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马占山下达了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第一道抵抗的命令！
江桥抗战开始了！
也就从这时开始，小小的江桥温度骤然升高，成为全东北、全中国、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仗，打得很苦。我方军民在抗战中的表现更是感人至深。今天，当我们再翻出当时的报纸，查一查当年马占山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张学良等的电报；听一听那些过来人的诉说，也照样会为之动容。尽管这些文字还远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当年江桥的血与火。
（日军）竟居然出首，借口修理嫩江江桥，以日兵掩护张海鹏军过江。压迫我防地，开始攻击。并于昨今两日，日方飞机8架、炮廿余门，猛烈环攻，势非直捣江省省垣不可……
——1931年11月6日电
值得一提的，张学良在接到这份电报后，也改变了不抵抗主义的态度。他在当天发出的《报告东北战况的通电》中，明确要求马占山采取“正当自卫方法”。
连日激战，昼攻夜袭，恣意残杀，我军死伤枕藉。日军武器精良，胜我百倍，明知江省联络已绝，呼援不应，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日人一国之大敌。前线将士莫不深明大义，慷慨激昂，大有气吞河岳，敌忾同仇之势，兼之占山受国家倚畀之深，人民寄托之重，目睹辽吉沦胥，江省危如垒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本日日本军迭派飞机，向我连续掷弹，一面调集兵力逐渐推进。观察情况，恐于最短期间，必大肆图攻。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于异族……
——1931年11月7日虞电
战斗中，骑兵连长张德冒着敌人猛烈炮火巡察一处渡口，不幸殉职。二营营副李英奇在敌机轰炸时，以身殉国，连副张九洲在反击战中壮烈牺牲。在战斗紧张时，马占山将军亲临1418高地督战，极大鼓舞了全军将士。
马占山将军率部浴血奋战的事迹，更加激起了全市爱国支前的热情。
省城公安局、一、二、三署的人员，在各路口设岗，征调民工、马匹和车辆。有位外号叫‘李傻子’的马车会长，不仅协助当局张罗车马，而且把自己的几匹好马送到前线。征调的群众的大车几乎承担着所有的运输任务。群众赶着支前的大车，来往于省城和江桥之间，运送军队、伤员、给养和弹药。
仅芙蓉街、永安里一带的饭馆，就有同心园、天一坊、富有园、味美斋和美华春等等，都为支援前线作出了贡献。先是所有饭馆都蒸馒头，可以挂幌半营业。饭馆按自己的任务从商会领出44斤的小袋面粉，每袋面粉蒸出52斤馒头。以后用的面粉是大袋的军用‘沙子面’。面袋是斜纹布做的，袋底上有绿色的菱形戳记。再以后挂双幌的饭馆改烙大饼。这时所有饭馆不挂幌，全部停止营业，支前任务也大大加重了。有的饭馆，如同心园，干脆用大板子交叉地把门前钉死，以防影响劳作。由于战争，平时排队卖炭和献柴的车进不了城，饭馆的燃料因而很缺乏，然而大家千方百计克服了困难。刚开始的时候，蒸馒头、烙大饼只是在白天，后来就白天晚上连轴转。但在同心园掌管面案的员工，支前任务加重后，一连十多天没有回家。饭馆的师傅们听说前方的将士们吃不着菜，烙饼时就主动加上有咸淡、作料的汤油，蒸出的馒头和烙好的大饼晾凉后，装在原面袋里交到商务会，再装上插着小黄旗的大车，由穿着灰色军服的兵士押车，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
此役之惨烈，由马占山两个电文可知：
此次攻击大兴，日军四千余人，黄衣铜帽，大炮四十余门，飞机七八架，铁甲车3列……日军自支日午以来，开始向我攻击，下而炮炸，上而飞机，陆空交施，凶暴至极。我将士拚死抵抗，不为所屈，碧血横流，再接再励。战三日两夜，敌人伤亡大半，我亦损失奇重。因大兴地势难守，增援不及，未忍将战士孤注一掷，因于麻日下令左右互相掩护，再撤退至江桥50华里之三间房车站一带，以资固守。8日，该林少佐持本庄司令通告，令占山速将江省政权授予张海鹏，否则日本军即将占黑龙江省省城，现正在交涉中。是役也，我军因无防空兵器，致官兵伤亡五六百名之多。虽然，士气仍未稍馁，依然振奋异常。现在雪地冰天，防御横暴，不惟当地各界共见共闻，即各友邦人士众所目睹……占山等守土有责，爱国心同，早知沙塞孤军，难抗强日，顾以存亡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坐以待毙？援田横五百之义，本少康一旅之诚，谨先我同胞而赴国难焉。特电奉达，敬希垂察。
