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剃发留辫，原是清代满族统治者初入中原时强迫汉人接受的方式。因此，在清代男子蓄辫与否，成为汉族社会衡量其是否效忠朝廷的标志。有清一代，男子留辫不仅是个生活习俗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时汉族男子的剃发留辫，主要是靠了政治与法律的助力才得以推行并相沿成习，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进入到民国，原由满族统治者强加于汉族社会的男子剃发留辫风俗，随着清朝统治的灭亡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也就难以持续下去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衣冠发式是“民族之徽识”，“常与民族精神相维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１期。因而号召人民，“盖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州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论发辫原因》，《黄帝魂》。对于那些不愿剪辫的人，当局给予处罚。浙江都督规定，“元年二月十七日即阴历年底为止，为一律剪尽之期。”《浙省广设剪辫论》，《申报》１９１２年２０月８日。“黄县民政长张汉章于十月十六日出示限期七日一律剪发”《黄县民变续闻》，《申报》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日。就是南京政府所出的剪辫令，也只给了二十天限期，不少地方将留辫者简直当成了敌人，“其有保存发辫者，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为满奴，甚欲削夺其选举权，以实行强迫手段”《大公报》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０日，闲评一。据回忆，当时“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来庆祝的”。许金城：《民国野史》，第１６页。
各地政府的剪辫的法令及革命党人的热心倡导，很快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剪辫热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在广东，“实行反正之议既决，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将天然锁链剪去。统计是日剪辫者，尽有二十余万人”《广东独立记》，《辛亥革命资料》，第４５６页。在长沙，“剪辫子是革命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做满奴和亡国奴的显明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陶菊隐：《长沙响应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９４页。即使在远离大陆的台湾，“剪发的风气开始在……各城市流行起来，而终于遍及到广大农村。”王文德：《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５１０页。人们的是非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审美观点也不同了。“昔以豚尾垂垂之长辫宽袍阔褂红顶花翎为美观，今以中山濯濯之秃头窄袖短发草帽革履为时尚，足见人心之趋向，为世界所转移矣”。
其实，民初的剪辫子时尚也是服饰本身发展规律使然。因为西装与辫子是格格不入的。实行新军服制的清兵身着西式军服脑后一条辫子已让人觉得不伦不类，西装革履本是为更精神，更繁洁，如脑后一条不便洗涤的又长又臭的“猪尾巴”则会让人作呕。实用和美观是物质风俗的主要追求，在服饰方面更是如此。剪辫便于动作，益于身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也出现了某些欧化的趋势。华人的辫发胡服，委实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同遭人耻笑，“于时为不宜，于民为不便”《翦辫易服诋》，《湖北学生界》第３期。不论是从卫生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均毫无可取之处。时人已看到了剪辫“可以强兵”、“可以强种”、“可便行役”、“可振工艺”等优点，剪辫乃“大势所趋”，“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翦辫易服诋》，《湖北学生界》第３期。“先代之结发，满清之辫发，西人之短发，发凡之变，而世界之风潮，日新月异而岁不同，进化又明之程度，亦不知相去几千矣”。《论发辫原因》，《黄帝魂》。可见，男子剪辫之举反映了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追求以及振兴中华的热望，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汉族社会绝大多数男子的响应。当然，一种旧习俗的革除，绝非是一蹴而就的，许多求稳守旧者则在群众性的剪辫大潮面前，死保长辫不放，“有盘结头顶者，有乘坐肩舆者，有垂辫领内者”《申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４日。不一而足，在一些交通偏僻的地方，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仍有留辫者存在。
２．男服易式
发式与衣冠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民初剪辫活动的展开，社会上又出现了“易服热”。清朝的官、民服饰，因为体现着封建礼法的等级观念，所以与辫子一样为民众厌恶；而满服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巾，直禽兽”更是早已遭到汉人的鄙弃。革命后，那些象征着封建特权及民族压迫的衣冠饰物，多被弃如敝屣，“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剪辫易服，使以往服装上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
