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顾问团原先的领导是鲍罗廷，此公尚属和气，但是不巧的是，他因为回国述职，把任务交给了季山嘉，而季山嘉这个人最大的能耐就是摆谱充大个，事事插手，处处越权，把顾问直接当成了太上皇。更可气的是，季山嘉居然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大加贬斥，宣称北伐必败论，而且在军火饷银等问题上也跟老蒋多有摩擦，总之一句话，老蒋跟他闹得已经是水火不容了。其实，老蒋对苏联本来就没什么好感，当年他赴苏考察，回国后就觉得苏联不是什么好鸟，此番季山嘉对国民党党务指手画脚也让老蒋更是觉得苏联不善。
蒋介石的政治神经相当的敏感，如今的政治局面他当然了然于心，虽然表面上除了右派另立门户之外，党内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各方已经磨刀霍霍，蒋介石俨然已经感觉到刀架到脖子上了。此时的老蒋已经受不了任何刺激了，任何轻微的刺激都可能让处于漩涡中心的老蒋作出过激的反应，特别是老蒋对汪精卫和共产党的猜忌已经到了临界，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这两方办掉。
起哄架秧子的右派
国民党右派自孙中山死后就开始了他们近乎疯狂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总是还未尽兴就遭遇国民党中央的当头棒喝。他们盲目刺杀廖仲恺，虽然行事机密，但是却被蒋汪二人抓住不放，导致老大胡汉民和军界支柱许崇智下野。在西山开会准备另立中央又遭到了弹压，领导人物谢持、邹鲁被开除党籍。右派初时搞得轰轰烈烈，想要兴风作浪，但是无奈总是自说自话，虑事不周，徒有血气之勇，所以一开始输得一败涂地，成了众矢之的。
右派当然不想放弃，既然玩硬的不成，那么他们就想玩点阴的，借刀杀人。他们瞄上的人是蒋介石，虽说蒋介石在右派搞的前两次政变中态度坚决，下手果断，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老蒋其实跟左派、共产党压根不是一路的。老蒋虽说目前算不得右派，但至少也算不得左派，突出的表现就是最近主持军务和苏联顾问多有矛盾，双方经常闹得不欢而散。所以蒋介石目前是中立派，甚至有点中右的感觉，而老蒋和汪精卫、共产党之间或明或暗的矛盾显然给了右派足够的操作空间，拆散目前的党中央就从蒋介石入手。
蒋介石生性多疑，尤其是对汪精卫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感觉不佳，他老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甚至认为汪精卫会联合共产党对他下手。搞政治的人就是如此，如果没有点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劲儿，那么就很有可能莫名其妙地被人搞掉。大无畏的人当然有，孙中山算一个，廖仲恺也算一个，结果孙中山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居然被手下炮击总统府，而廖仲恺干脆就被干掉了，这说明，搞政治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细心。多疑当然可能会在某件事上判断失误，比如曹操误杀蔡瑁，但是总体而言，小心驶得万年船，要出错也不会出自己性命的错。
而右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蒋介石吹风的，吹风讲究的就是个寸劲，抓准时机透出话锋就有可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邹鲁后来碰到陈公博时就神神秘秘地透出了酿成中山舰事件的源头，原话是这样的：“其实这只是伍梯云（伍朝枢）玩的小把戏。自从展堂（胡汉民）出亡莫斯科后，大家都感觉没办法，怎么方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于是商定，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在广州城里想办法。一天，伍梯云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梯云不经意地说，昨晚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日前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吗？蒋的左右随即将此情况报告了蒋。蒋生性多疑，便怀疑共产党要干掉他，要不就是汪先生要赶他。但他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领事去问，只有刺探于汪。说他东征后，想去莫斯科转转。汪先生见蒋的言语态度很虔诚，就答应了。蒋见汪应了，就又提出希望曾仲鸣（汪精卫秘书）和陈璧君陪他出国，陈璧君正想去，就忙着制皮大衣等，又天天催蒋走。蒋氏更确信汪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请蒋先生参观，听说当日蒋要拉汪同去，而汪说他参观过，没有答应。蒋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因此，蒋遂决定反共反汪，这就是3月20日事变的真相。梯云的一个小把戏，不想竟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大家当时没有料到的。”