马占山、谢珂叩灰印
（日军）兹于11月16日国联开会之际，加派大部兵力并唐克车多辆、飞机十余架、重炮8门，昼以继夜，向我猛攻。直至18日晨，我军力尽兵单，加以器械不利，彼将防线一部冲破，我军誓死反攻，肉搏多时始得恢复原防。又于午后2时，日人以唐克车重炮猛攻急扑，以至全军动摇，几不能支。幸我军心振奋，人一当百，尚在抗持时间，敌复骑兵四出，到处扰乱，并以8架飞机向省垣掷弹示威。商民惊恐万分，纷乞暂避相当地带，以免人民涂炭……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理之解决，临电泣涕，不知所云！
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谢珂叩巧印。
18日这一天，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失败了。
11月19日，马占山被迫下令退出齐齐哈尔，带着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人员，撤到了电报里说的“相当地带”——海伦。
在海伦，马占山一面继续组织抗日，一面面临着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为此，他将做出举世关注的新的决择。
日本人要在东北站稳脚跟，光把溥仪这个大木偶掌握在手里还不够，他们还要掌握一堆中木偶、小木偶。而为了达到顺利占领黑龙江的目的，“为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来满之前，巩固满洲国的基础”，他们不光是要打败马占山，而且最好是能够使马占山也成为他们的掌中物。于是，他们还在与马占山正打着的时候，便开始了对马占山的诱降活动。而为日本人干这件事的则是东北很有名的两个大汉奸——赵仲仁和韩云阶。
赵仲仁，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是齐齐哈尔市最大的房阀。此人不是那种土财主，而是一个颇有政治野心的人。他花大钱当上了国会议员，并参加了安福俱乐部。后来又因善于巴结吴俊升而青云直上，由黑龙江省森林局长一跃成为呼伦贝尔道尹，万福麟任黑龙江省主席后，赵仲仁又当上了省政府委员。
韩云阶，是哈尔滨义祥面粉厂经理。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由于有了这段经历，使他不但会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与日本的一些上层人物也有较密切的来往。
“九·一八”以后，与日本勾结在一起的赵、韩二人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起来。他们先是到处散布“抗战无益，抗战必败”，后来又利用江桥抗战失败后，马占山处境危难的机会，直接向马占山展开诱降活动。
11月28日，赵打电话给马占山的参谋长谢珂，叫他劝马占山投降：“江省大局已定，现由英积华率领哈尔滨警备队一部赴江省维持治安，准于29日进省接防，张长官既派英积华代理……请转致马主席，将黑龙江省印信，及财政等权交出……将来张长官任东北最高职务时，江省主席，兄弟敢担保，仍属马主席……”
对此，谢珂回答说：“至于江省印信、财政等权交出一事……实在办不到，请君不必费心。目下我军反攻之心坚决……上下一致，凡在马主席部下，如有敢言与日军妥协者，无论何人，皆有诛杀之权。”
赵仲仁所提到的张长官，名叫张景惠，辽宁海城人。此人原本是个走街串巷卖豆腐的。后来当了胡子，成了张作霖的一个得力助手。为张作霖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在张作霖执掌东北后，他也不断加官晋爵，成为东北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九·一八”后，他一直彷徨观望，待机而动。日本人可谓“慧眼识汉奸”，一下子就看中了张景惠这块上好的汉奸料子，通过赵仲仁、韩云阶积极拉拢他，并许诺以黑龙江省主席的位置。张见利忘义，自己下了水还不算，现在又来为虎作伥地拉马占山下水了。
赵仲仁碰了钉子，但日本人却没有就此停止对马占山的劝降活动。12月6日下午3点，日本人再一次让张景惠和赵仲仁打电话给马占山，通知他说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要亲自去与马占山会谈，当即遭马拒绝。但两天后，板垣却带着一大帮记者，在赵仲仁的带领下，强行过江要与马占山会谈。马占山开始坚持不见，但经不住赵仲仁的苦说甜劝，终于答应与板垣进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前，马占山先对中国记者说：“无论日本人如何利诱威胁，我决不能成为投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然后又对外报记者说：“此次中日事件，实属不幸，不过本人守土有责，不能不谋自卫，今后希望中、日、英、法等舆论界，不分界限，共同努力，使此类不幸事件永不发生，则世界真正和平，方能实现。”