剪辫后，人们大多开始有了戴帽子的服饰习惯。于是博士帽（西式毡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等各式帽子流和起来。“民国以来，男子皆剪发，且风气日升，夏季之草帽，销行日盛。今已通行全国。当初概用劣货（指外货），自抵制后，国货草帽公司踵起。日夜赶制，尚不敷销，劣货几绝迹矣”《申报》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６日。剪发后为什么一定要戴帽？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还不习惯于头上一点饰物都没有。用帽子代替辫子，尽管多是使用国产货，但样式却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从中不难体察出这种过渡时期的心理状态。
在民国时期，汉族社会的男子服装，西装、中山装占据了主要地位。不仅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其他阶层的人也照样穿；城市是如此，一些远离都市的偏僻县乡也是如此。如东北呼兰县“服西服，履革履者亦日多。”四川新繁县，民国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新繁县志》，民国３６年铅印本。河北怀安县，“在城一方，平时常服线呢、洋布，衣制亦较多乡村时样。惟在外游学诸生，交际既广，接触亦多，所着服装较为特异。男有洋装革履，女多剪发旗袍。萍水相逢，俨然津海人焉”《怀安县志》，民国２３年铅印本。至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穿西装的男子极多。西装是辛亥革命前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典型穿着，中山装是革命导师孙文先生改造英国式猎装所制；因为这两点，民国建立前后，人们把西装、中山装与维新、革命、结合到了一直，“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厕身新人物之列”《大公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日第１张。“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１９６７年版，第３６６页。；就是一般民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大公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日第１张。商人们更利用人们的这里心理大作广告，各地经营西式服装及进口衣料的买卖大为兴
隆。南京“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式，列肆相望，无论何店，皆高悬西式帽”；北京的西服庄通过做西式大氅和西式冬帽发了财，“年来北京人士需用大氅之数，比之以往，可加及数位，需用既多，故供给者众”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八《京兆》。至于学生，除了规定的学生服外，更是带头在服饰上洋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流行穿长袍。
３．妇女放足
如果说人们的社会政治心理的变迁与民国后人们逐步除去留辫的恶习有关的话，那么，民国后妇女逐渐摆脱缠足等恶习，则更多的是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心理及现代生活观念（包括审美意识）的变迁有关。民国政府成立后，几次三番下令禁止缠足，认为“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己姓”。《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３２页。规定未缠足禁止再缠，已缠不足年限者应即放足。在这些劝禁妇女再缠戒除缠足旧习的过程中，没有因为民初民众政治心理的滞后而发生冲突。相反，人们的审美观念在悄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足小纤弱为美，而以肢体强健、合乎自然为理想。妇女缠足时全部自制（绣）鞋袜，费时伤神；放足后，妇女终可以步出家门，自选鞋袜。“当中国妇女缠足之风盛行时，无论如何履必自制，且双弓藏诸裙底，往往不使人见。自提倡天足后，渐臻大方，无此羞涩之风。故往往履不自制，而购肆中，且在广众中脱履露足以试履之大小者”。《论上海女学生的装束》，《妇女时报》第１１期。有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行来短巷复长街，革履声喧橐之偕；转眼清明佳节近，无须重绣踏青鞋”《咏冯上女界新装束》，《申报》，“自由读”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０日。
４．女服趋时
至于民国时期的女式服装，则经历了一个实质西化，表面还以中式为主的过程。
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一般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有一些青年妇女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以为唯此才当得起文明、新潮。其后，女子服装渐呈西化趋势。一改过去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服装造型，将衣服裁制得长度减短，腰身收紧，袖口缩小，比较注意“曲线美”了。
从２０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流行表面上模仿传统，实质上吸收西方服装优点的女服——旗袍。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袖、襟、裾等都滚有宽阔的花边。起初，其式样与清代旗服没有多大差别，但不久在受欧美服装影响以后，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在长度缩
女子短了，腰身收紧了，袖口窄小了。３０年代中期，旗袍至衣长、袖长、衩长上不断翻花样，致使这种服装一时衣长及地，连鞋子都看不见，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处，使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面；一时行长衩，一时兴短衩。不过，袖口却是越缩越短，由肘上缩到上臂半露，再缩到肩下二三寸；同时，腰身越来越窄。有的窄到要吸了气才能扣上钮扣。进入４０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这种定型了的标准式样，主要是延纳了西式女服的特点，已与传统旗袍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故而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西化服装。