当然了，事情也不单单只是邹鲁所说的那么简单，但是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和共产党起了疑心倒确实是真的，伍朝枢的小把戏算是巧妙地让蒋介石原本就不松弛的神经紧绷起来，但是最终让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上作出过激反应的还是欧阳格。此公也是右派，就是他一手策划了中山舰的调动，最终造成神经过敏的蒋介石大动干戈。
激变成误会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对共产党疑忌重重，是跟共产党目前在广州热烈的政治活动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加紧了工人运动，这种激进的政治行动造成了广州城内政治空气的极端紧张，也大大刺激了本就心神不宁的老蒋。当然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搞革命，关键问题还是农民，玩罢工这玩意除了死几个人真没啥太大意义，还会极大触怒一些政治保守派，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共还太稚嫩，还不懂得这个道理。
就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接到调令，开军舰驶往黄埔港，而这一反常的调动让蒋介石大为心惊，敏感的老蒋认为共产党动手了，所以他也不能束手待毙，迅速果断地让他的黄埔军出动了。其实，中山舰的调动完全是右派分子欧阳格一手策划，目的是排挤共产党人李之龙，而造成共产党动手假象的同样也是欧阳格，就是他在蒋介石左右造谣，让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误解。
蒋介石的行动异常迅猛：密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当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
蒋介石此次行动果决，出招凶狠，反应之激烈为国民党人所侧目。但是，蒋介石冲动后就迅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如果汪精卫纠集老派军人，并联结苏联反戈一击的话，他可能会因此而玩完。此时决定蒋介石生死的是苏联的态度以及老派军人的倾向，幸运的是，这两方面都没有作出过激的反应。
汪精卫虽然在事变发生后迅速召集李济深、朱培德、谭延闿、程潜等军事要人来议事，准备联合倒蒋，而共产党方面诸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独秀儿子）等人也主张讨蒋，但是苏联此时的态度却令汪精卫大感意外。当时苏联顾问团的首席人物是布勃诺夫，此人刚到广州不久，接替了与老蒋闹得很不愉快的季山嘉，他的态度其实也是苏联高层的态度，就是保持国民党内部的稳定，息事宁人。苏联之所以会让步，原因是他们认为蒋介石作出如此反应，自己的顾问团也有责任，尤其是季山嘉，跟国民党军界要人大多弄得很不开心，跟蒋介石更是势同水火，所以苏联选择让季山嘉回国来平息事端。
此时右派还以为蒋介石终于和他们站到了同一条船上，邹鲁就去信表示愿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开始有点醒过味来了，答案当然是不，此时得罪苏联，自己的政治前途还不就完蛋了？蒋介石不傻，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跟苏联闹僵。既然苏联作出了让步，让季山嘉等蒋介石深恶的顾问回国，老蒋当然也是就坡下驴，顺着台阶往下走了。最终此事就演变成了“误会”，在和平中结束。
当然，和平的只是蒋介石和苏联，汪精卫却因此倒了霉，自己没有兵权，原指着帮帮忙的苏联也向着蒋介石，如今蒋介石气势汹汹，汪精卫自也有所心悸，以防不测，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汪精卫讨蒋不成，便借病赴法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中山舰事件只是一次偶然的变故，右派试图利用蒋介石，而蒋介石则因为内心的惶恐和外部紧张的政治空气被右派所用，终成激变。所幸苏联方面保持了克制，未在北伐之前酿成兵变，导致北伐流产。中山舰事件说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猜忌与日俱增，而这则是蒋介石最终和苏联、共产党翻脸的诱因，右派虽然没能立即促成国民党中央的分裂，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蒋介石不信任苏联和共产党，而共产党显然也不信任蒋介石，而这场较量究竟谁输谁赢则掌握在苏联手中，可惜的是，苏联不愿意让共产党除掉蒋介石，那么等待中共的将是蒋介石的步步紧逼。
新桂系的崛起
北伐是民国政治势力的一次重大整合，当然，这次整合不单单是宏观上的国民党和北洋之争，同样也有微观上的一省一地的整合，而新桂系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形成的。所谓新桂系当然是针对老桂系而言的，老桂系的头目是陆荣廷，而新桂系则是一个联盟，初期的核心人物是李宗仁、黄绍竑以及白崇禧。
广西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穷，尤其是在民国，更是穷得叮当响。中国的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愿意瞎折腾，但是广西的问题是，老百姓靠劳动连口饭都吃不上，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靠抢了。因此，广西是民国早年武装最多、治安最差的省份之一，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湖南很乱，但是湖南乱是因为各方势力总在那打仗，而广西乱则完全是因为老百姓都吃不饱，只能混黑社会了。所以说，黑社会都是穷苦人才会混的地方，一旦进去就可能一辈子出不来了，没有现实的困难，谁愿意去干这样的买卖？
