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秦淮河边的一条小巷里，石壁基座，三重飞檐的明远楼在繁枝茂叶的映衬下，显得古韵盎然，引人注目。门前的石壁上，两边分别写着“以经取士”“为国求贤”。大门上方有四个浑厚遒劲的大字“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历经几百年的沧桑世变，经过重修，至今还是风采依旧。
据史料记载，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后经明，清两代的拓展，盛时考试号舍达两万余间。院中还有官房，花园，小桥，流水。规模为全国之冠，是苏皖两省的乡试，会试场所。清代，从这里中举而后经殿试考中状元者，就有58人。唐寅，郑板桥，方苞，张骞均是在此中举。
江南贡院西号舍，每间号舍，不过一个平米多点的空间，都坐着一个彩绘的泥塑人像。他们有的做沉思状，有的做无奈状，有的挥笔奋书，有的笑意洋溢，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考生的各种神态。而东号舍则是一个颇有情趣的地方。在这里，君若有兴致，也可以穿上古装，发思古之幽情，点一盏青灯，在几案上摆上文房四宝，在狭小的空间里伏案答题。体验当年为求功名，寒窗苦读，跋山涉水来到贡院号舍的秀才们内心里的复杂感受。当然，绝对不会叫你再去作八股文章了。
滥觞于隋朝中期的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项基本制度。历经唐，宋，元，明，清，有1300多年的历史。尽管不同时期，考试内容略有不同，但考试体制却愈趋完善。清代，从童生，经县试，府试，院试，通过者方可获得基本功名“秀才”；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通过者方可获称“举人”；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通过者方可获称“贡士”。而由君皇亲自殿试的前三甲为“进士”。一甲前三名冠以状元，探花，榜眼。“金榜题名时”自古被称为人生三大幸事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高中进士，按捺不住心中喜悦，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封建时代起，就被科举制演绎得淋漓尽致。
江南贡院的至公堂，现已辟为科举历史陈列馆。大堂中央，上挂康熙“旁求俊义”的匾额。两旁有明代杨士奇题的对联一副：“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里面用照片，文字，实物等诸多形式，将人们带入了封建科举的世界。大红的长袍，精巧的轿子，报喜的牌匾，作弊的道具，林林总总，无一不真实地再现了科举时代的种种情景。
封建科举时，状元乃是科举宝塔尖上的明珠了。在漫漫的1300年间，总共推出了657名“明珠”。而唯存的状元卷，是保存在青州博物馆的山东青州人赵秉忠的状元卷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万历皇帝亲临殿试，出题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写出2460字御试策，一反“草民”之说，提出了“天民”之论，将帝王和平民置于上天面前平等的地位，表现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而其法制，德制，廉政的立论，也受到万历皇帝的赞赏。因此，万历皇帝朱批“第一甲第一名”。看到这份状元卷，字体隽秀，貌丰骨劲，深感内容和形式得到了统一。由是想到当年状元郎，真是才华横溢。而在成功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手捧经史书籍“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发愤求学的勤奋故事。当然，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成名天下知”。他们是当时的天下精英。知识阶层，踏上仕途，亦是众望所归。
江南贡院还为唐寅，郑板桥，吴承恩，吴敬梓，林则徐，张骞等塑了像，而吴承恩，吴敬梓则是江南贡院的“落第生”。但他们分别写出了《西游记》和《儒林外史》这样的历史名著，这也说明即使在封建时期，成才的道路也不仅限于科举，而在自己脚下。
西方人曾称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开了文官选拔的先河。而随着新式学校的兴起，清朝末年，科举制遂化作了历史的烟云。科举内容和八股文载体的弊端，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通过考试，公平公开选拔人材，是有一定意义的。今天的高考，在形式上与其也是一脉相承；在内容上，则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眸江南贡院，它虽然是昨日黄花，但它在历史上，毕竟散发出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