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一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但是疾病、物质的匮乏、人生的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的理想和追求。
定居伦敦后，由于过着流亡生活，马克思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固定的收入，尽管有恩格斯的尽力援助，马克思的生活艰难是十分罕见的。因为当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他父亲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时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办事员。直到1851年夏天，马克思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但是低微的、不定期的稿费并不能使他偿还积欠的债务，也不能使他的家庭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
马克思长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没有钱订报纸、买信封邮票、支付医药费，甚至有一段时间马克思不能上街，因为他的那套常穿的礼服还在当铺里。这样，全家就不得不在各方面紧缩开支，常常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只能用面包和马铃薯糊口。债主们粗暴地向他逼债，威胁要把他全家赶出大门，让法警扣押他的财物来抵债。
马克思一家人的居住条件很恶劣。从1849年秋到1850年4月，马克思全家挤在伦敦西南郊切尔西区安德森街4号的一个小套间里。1849年11月5日，他的第4个孩子、他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在这里出生了。女房东因马克思限期偿付欠租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就蛮横地撕毁了租约，全家被迫离开这所房子。1850年5月20日，燕妮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
马克思设法从朋友那里借到一些钱来偿付女房东的债款、被扣押的家当才得以启封。但是，为了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和其他债主的欠款，这些家当又立刻被卖掉了。
马克思全家经常搬家，他们临时搬进莱斯特街的一家德国旅馆，才避免了露宿街头。1850年6月初，他们搬到第恩街64号，后来在1850年12月又搬到28号的一个有两个小房间的房子里。这座住宅位于伦敦的索荷区，设备十分简陋。在这里住着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马克思全家在那座狭窄而潮湿的房子里居住了将近6年。
1856年秋，燕妮从已故的母亲手里继承了一份微薄的遗产，于是，马克思全家才在伦敦西北郊租了一幢住宅，即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后来的门牌改为46号）。在这座房屋里，马克思全家一直住到1864年3月。但是，当时这里是荒凉的刚刚兴建的地区，垃圾成堆，没有路灯，遇到雨天道路泥泞，无法通行。在马克思的日记里写道：“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8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即便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 常言道祸不单行。由于马克思生活条件极端困苦、营养不良，加之工作繁重、操劳过重，致使病魔经常光顾他全家。马克思本人患了眼病、风湿病。1853年3月，他又得了肝病。他的妻子燕妮和孩子们也常常生病。贫病交加，给马克思全家带来巨大的阴影。
《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曾经写道：“资产阶级社会为这样的天才准备的只有摧残和折磨；这些摧残和折磨表面看来也许不像古代的受难者的十字架和中世纪的火刑那样野蛮，但实质上却比这些刑罚更加残酷。”
艰难与困苦，最能检验人的意志。面对贫病交加的灾难，马克思以英雄主义的态度，坚忍不拔的精神，从容处之，任何考验都没有能够使他离开已经选定的道路，他对自己的生活目的坚信不移。
正是因为马克思从17岁时就树立了“为人类工作”的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所以，他才能勇敢地经受住一切个人的苦痛、艰难，矢志不渝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终生！
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
——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