老桂系公认的老大陆荣廷是怎么出师的？没错，他是从拦路抢劫干起的，为啥呢？因为穷啊！陆荣廷早年可是吃了不少的苦，父母早亡，一开始便流浪四方，衣食无着。不过陆荣廷命好，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他的老丈人谭泰源，他老丈人也是穷人，要不也看不上陆荣廷，但至少，他老丈人还有个吃饭的营生——撑渡，这就比什么都没有的陆荣廷要强。后来陆荣廷干了一段时间撑渡后觉得没有前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所以就拉了几个小兄弟入伙当强盗，不过陆荣廷只抢法国人，人称义盗。后来嘛，陆荣廷便招安了，凭借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逐渐爬到了高位，成为地方实力派代表。
当然了，和陆荣廷一样的人在广西比比皆是，所以广西的大小武装无数，混大了的武装也不在少数——民国的土匪，因为官军约束力差，所以只要有本事，就能坐大。之所以大家还能相安无事，就在于广西军人喜欢往外走，不喜欢在窝里待着，这也是穷地方人的共同特点。陆荣廷在广西发展起来后，也开始睁眼看全国，当然了，周边的广东首先进入他的视线，趁着袁世凯末期无暇南顾，他成功地夺取了广东地盘，成为当时南方军阀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此后的事情大家就都了解了，参加了护法政府，但是与孙中山闹矛盾，然后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最后干脆连广西也丢了，事业也是逐渐在走下坡路。陆荣廷在境外失势，当然广西境内就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局面，所以局面也一度混乱。
等到陈炯明和陆荣廷打了粤桂之战后，广西的局面就逐渐明朗了，原先乱哄哄的局面变成了三足鼎立，势力较大的两方是陆荣廷（后来又复出了）和沈鸿英。另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势力正是后来成为组成新桂系的李宗仁和黄绍竑联军。沈鸿英原属桂系，在粤桂之战中投靠了粤系，是陆荣廷失利的重要原因，所以沈鸿英这个反骨仔在广西军界名声也并不太好。李宗仁也是穷出身，早年当过学徒，后来在广西军校就读——科班出身，这就比土匪陆荣廷强——从军后从底层干起，逐渐走上正轨，后来干到营长后就拉出了一支队伍单干，在当时的广西也有一定的实力。黄绍竑同样也是军校出身，从底层干起的军人，后来领着他的部队投靠了李宗仁，而新桂系另一核心白崇禧则是黄绍竑的军校同学。
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是微妙的，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实力在这三方里最差，却是左右沈陆之争成败的关键，自然也是两方争相拉拢的对象。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和黄绍竑产生了分歧，李宗仁看不起反骨仔沈鸿英，但是同时也不想跟陆荣廷合作，颇有不动声色、坐观成败的意思。黄绍竑则相对积极，打算借与沈鸿英合作为名，发展自己的势力。李宗仁不便拦阻，便听其出走，但是双方约定黄绍竑和沈鸿英只是名义上的合作，一旦沈鸿英失败，黄便攻取梧州自立，彼时李宗仁愿意出兵相助。李宗仁为人稳健厚道，能容人，尽管黄绍竑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和他有重大分歧，但李宗仁也没有翻脸，而是听由黄绍竑自处，李宗仁的这种性格也是新桂系尽管实力有限，但始终击不垮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李宗仁天生就是当派系老大的材料。而黄绍竑为人干练，有雄心，但偏于冒失，这种性格缺陷正好被李宗仁所弥补。
李宗仁确实有眼力，他说沈鸿英会输，沈鸿英还真就栽了个跟斗，只不过不是和陆荣廷较量时摔的。大凡造过反的人，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最典型的就是冯玉祥，换了无数的主子，而沈鸿英没换那么多，但也绝对不是善茬。北洋政府曾任命沈鸿英出任广东军务督理，当时正好是孙中山刚赶走陈炯明，立足未稳，沈鸿英呢，一方面曾经跟陈炯明合作过，另一方面也想着夺取广东，所以就反了。但是沈鸿英比冯玉祥差的地方在于自己的部队战斗力不行，尽管是他先挑事，但还是被孙中山的部队打得团团转。黄绍竑一看，觉得李宗仁确实料事如神，于是按照当时的约定进攻梧州，李宗仁也派兵相助，此时，黄绍竑的军校同学白崇禧拿着孙中山委任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密令来投靠黄绍竑。黄绍竑攻取梧州后果然自立，与李宗仁脱离了关系，其实这只是表象，实质是双方各烧各香，留足了余地，这样李宗仁便不会因为黄绍竑投靠孙中山遭到攻击，而黄绍竑万一不测，还可继续跟随李宗仁，这是弱者为了保全自己狡兔三窟的伎俩。
沈鸿英新败，便退守桂林，但陆荣廷突然放风说沈鸿英死敌马济要袭取桂林，沈鸿英听说此事便愤然与陆荣廷交战，双方在桂林打得热火朝天，灰天黑地，交战三个月未有胜败，陆荣廷因为被困在桂林无法突围，便抽取后援助阵，结果打了许久，陆荣廷损失惨重，沈鸿英也未有进益。既然分不出结果，双方便有罢兵言和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