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方面当然也要为此负责。如果说驻守南京的谭延闿系统的第二军奉蒋介石之命北上还可以理解——毕竟谭延闿这个人是标准滑头，对于这种事，他向来是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说程潜第六军一部被第七军缴械事出无奈。那么，在武汉整装待命的张发奎第四军（由前第四军第12师改编而来）和叶挺第十一军（由前第四军第10师改编而来，在原军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因亲蒋而被撤换后，叶挺任代理军长）到了都没前进一步，纵容老蒋从容举刀则是真正的失败。
在中共倒霉之后，接下来倒霉的就成了武汉的左派。在发动清共之后一周，4月18日，蒋介石和他的反共盟友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新政府，而政府主席赫然是汪精卫党内的最大对手——没错，胡汉民。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分裂行径，更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公然挑衅，此举一出，武汉方面立即被推向了风暴中心。武汉应该怎么办？如果纵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无疑于变相承认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这当然是武汉政府难以容忍的。而如果要向蒋介石宣战，东征讨蒋，如今的形势允许吗？如今的形势是，北洋方面，吴佩孚虽已失两湖，但在河南依然有不俗的实力。而在长江以北，张作霖和孙传芳的联军依然有余力反击。如果不顾一切地搞东征，那么北伐一事可能随时面临着搁浅的危险。于是乎，没有把所有问题想明白的汪精卫这下可要真的挠头了，他该怎么处理跟蒋介石的关系？他又该怎么处理跟中共的关系？与之同时，北伐战争应该如何继续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跟思虑深远的蒋介石相比，汪精卫终究还只是个徒有其表的花架子——真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原本占据主动的是汪精卫，他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当然领袖，只要他愿意，对东南野心勃勃的唐生智、对他忠心不二的张发奎、坚定的盟友叶挺，都会为他鞍前马后。他只需要透出东征的口风，让张发奎和叶挺稍稍东向，就能有机会震慑无所顾忌的蒋介石，就可能让蒋介石投鼠忌器不敢大张旗鼓地清共进而自立门户。但是汪精卫是怎么做的呢？他最可悲哀的地方在于自作聪明地什么都没干，他纵容了蒋介石的行动，直接造成了蒋介石在南京的自立，而当蒋介石真的自立之后，汪精卫才赫然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他现在居然做什么都不对！
蒋介石把所有人都耍了，幼稚的陈独秀被他耍了，自以为高明的汪精卫也被他耍了，他把反共这张牌的政治能量打到了极致，他瞬间从万夫所指的独夫变身为拯救国民党于水火的救世主，他逆转了局势。而汪精卫，还是继续挠头吧。
玉帅末路
武汉方面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并得到了桂系和李济深的支持，势力已非昔比。与此同时，北洋方面也在伺机反扑，比如张作霖最近就在河南动作连连。而这对武汉政府而言无疑是相当头疼。
在武汉方面犹豫不决、踌躇未定之时，张作霖已经展开了行动。不争气的孙传芳算计半天，结果害人害己，吴佩孚半截入土，而他自己干脆香消玉殒，如今北洋中有可能挽回局面的只剩下老张了。但是河南是吴佩孚的地盘，老张出兵河南也颇是费了点劲儿，甚至不惜和老吴兵戎相见。
自老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以来，吴佩孚对张作霖就不理不睬，让张作霖心里很不是滋味，孙传芳跑到老张那摇尾乞怜——这两人不久前还水火不容，但是吴佩孚呢？虽说和张作霖结拜，但根本就没一点儿要求援的意思，刀架到了脖子上还要死撑，这就是吴佩孚，一个山东硬汉。但问题是，河南不仅仅是吴佩孚的地盘，这关系到北洋的大局，河南要是失守，那国民党就会和冯玉祥连成一片，对张作霖构成极大的压力，所以即便老吴不开口，老张也不能对河南不闻不问。
我们终于又提到冯玉祥了，老冯回国了——就在他的国民军在南口败退之时，老冯刚回国就换了一副面孔，因为他去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苏联，受到了革命的感召，所以此时的冯玉祥已经不是军阀冯玉祥了，而是革命者冯玉祥了。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冯玉祥加入了在当时中国最具革命性的国民党，并被国民党委任为西北军总制，统率西北军。苏联对冯玉祥寄予厚望，因为冯玉祥是穷人出身，最了解无产阶级的苦痛，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也是苏联一手促成的，所以一直以来，苏联都把冯玉祥当成自己人，那冯玉祥把苏联当主子了吗，愿意为如今被搞得半身不遂的共产党兄弟两肋插刀吗？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讲张雨亭和吴子玉之间关于河南的事儿。吴子玉不松口，老张很着急，因为吴子玉明摆着是不可能挡住北伐军，吴佩孚认为河南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老张认为河南也是他的事儿，所以到现在，两个人还是没理顺这里面沟沟坎坎的事儿。其实吴佩孚岂能不知道自己守不住河南，但是老吴不松口是因为他怕张作霖趁火打劫，鸠占鹊巢，以出兵增援为名，将河南这块对老吴来讲意味着很多东西的地盘给占为己有。老吴宁可与国民党玉石俱焚，也不愿意让老张坐收渔利。吴佩孚的想法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地盘是谁的当然是谁有兵谁说了算，奉军强势，吴佩孚弱势，一旦奉军入豫，那张作霖就相当于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河南。吴佩孚不愿吃哑巴亏，他宁可和国民党死战不支，也不愿意让老张轻易夺了他的心头肉。吴佩孚和孙传芳一样没有北洋的整体观念，但是老吴的坚持更让人感觉末路英雄的悲凉，不似孙传芳那样是精于算计的可厌。