会谈中，板垣提出由张景惠出任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掌军权、日本人负责满洲国防、省内矿山、铁路等要求，马占山口头上委婉表示可以考虑。但等到板垣真的拿出会谈纪要请他签字时，马占山便使出了张作霖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曾经多次使用过一个“绝招”：
马占山将军困惑地看了一下文件说：“本人出身绿林，没有学问，做为男子大丈夫，既然有了协议，就不能背叛。请相信做为男子大丈夫的马占山的话！”对这种直率的谈话，首先是驹井顾问为之感动，说声“好！”坂垣大佐也点头同意，把文件放回了皮包里。
马占山虽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并在会谈后发出通电表示“誓不屈服”，但却没有严辞拒绝日伪的诱降活动。12月11日，还专门在呼兰松浦镇与张景惠进行了会晤。此后，张景惠便成了马占山与日本人之间联系的一个主要渠道。
1932年1月30日，东铁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和依兰镇守使李杜率部加入了哈尔滨的吉林抗日军冯占海部，发表《抗日宣言》，组成了以李杜为总司令的抗日自卫军。他们一面电请张学良出兵领导抗日，一面联络马占山共同抗敌。
2月1日，马占山再一次发出通电，向全国同胞表示：
“占山等谨率部属，效死杀敌，念兹在兹，义无反顾。惟有我海内外同胞，共凛匹夫有责之义，群起动员，毋任各个击破而保我子孙，还我山河，在此一举。彼有良械，我有热血，精神终胜物质，胜算贵在决心。祸燃眉急，切共图之，并盼各友邦人士一致主持公道……”
2月4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哈尔滨。丁超、李杜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但仍难以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在此危急时刻，他们电请马占山出兵援助。马占山当即派出苑崇谷旅前往哈尔滨，该旅于途中遭敌袭击，伤亡惨重。
2月5日，李杜、丁超率部退出哈尔滨。
当这些不幸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到马占山的耳朵里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震惊。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
我看不行了，非想法子不可，不缓和一下，全军有覆灭的可能，我于是下决心假投降，同小鬼子较一较智能……，李杜初退出哈尔滨后，我一看有被包抄的危险，必得赶快想个急救法子，以便整理部队与他们再拚。于是出乎小鬼子的意料，在一天早晨，我突然过江到哈尔滨，到了王香久宅，我才打电话给多门，说我来会他，他非常惊奇，便约定在满铁俱乐部见面……我身上带两支八音手枪，有16粒子弹，我预算话不投机，或小鬼子有意害我，我用一只手枪内的8粒子弹打死哨兵和门岗，打到门口，上车就走，绝不能白便宜了日本鬼子，我打枪有把握，所以心里有主意……我进门时坐在屋角，保持猛虎在山的形势，心想：“杂种，如果你们不客气，动一动，我立即一枪一个把你们结果……”
多门与马占山相见后，对马占山非常客气。他们俩人之间进行了一番有趣的对话：
多门：马将军，你以前为什么同我们打仗，现在又因为什么来？
马占山：因为你们欺侮我们中国人，所以打你们，不管胜败，必叫你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但是众寡悬殊，打不过你们只好同你们讲和。
多门大笑：好汉子，真痛快！嫩江一战，我没有料到，吃你们很大的亏，你若是能多支持两三个钟头，我们一个也回不去。你自己一人来，不怕我们报仇吗？
马占山：我以2000人对你们6000人，打到最后，真是不行了，若是还能支持，当然还是打你们，不放走一个。到现在，我若是还有支持力量，当然还是打你们，但是政府同国人的援助力量达不到，没有办法，才同你们讲和。怕什么，顶大不过一个死，可是我从打你们那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多门再大笑：马将军，你真是爽快的汉子！但是你的意见是怎样办呢？