除了旗袍，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的妇女还喜着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披风又称“大氅”，除夏季外，其余季节均可穿用。在质料上，除单的以外，还有夹的、棉的、皮的等。外表一般用时式的绸缎制作。颜色以绿者为时髦，也有用大红、粉红、咖啡及灰色的。上了年岁的妇女大多穿深色的披风，有的还用浓重的黑色，以示稳重端庄。披风的长度，一般在膝盖部位，只有在冬天才略长一些。披风的两襟，虽然钉有钮扣或带子，但妇女们在穿着时往往不用，任其敞开。走路时一般都用两手交叉抓住衣襟，以显示气派和风度。３０年代以后，有些妇女，开始厌弃披风，西式大衣遂成为她们秋冬时节穿着的宏物。
民国时期，妇女服装的多样化和时装化现象十分明显。当时，由于有船直航欧洲各大名城，因此巴黎等地的新式服装三、四个月后即可流行于上海。在领导时装新潮流方面，电影演员、模特、交际花走在最前，作用也最大，上流社会的妇女趋而从之。什么“番花”女西装、西式裘皮大衣、百褶裙、好莱坞不断变换的明星服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流行过。同时，各种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对新颖服装信息的传介和电影业的推动，也是女式服装业显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５．服饰尚新
民国时期的服饰，不论男女，“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梦游民国》，《申报》“自由谈”，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４日（３）。人们赞赏苏州某些人的装束别致说：“绸伞高擎足踏革履之女界学生华丽煞”，“马鞭高挥身穿军服之将弁人材气焰煞”，“草帽高戴口衔雪茄之少年学生时髦煞”，“襟褂白兰嬉游道旁之浮荡子弟顽皮煞”《苏州之七煞》，《时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０日（七）。在天津，人们惊叹女子打扮的花样翻新情况说：“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这是剪发的一起了。不剪发的呢？大半不梳辫子啦，有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个蝴蝶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的，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看我们女子被人家耻笑啦》，《大公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７日（三）。这反映了人们在选择衣式发型时，不再重视身份贵贱，唯以美观新奇相尚。在南京，“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上海式样，亦不问其样式，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仿北京官僚自称阔老者，或有步尘俳优，务趋时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二，《江苏》。广东女子服装“日变古怪”，“其始不过和娼荡妇所为，继则女学生亦纷纷效法”《粤女学生之怪装》，《大公报》１９１３年６月１５日（三）。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像女，女子装像男”，“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改良》，《申报》，“自由谈”，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０日（八）。的状况。这一方面表明人们已从封建的服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可以尽情地泻泄自己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说明推翻帝制以后，民众的社会地位普遍有了提高，讲究穿着再不是上层少数人的特权。大家都可以通过服饰来展示自己的个性、风度及社会地位。
二、饮食风俗
汉族社会在吃方面一向是最开放的。“海、陆、空”中一切动植物，包括一些无生物，只要是无毒的，吃了不会死人的，皆用来果腹。这样，就使得中国成为“烹饪王国”，饮食文化极为发达。在这方面，西方则逊色了许多。因此，民国饮食的西化远没有服饰那样明显。中国各大区域性菜系之间的互相交流，足以抵御西方饮食的诱惑。民国饮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自然延续。而期间西方饮食文化的搀入，只是为本已十分丰富的中国菜馔增添了几种“佐料”而已。
１．日常饮食沿旧制
在民国时期的主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主食依然是米、面以及米面制品。江南地区的人，以稻米为主食，一日三餐，或粥或饭，莫不藉此疗饥。但每天的点心、间食、糕饼等，则都是面粉制品。尤其是面条，花样之多，无出其右，有荤面、煎面、冷面、阳春面、糊涂面，种种色色，指不胜屈。
与南方相反，在北方，人们主要吃面粉制品，偶尔也吃些米饭。北方的面粉制品，花色品种繁多，寻常的就有面条、饺子、馄饨、馒头、包子等多种。民国时期的南北主食除米面外，也有不少人以南瓜、山芋、小米等杂粮作为主食。
欧风东渐后，面包上市了，热狗、三明治出现了，于是在传统主食之外，又有了一种西洋式的主食。它对某些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传统主食的认同。就这样，传统主食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了。故而民国时期的主食，较之前代，品种丰富多了。不过，它与有着几千种不同风味、几万余种花色品种的汉族传统菜肴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
２．都市菜形成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