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场彻头彻尾的阴谋。谁又能相信一个如此重要的政治人物在这样一个微妙时刻遭遇刺杀仅仅只是意外呢？不过，宋教仁遇刺又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虽然宋教仁因其锋芒毕露的性格在党内外树敌甚多，但是似乎没有哪个政敌有充分的理由来行此非常之举。这个暗杀事件从一开始就透着那么些诡异的气息，林肯遇刺可以马上联想到南方利益集团，马丁·路德·金则可以联想到种族主义，但是宋教仁遇刺我们能马上联想到谁呢？这就如当年肯尼迪遇刺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不少与肯尼迪有异见的人，但是这些人似乎哪个都没有搞暗杀的绝对理由。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刺宋案还是肯尼迪案，终究都会是争论不休的悬案。即便案件最终侦破，恐怕也不能平息围绕暗杀动机的争论。
想来要侦破刺宋这样的大案势必要费些周章，耗些时日，但没想到，仅仅用了三天，上海方面就已经找到了刺客。正凶是武士英——这是个小虾米，我们且不管他；在上海运筹此事的是应桂馨——这是黑帮大佬，曾加入过同盟会；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搜查出了应桂馨与赵秉钧、洪述祖的往来信件，因此幕后人物也很快水落石出，内务秘书洪述祖以及内阁总理赵秉钧。洪述祖办事太不靠谱，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也该找个处事机敏、稳妥可靠的人，结果却找来了个四处招摇的应桂馨。大家知道应桂馨为什么这么快就落入法网的吗？原因竟然是此公在找武士英之前还找过一个叫王阿发的古董商，这也倒罢了，问题是人家还没说答应不答应呢，他就把行刺对象的照片给人看了，结果王阿发自己没做，却把他给告发了。更可悲的是，应桂馨不但行事不周，而且还要耍弄机巧，居然留着这些密电以备日后勒索之用，结果不但自己被逮，还连累了幕后老板。
洪述祖和赵秉钧都是袁世凯的人，因此袁世凯似乎就应该是凶手？如果我们尊重法律的话，其实这些密电没有一条是能够证明跟袁世凯有关的，即便是有关的赵秉钧，这些密电也绝对跟暗杀沾不了边，而唯一跟暗杀有关的只有洪述祖。既然民国是法制，就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行事，在缺乏足够分量的证据之时，任何怀疑都不能成为论断。我们暂且不去计较所谓证据，还是先分析下动机。
杀人的动机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二是利益。从感情而言，袁世凯确实不喜欢宋教仁，袁世凯之所以要挤走唐绍仪扶上陆征祥，就是怕责任内阁负起责把他这个大总统给架空。而宋教仁呢，又是个责任内阁制的铁杆拥趸——甚至还不惜跟孙中山顶牛。袁世凯为了劝降宋教仁也想了不少的招，该给的好处也给了，但是宋教仁就是一根筋，说死不改口，俨然是理想甚于金钱的一路人。袁世凯在政坛混了那么多年，宋教仁这样不为利诱的却是也不多见。宋教仁不识抬举，袁世凯心里不爽，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利益而言，宋教仁出任下届内阁总理似乎是板上钉钉了，袁世凯也知道宋教仁是个人才，想要在选举的框架内跟他较量，自然是没有胜算，而一旦让宋教仁成功，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日子便也就不是那么好过了。于情于利，袁世凯倒也确实跟宋教仁不对盘。但是要说仅仅因为上述两点袁世凯便要杀人，似乎理由也不够充分。宋教仁确实不凡，但是他的不凡更多体现在选举上，到时候真当上总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跟善于使奸耍诈的袁世凯较量，宋教仁也并非就有多大胜算。袁世凯何至于如此没有自信，对一个年轻人怕到竟至于采用极端手段的份上？要是袁世凯也就这点出息，他能混到今天？
但是后面牵涉此案的几个人物离奇死亡却又暗示此事跟袁世凯脱不了关系，比如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应桂馨越狱后要袁世凯“毁宋酬勋”也被杀，最后干脆连赵秉钧也在天津家中七窍流血而亡。那我们又该怎么解释这点呢？武士英是被应桂馨所杀，这可以理解成应桂馨要杀人灭口，以便自己脱离干系。应桂馨所谓“毁宋酬勋”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也并非不能解释。其实袁世凯并没有跟应桂馨有直接联系，首先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们有联系，其次袁世凯也不会蠢到要跟凶手直接联系的地步。既然没有直接联系，又何来“毁宋酬勋”一说？应桂馨那么干，倒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地痞无赖对袁世凯的敲诈勒索，他那么说就是想逼袁世凯就范，但是应桂馨太低估了袁世凯的手段，他以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认定袁世凯就该息事宁人，却没想到袁世凯也不是吃素的——反正都被人说是凶手了，那就破罐子破摔。至于赵秉钧的死，其实更多原因是他已经表现出了对袁世凯的不满，而袁世凯自然不希望赵秉钧以此要挟，将来尾大不掉，因此干脆做掉。再者说，要真是袁世凯想杀人灭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洪述祖也一块儿干了？干掉赵秉钧而留着洪述祖，怎么看都不是杀人灭口的所为。更何况，袁世凯除掉应桂馨和赵秉钧都是在此案风波已定，二次革命以后的事，这时候再杀人灭口，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了呢？