马占山：我的意见很简单，你们的坂垣不是同我接洽过三条吗？第一，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不驻兵，第三，黑龙江内政不干涉，这三条若能照办，我便同你们讲和，若是真不能照这个办，我至死也不答应，你们放我回去，我固然要打你们；你们不放我回去，我的部下也绝对要打你们！
通过这次会谈，日本人更进一步加紧了对马占山的劝降工作。2月6日，马占山在与张景惠再次会晤以后，终于表示可以接受张的劝说，到沈阳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四巨头会议”。
2月16日，马占山飞抵沈阳，前去参加“四巨头会议”。但开会后，他才知道自己上了圈套：此次会议并不是像原来说的要讨论联省自治问题，而是讨论建立伪满洲国的问题。因此，在开会之后，他便一再说自己身体不好，抱病不起，没有在“建国宣言”上签字。
马占山的行动，使日本感到难以琢磨。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本庄繁专门会见了他。马占山说：
“他妈拉巴子，我进屋时，本庄这小子连坐都没让，我一见就气了。心想：杂种，你若是真的不客气，我的枪也不同你客气了。本庄开口便说：‘李杜反对我们，你为什么打电话响应他们，竟同他们同谋？’我冷笑一声说：‘这真是笑话，那时我们正同你们对敌，他起义和我们宗旨一样，都是为保卫国家而战，都是为要尽军人本分而战，他响应我，我响应他，那有什么奇怪？说良心话，我若不是弹尽粮绝，若不是你们答应没有领土野心，不驻军，不干政，我仍然打你们，谁来同你们讲和？军人的本色就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我没有死，已经愧做中国人了！’本庄这小子，马上哈哈大笑，站起来同我握手，连说马将军好汉子，请坐请坐。到我走时，给我挂了一个专车。”
马占山变节的消息传开后，全国上下一片谴责之声：有通电指责的，有索还捐款的，当时上海新出的一种马占山牌香烟也停止了出售。3月9日，黑河驻军发生兵变，马占山在黑河的公馆被抄，就连自己的儿子也在上海写信骂他。此时，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和凶恶嘴脸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他的面前，这使他感到烦闷难耐。据他身边的人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曾经在夜里一个人跑到小庙上去烧香，曾经手拉着他的磕头兄弟张殿久旅长的手伤心地大哭……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筹划之后，马占山在4月上旬再一次做出了一个令全国震惊的决定：他悄悄离开齐齐哈尔，抵达黑河，组织黑龙江省政府，再次举起了抗日大旗。
马占山将省内自发组织起来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编成了11支义勇军，将原有的抗日部队整编为9个旅，共同组成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他本人任总司令，指挥这支队伍与日寇进行了多次激战，给敌人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进入7月份以后，他们开始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困难。
12月7日，马占山被迫率部退入苏联，黑龙江抗战宣告失败！
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失败了，这固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但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抗日失败的不仅仅是马占山一支队伍。
到1932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一支又一支地不断被击溃了。义勇军的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慌乱之中。
东北的抗日斗争陷入了低谷，它是否能够走出低谷？又有谁能再一次让它走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