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锦州后，又把矛头指向山海关，窥伺华北，威胁平津。张学良看到日军的这一企图后，便交给何柱国重任：指挥全旅兵力驻守山海关，既要阻止日军继续深入，又要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1933年1月24日，张学良见热河局势愈来愈紧，乃飞往南京，同蒋介石面谈后，旋即秘密回到北平。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和张学良的一逼，不得不有所行动，派宋子文北上，编组两个方面军：第一方军是宋哲元，第二方面军是张作相。宋子文的税警团也由温应星率领北上参战。
1月25日，新上任仅一个月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没有得到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类重要人物的支持，特别是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宋子文在上海时，以二百万银元收买了汪精卫对妹夫蒋介石的忠诚。从而汪精卫接替了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职务。此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月2日晚8时，“后援会”的朱庆澜、张作相、王以哲、王化一会见张学良，商讨热河军权统一，义勇军指挥权移交军分会和如何进行后援工作等问题。少帅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侃谈至深夜，情绪高亢而兴奋。
2月16日，张学良给南京拍发了电报：
“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继续侵犯我们的领土。我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
张学良的这封电报似乎打动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看到了局势的危急：热河保不住，华北就危在旦夕；已经让出了东北，再不能失去华北了。于是，南京政府同意了张学良筹备热河保卫战的请求，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位军政要员和军事专家前往北平。他们到北平后，受到了张学良的热烈欢迎。当天晚8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军事会议。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黄绍竑、杨杰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少帅向有关将领分配防务任务，最后，张学良手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对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
“不行，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么能担当得了这么一大面？”宋哲元不同意地说。
“明轩，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哲元见张学良这么说，只好不再说什么。
翌日晨4时许，张学良同何应钦、宋子文等一行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三十余辆，向热河进发。此时，少帅还有嗜毒瘾，在去热河途中，每走三十余里就得停车一次，注射毒品针。当日下午时，他们到热河承德时，已是疲劳不堪了。
2月18日中午的欢迎会上，张学良向众人致词，勉励大家要誓死保卫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这天，少帅与宋子文从承德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张学良与宋子文署名的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世界声明；另一份是由少帅领衔的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
2月22日，张学良陪同何应钦、宋子文及其他军政要员视察热河后，让端纳给南京发急电，建议对日军采取强硬行动，要求提供抵抗日军所需要的军备给养。
这时，日本侵略热河的一切准备就绪，便以锦州为大本营向热河调动进攻部队。日军的这个行动计划，由日本新任内阁陆军大臣荒桢夫草拟。他主张派大批军队前往热河，“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日本就以“满洲国”的名义，通知热河驻军司令汤玉麟，让他派代表到北票开会。会上，日军向汤玉麟的代表张舜卿提出三个无理要求：第一，狂妄地称汤玉麟是“满洲国”委派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人来长春驻守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铁路由北票延长到承德；第三，在承德设立日军军部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本的无理要求电告张学良后，很快就收到少帅的复电：“断然拒绝”。
2月23日，日军向中国当局下了最后通牒，声称热河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必须在24小时以内离境。中国当局不接受日本的这一最后通牒。于是，日军在锦州集结的三个师团分兵三路，于翌日向热河发动进攻。
