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海珍
注：秉承“弘扬科学实践精神，激励中国学人创新”的“中国发展百人奖”，自2004年设立以来，表彰了一批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有积极创新和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就“中国学人”个人而言，其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中国学人”尤其承担着“建言、建设中国”的重任。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中华儿女》报刊社共同策划组织“中国发展百人奖专栏”，从本期正式开始，将陆续报道“推动中国发展的榜样学人”。
2008年深秋，95岁高龄的杜润生老先生领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且是唯一一个全票通过的奖项。人们用这样一种朴素的方式向杜老致敬——感谢他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
“感谢大家给我发这个奖，”杜老颤巍巍地捧着奖牌，声音有些发抖，因为年事已高，颁奖典礼在杜老家中进行。“农村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一生致力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的杜老在领取终身成就奖时，依然念念不忘农民兄弟，在简短的获奖感言中，“农民”二字出现了六次。
“目前，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还是个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爱护。不能使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互相对立，要创造一个和谐社会。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农民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充当代言人。”杜老沙哑的喉咙透着薄暮的苍凉，他仿佛又看到了在中国广袤农村大地上数亿农民谦卑忙碌的身影。20年前，他呼吁过这个问题，如今，他依然在为农民兄弟的利益呐喊，这位质朴的老人，一生的心血都撒向了农村、农业、农民。
人生沉浮
1947年，随刘邓大军第一批南下挺进中原的杜润生时年34岁，当时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任秘书长。关于此前的历史，杜老鲜有提及。那应该是每个革命先辈的集体群谱——家境贫寒，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找到共鸣并有了一席之地。
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在1950年开始走近土地改革议题。“1950年年初，中国决定召开全会，土地问题是议程之一。为了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我两次被召到北京。”杜润生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这样写道。
在香山双清别墅，杜润生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也是杜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杜润生关于土改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批示。后来杜润生又提出土改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对此，毛主席再一次认为很有必要。
杜润生在土改时的优秀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设立中央农村工作部，目的是推行以后的农业合作化。
杜润生再次受到毛主席召见。但这一次，杜润生的某些观点和毛主席的有了分歧。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力。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了陈伯达，给上面留下了一个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狂傲形象。
1955年，杜润生和邓子恢由于推进互助合作的步调慢受到毛主席的不点名批评。很快，中国农村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一向主张谨慎、稳健政策的杜润生步入政治生涯的低谷。中央农村工作部被解散，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
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邓和杜的责任，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杜润生是要去基层的，后来因为中国科学院规划需要人才，杜润生留在了中国科学院，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为中科院的规划做了大量工作。
在这一段时期，正如杜自己所说：“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他读了许多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为，一方面，如果仅靠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充公去形成“联合体”，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队长、社长也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出现像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所发生的消极现象。因此中国的农村需要另找出路。
杜润生再次回到农口工作是1979年——“文化大革命”重创在老人的身上，他被开除党籍，扫地出门，暂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时时接受审查。当阴霾散去，农村工作需要他时，他第一时间站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
虽然身心都遭受重创，平反后的杜老只是感慨浪费了十年时间，他只争朝夕地工作，争取为党多作一份贡献。曾经遭遇的苦难岁月，从不曾提。
“一号文件”诞生始末
“一号文件”的出台奠定了中国农村土地包产到户的基础，杜润生是这个政策的起草者也是重要的推手。杜润生的历史再一次开始浓墨重彩。1980年，刚重返农口工作的杜润生，开始着手制定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
从大锅饭到包产到户，中间阻力重重，虽然杜润生提出“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同意，虽然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创举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扬，但在随后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建议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意见严重分歧使得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在胡耀邦、万里的支持下巧妙地加了如下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由此，形成了著名的75号文件。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它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杜老说：“在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之前，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推进农民自发的创造——包产到户‘合法化’。”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
一生致力于农村土地政策研究的杜润生一贯坚持实践调查为主，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依然乘着颠簸的吉普车南下北上。
据当年参加起草文件的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回忆，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常常为一字一句，争得面红耳赤，为了解决对“雇工”的讨论问题，杜润生为此专门派纪登奎赴东欧考察。林子力等理论组同志跑了江苏等几个省。
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杜润生与其所领导的研究室历时一年调查讨论后，在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
“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杜老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此后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杜润生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酝酿、探讨，冬天起草，次年年初发出。杜润生提出的包产到户政策得到了有力落实。
在1982年至1986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陆续提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针，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发展兼业农，兴办乡镇企业，吸收农村闲置劳力一亿多人农外就业，形成我国一项民营经济新增量，促进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化，以养育更多人口去发展工业、服务业，并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相关政策方针等。有人称杜润生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为经济学家。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确定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三项目标。但是杜老依然心存隐忧：“理论上揭示不等于实际上解决问题。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历史的镜头拉到了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拉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幕：将土地承包制从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多人看到了此间蕴涵的能量，认为它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推动，它的突破性不亚于当年杜润生主持草拟的“一号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杜老看到进入90年代后中国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事实，多次建议国家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并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赋予农民长期并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处置权，与此相联系，提倡依照宪法规定，重视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整顿土地市场，规范国家征地、企业用地，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杜老在这方面的推动和呼吁，为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至今，杜老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农民，“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当前最重要的是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益不被基层政府侵害。”杜老一再强调：“土地使用权流转要有序。”
杜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所带的学生现在大都已经成为国之栋梁，如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等，周其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一个他关心了20余年的问题再次盘梗在他心里：一个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一个是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工人、妇女、青年也都有自己的协会，农民却没有。”杜老一直心有所牵。农民协会以前有，后来取消了，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经向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结果三年到了，因为其他事情，就顾不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如今，已然95岁高领的杜老听力严重衰退，世界在他耳畔清寂一片，但思想的汪洋，从未停止奔淌，那股滔滔热流仍然激越，有力。在《决定》通过不久，他颤巍巍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高声讲道：“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
这位做了一辈子农民代言人的老人，如今最牵挂的依然是农民的国民待遇与遥遥无期的“农民协会”。90岁生日时，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95岁，他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
（原载《中华儿女》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