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袁世凯在刺宋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呢？其实，宋教仁当总理，利益损失最大的是自命不凡的赵秉钧，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袁世凯曾经跟赵秉钧多次表示过对宋教仁的不满，而赵秉钧自作聪明，认为是袁世凯要下手的暗示，于是便让洪述祖安排了此事。如此解释就顺畅多了，也能理解了袁世凯对刺宋案一直倡言的法律解决的态度——反正这事怎么也不会牵扯到他头上，他也从没跟赵秉钧明确表示过要刺杀宋教仁，即便最后赵秉钧伏法，他也就是个督下不严之过。这样我们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留着洪述祖了，因为洪述祖根本不能证明刺宋跟他有关，再加上洪述祖相对低调，不像赵秉钧一样乱说话，因此袁世凯也就觉得没有杀他的必要。而至于赵秉钧，他自认为是在顺着袁世凯的心意办事，帮主子处理了大麻烦，觉得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也就对袁世凯除掉应桂馨生起了兔死狐悲之感，发出了“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之叹。但是赵秉钧未免太过愚蠢，这事本就是你自作主张要邀功请赏，如果事情办得周密，袁世凯自然会好好奖赏于你，但是事情办成这副德行，你能指望袁世凯高兴？就这样一点儿眼力见都没有，还要乱说话，那不是等着被袁世凯处理吗？
袁世凯肯定是想杀掉宋教仁，但是光想是不能给他定罪的。很多人都想杀人，但是你能给这些思想不干净的人定罪吗？不过，对于孙中山而言，是不是袁世凯主使其实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个发泄的契机，不说袁世凯有重大嫌疑，即便没有嫌疑，恐怕孙中山也不会善罢甘休。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终究会有破裂的一天，缺乏信任，互相猜疑，走到这一步也是早就注定。
一拍两散
自南北和谈以来，袁世凯可以说是将革命党玩得团团转，几乎得到一切他所能得到的——大总统当上了，北京也定为国都了，甚至极富象征意义的首届内阁也打上了袁系的烙印。而革命党呢，则处处受制，步步后退，好不容易宋教仁起草个临时约法，想要以内阁来对抗总统，现如今也是斯人已殁，空余悲切。这又能怪谁呢？只能说袁世凯实在是老奸巨猾，精明得可以，每次出手都能让革命党无以招架，心机手腕权术，所有这些政客的基本素质，袁世凯都是毫无疑问占据了绝对优势，而革命党呢，只能看着他尽情挥洒。
对于袁世凯的嚣张，孙中山想来也是有些不平之气，但是不平归不平，横竖人家袁世凯也没什么可过分指摘的地方，而孙中山为了维护其偶像派的气质，还总是要表现出大度能容的样子，但是一个人如果被逼到了墙角，那就无论如何都再装不下去了。比如如今刺宋案的爆发，就让孙中山有了种被逼到墙角的感觉，尽管袁世凯、黄兴等众人高呼要法律解决，要信任宪政，但是同志们，孙中山也不是二百五，真要法律解决了，最后也无非是些喽啰出去顶罪，袁世凯照样活得潇洒气派，今天是宋教仁，明天呢？当然，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分析，或许刺宋案还真就跟袁世凯没直接关系，但是以当时孙中山的角度而言，这事都跟赵秉钧搭上线了，还怎么可能跟袁世凯无关？
宋教仁为什么死？宋教仁死就死在他的天真上。宋教仁天真地认为依靠西方的那套制度就能管住袁世凯——不管你袁世凯怎么折腾，反正有宪法这张大网罩着你，你即便有孙悟空的本事，也奈何不得。宋教仁看不上孙黄两位前辈，认为他们没有抓住对付袁世凯的要点——你光在细节问题上跟他掰扯不是以短击长吗？袁世凯的优势在哪？不就是在细节处的精明诡诘吗？所以宋教仁的看法是以道制术，不管袁世凯有千般能耐，只要给个制度框架，就能把他定得死死的。古希腊不是有句谚语吗，好的制度能让魔鬼干天使的活儿，而坏的制度能让天使干魔鬼的活儿。因此，只要控制了内阁和国会，袁世凯纵使有再多技巧诡诈也耍弄不出，到时候魔鬼也要变天使。大家认为宋教仁的看法有道理吗？要说一点儿道理都没有，那真的也小看了宋教仁的智商，但是宋教仁终究还是天真。
制度的力量能够以拙制巧是不错，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觉得西方那套玩意儿高明了，但是宋教仁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制度要发挥作用，是需要政治基础的。就说这责任内阁制，它要发挥效用，让大总统当个名义首脑，并不是说在宪法上写下来就有用的，而是必须要有保证其有效实施的强权力量的。没有强权力量做保障，法律不就是废纸一张吗？宋教仁效法的法国为什么能搞责任内阁？原因是国家暴力机器能够保障法律的实施，不容大总统炸刺。如今民国的情况是，军队是袁世凯的私人武装，袁世凯能不能认同责任内阁，不在于法律写没写明白，而在于袁世凯本人乐不乐意。袁世凯是头猛虎，而宋教仁天真地认为用个木栅栏就能困住他，这头猛虎踏踏实实安分守己在栅栏内将息也就罢了，一旦暴怒，栅栏不就是个摆设？当然，袁世凯发没发威我们不知道，反正他的随从赵秉钧是发威了，而相对于袁世凯这头虎，赵秉钧也就是条狗，如今这条狗都能毫无惧色，冲破栅栏，那指望这玩意儿困住一头老虎不是开玩笑吗？