日军在热河的烧杀抢掠和狂轰滥炸，使张学良再次受到极大的刺激。作为“东北王”，热河是他最后的一块领土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委会委员长，他也不能轻易地放弃而使之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而且从战略上说，热河是华北最前沿。无论为公还是为私，他都要与日军拚个你死我活，否则他将更无脸见国人。此时，张学良已对“不抵抗政策”、依靠国联主持公正毫无信心。
张学良率部奋起抗日，在保卫热河的一个星期战斗中，部队急需的军火给养不足。他让端纳向南京政府求援。于是，端纳按少帅的意思给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发出一份加急电报：
罗文干部长：
如果政府把那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军队派来，接管古北口与承德之间的设防地带，他们仍能击退日本人。
德国顾问汉斯和宋子文熟悉这个地区。在这里，日本的通讯和交通将被延长，依靠掩蔽物和高射炮，日本飞机也会失去作用。谨提出这点紧急建议，望贵国不要放弃希望。
端纳
然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请求的军事支援，未加理睬，既没有给前线派兵，也没有派飞机支援。少帅的军队在没有设防的热河城市作战，在只有膝盖深的战壕里抵抗日军的进攻。大批士兵在日军飞机的空袭下阵亡。更严重的是，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与张学良宿怨颇深，他们的军队根本不听少帅的调遣，阳奉阴违，迟迟不按预定作战方案发兵抗日。各派系部队只求自保实力无心参战，只要与日军一接火，便擅自撤退。致使热河防线全线崩溃。
傍晚，赵四小姐急急忙忙地吃了几口饭，就放下碗筷离开了餐厅，沿着顺承王府东院的回廊匆匆地走着。北平早春的傍晚是很迷人的。因系早春，严冬的寒气还留有余威，在假山和房屋的背阴处依旧积有残雪和冰棱，可是与此同时，春天却在一步步地逼近，树在吐绿，小草在返青，花园中的迎春花也开始悄悄地开放。而一到傍晚，除却这种季节的魅力外，另外还有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太阳恋恋不舍地下沉，由一团红晕渐渐褪为淡红，它是尽可能地想把夕阳的余辉多停留些时分，可是黑夜却寸阴不让，它象小人得势似的撒开大网，在各个部分都无孔不入地在驱逐光亮……对于大自然这种奇妙的周而复始的交替抗争，若是平时，赵四小姐一定会细细地观察很长时间，从这里会悟出许多人世的哲理或者是对于自己遭遇的联想感慨。可是今天，她却一点心绪也没有，她只望了望渐渐消退的晚霞，便又匆匆地走起来。
自从热河战事爆发以后，赵四已经好几天没能去看顾自己的孩子了。她一直把孩子交付给保姆吴妈和侍女小虹照料。热河战事的大起大落、焦头烂额，使她不能不强力隐忍着对幼子的思念，而日夜厮守在张学良的身边。其实，赵四对于独子闾琳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赵四小姐在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背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搭手”，这是一种险恶的痈疽。因部位在以手搭背之处，故得名。“上搭手”位于肩胛，赵四患的是“下搭手”，它长在腰背上，以致赵四睡觉时只能朝向一方侧卧，每翻动一下身子都得先撑着坐起来，折磨得赵四身心交困，苦不堪言。张学良见此情状，就秘密把她送回天津，住进了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由赵四的生母陪伴看护。医生见这痈疽生得部位不好，就极力劝说赵四提前取出胎儿，否则不利于医治“搭手”。
“能不能不取出胎儿，又能治好这‘搭手’呢？”赵四的母亲忧心地问。
医生沉思了一下：“那样的话，你女儿将是极其痛苦的。而且，还很可能危及生命。”
“这……？”
“医生，只要能保住胎，再痛苦我也不怕！”赵四的态度极为坚决。就这样，在医生的精心治疗、母亲全力调理下，赵四咬紧牙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熬到了七个月，平安地生下了闾琳。
小闾琳因系早产，先天不足，身体非常虚弱，以致长到一岁多时还不会走路。张府的人为此事都很着急，赵四当然就更加牵肠挂肚。很长一段时间，赵四都没有帮助张学良协力军务，而是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精心调养。这次是因为热河之战关系重大，所以她才忍痛割舍对孩子的照料，全力投身于热河战事，但谁想竟又是如此悲惨的结局！
热河的惨败，是张学良始料不及、万万没有想到的。张学良从多种渠道得知日寇将进攻热河，特别是当接到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联”的情报之后，张学良便秣马厉兵，四处奔走，发誓守住热河，反攻关外，以雪“九·一八”之耻！
但是，张学良他完全没有想到，既使是长城天堑，也无法阻挡腐败和妥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繁多，矛盾重重。张学良虽然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按道理他是代表委员长蒋介石的，可以全权指挥东北军以及包括阎锡山、冯玉祥在内的华北所有部队，但因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与冯、阎都打过仗，这些部队还心存芥蒂、貌合神离，所以，实际上他是无法指挥的。而要想战胜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军队，仅仅依靠东北军是不行的。于是，张学良转而乞援于中央，可蒋介石此刻热衷的仍是在江西剿灭红军，张学良一再要求，蒋介石后来虽答应派遣援军北上，但却迟迟其行。
热河战事迫在眉睫，张学良无奈，只得把希望寄托于热河守军汤玉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