，这哪会有好下场呢？
把张镃这些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与复杂的政治表现，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结合起来考虑，把张镃被除名与象州羁管的结果，归结为史弥远个人对张镃的“忌”与“搆”，合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