宋教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西方政治理论也就学了个皮毛就想照搬实行，也不思量一下民国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当然失败是注定的。但是，作为一个共和的先行者，宋教仁遭此惨祸，也实在是令人唏嘘。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没有实用主义的素质，那么这种理想终究只能被残酷的现实冲得七零八落。一个政客，他先要有实用主义的灵活手段，才能谈得上锦上添花的政治信仰。宋教仁不懂得权谋机变，或者说他认为压根不需要如此，如今他为这种天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而且再也没机会挽救。
孙中山显然比宋教仁现实得多，虽然他的偶像派气质让人忽略了其实用主义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能得到绝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的领袖人物，没有两把刷子看来是绝不可能的。如今宋教仁之死给他敲响了警钟，也让他积累已久的怨气在腹内升腾，他绝对不是个史书所言软弱而妥协的人。相反，孙中山性格强韧，百折不回。因此，他绝不允许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承受极限。从一开始孙中山就对袁世凯缺乏足够的信任——首先，孙中山原本对责任内阁制是反感的，但是当大总统变成了袁世凯，孙中山却又成了责任内阁制的拥趸；其次，孙中山一直力主定都南京，这毫无疑问也是为了牵制袁世凯；最后，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在首届内阁当选工商总长后拒不上任，这很明白地表现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不满。孙中山注定会跟袁世凯翻脸，陶成章这样根本威胁不了他权威的人他都不会手软。更何况，袁世凯抢了他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然是偶像派政客，但终究还是个政客，而政客，就不会对利益冲突无动于衷。两个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并且猜忌不断、稍微有点机会都要相互试探的政客，当然只要出现导火索，就能引爆他们的怨念，而刺宋案无疑就是这个导火索。
因此，孙中山最终不顾黄兴等人劝阻，一意孤行，要通过武力而不是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政客的本能。孙中山亲手毁灭了宪政？或许是这样，因为武力解决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正如当时的主流意见所展示的那样——这件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但是司法解决对孙中山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妥协，而孙中山，当他一旦认定袁世凯是刺宋案的始作俑者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妥协的意愿。民国的宪政不过是黄粱一梦，一个缺乏政治基础的制度终究只是看上去美好罢了。
忍受了丢掉大总统之位，忍受了内阁被袁世凯操纵，忍受了北京成为国都，如今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终于忍无可忍。一个被逼到墙角的政客终于决定要斩断情丝，摧毁南北和谈建立起来的婚姻，一拍两散，这就是孙中山的决意。孙中山的决意意味着两件事，一件就是很多人至今愤愤不平的宪政破碎，而另一件对民众而言更为实际——战争。民国建立未几就再启战端，好不容易的和平局面面临崩溃，而这又该归咎于谁呢？不管如何，乱世终究还是来临了！
借钱调兵宣传
刺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满以为等到了天赐良机，觉着袁世凯都干出了这等丑事，国民党的那帮还不跟着自己干了？但是事情似乎并不像孙中山想的那么简单，包括黄兴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动武。不过，高喊着法律解决的革命党们也并非是出于同一种考虑——黄兴这样的核心人物不同意，主要是实力不够，打不过；而国民党那帮议员不同意，大多是因为怕搅了他们升官发财的好局。
宋教仁之所以能把同盟会这盘散沙再攒和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给了这帮在革命成功之后无所事事的反清义士一个奋斗的目标——当议员搞选举。现在这帮人当上了议员，也该享享清福了，或许还有点油水可以捞。现如今孙中山说要干仗，结果呼吁半天，也没见个响应的，反倒是诉苦的人特别多——老大，现在且不论能不能打得过袁世凯，光就说这事儿，难道不该走法律途径吗？人家袁世凯又没说不解决，是好是坏的，查清楚不就知道了？
因为国民党内各自有各自的算盘，黄兴这样的大佬又顾虑重重，所以，孙中山的动员令上来就吃了鳖。而孙中山准备不力，当然就给了袁世凯机会，而在危机应对方面，袁世凯这样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自然是驾轻就熟。袁世凯准备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借钱，二是调兵，三是宣传。只要在这三个方面做足了工夫，自然孙中山那帮乱党也就手到擒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