老张等不得了，吴佩孚即便不答应张作霖出兵，张作霖也要硬来了，他不能因为吴佩孚的死撑而最终贻祸自己。张作霖对吴佩孚已经仁至义尽，为了让吴佩孚答应自己出兵，他甚至愿意将入豫奉军的指挥权交给玉帅，但是吴佩孚始终不愿意让步。既然如此，张作霖只能下手了，奉军开进河南，准备强渡黄河，直取郑州。吴佩孚不愿意抵抗，因为他明白老张这么做也是无可奈何，他跟张作霖做了大半辈子的敌人，双方有胜有败，但是他知道张作霖虽然精明，但重情重义，此次出兵河南非为落井下石强夺地盘，实是自保之计。吴佩孚不答应老张出兵，但也不愿意抵抗老张，此时的吴佩孚无疑是矛盾而纠结的。
吴佩孚不抵抗，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抵抗，比如河南省长靳云鄂，又比如跟随郭松龄叛乱已无面目再见奉系故人的魏益三。靳云鄂和吴佩孚有隙，在此之前甚至被吴佩孚免职，部下也部分被缴械，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为了维护直系的团结，前直系老大，自从贿选之后便名声大恶的曹锟也来劝说二人。曹锟是个好领导，为人宽厚能容人，深得直系众人的钦敬，本来他自经历冯玉祥叛乱、兄弟曹锐自杀的变乱后便已不想再问政治，但是在这样的危局下，曹锟还是被直系旧人抬出来缓和局面，毕竟老曹的人缘是远好于吴佩孚的。劝说有一定的效果，靳云鄂总算没有叛离吴佩孚，但是靳云鄂容不得张作霖进入他的地盘，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吴佩孚自己不愿和张作霖翻脸，那么他来当恶人。吴佩孚无力约束，只能听之任之。
靳云鄂组织保豫军抵抗奉军，张作霖当然很生气，在这种情况下玩窝里斗最要不得。其实真是窝里斗吗？老张未免也太轻看了靳云鄂。但无论如何，老张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搞定河南，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老张还可能去跟北伐军对抗吗？很快，奉军便对郑州形成了围攻之势，吴佩孚很无奈，张作霖在不久前已经发了一封绝交信过来，老张的恼怒有道理，但是抵抗不是吴佩孚的意思。不管怎样，郑州显然是待不下去，吴佩孚只能离开郑州。
但是老吴在河南太碍事了，豫军和奉军交战只是一方面，冯玉祥此刻也虎视眈眈，老吴待在河南，只能成为奉军的障碍，老吴没办法，在辗转了两地之后，最后决定去四川。河南对吴佩孚意味着太多东西，吴佩孚在鼎盛时期坐镇洛阳，举手投足都影响着中国的局势，但是如今，落寞的吴佩孚已经无力再去捍卫他的尊严，尽管他不愿意，但是他必须走。一路凄凉，众叛亲离，老友罹难，吴佩孚在赴川的道路上颇多坎坷，但是老吴为人世所仰望，虽有趋炎附势之徒落井下石，但也有重情重义之人伸出援手。直奉败后是湖南的赵恒锡，而此次则是四川的杨森，此人素敬玉帅为人，在玉帅落难之际慷慨接纳。
就在老吴彻底告别民国舞台之时，河南也发生了变故，部下靳云鄂投靠国民党，被编入冯玉祥旗下，这对于张作霖无疑又是顶坏的消息，靳云鄂输诚，河南门户大开，这时候的河南局势已经对革命军较为有利了。张作霖需要对抗的敌人来自四面八方，独立支撑危局已然显得艰难。
张作霖刚入河南时，气焰嚣张，对武汉和南京方面都形成了压迫，因此，东征的提议遭到搁置，双方达成了共抗外敌的默契。具体来说就是武汉方面的张发奎（目前是第四军军长）和唐生智进军河南，而蒋介石则率部进入苏北作战，目标直指徐州。这种局面对武汉方面显得更为不利，因为蒋介石的实力只会在战争过程中越发强大，而武汉方面，时间拖得越久形势就越被动。果然就在唐生智与奉军激战之际，武汉后院起火，夏斗寅和许克祥先后造反，这让武汉的政治空气进一步紧张起来。
道不同不相与谋
武汉军队内部不稳——夏斗寅于5月17日在宜昌发动兵变进攻武汉（最终被叶挺所部击败）。唐生智部将何键授意许克祥于5月21日率众袭击中共控制的湖南工农组织，发动马日事变。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年轻的中共是一个在社会变革方面略显激进的政治集团，而在北伐过程中，更是所到之处都大张旗鼓地搞工农运动，而其中两湖则是中共的活动中心。两湖当然是唐生智的地盘，而唐生智本人就出自豪门世家，他手下的各路军官当然也大部分来自湖南的地主士绅家庭。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共在别地儿搞革命的时候，这帮人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当然就没那么简单了。中共在两湖热火朝天地搞底层革命，在农村打土豪分土地，自然不免就牵涉到两湖军官的家眷亲人身上，而这就造成了这帮军官的强烈不满。于是，再有蒋介石那边一撺掇，本就对中共的革命怀有敌意的部分军官可不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反了他娘的呗？夏斗寅造反和许克祥造反皆是如此。
这件事就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毕竟是两个性质——共产党是由一群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热血青年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本质上讲是为广大底层民众争取生存权的——至少在当时，中共的工农运动都是这个出发点。而国民党呢？国民党成分就复杂多了，从组建之日起，就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表面上他们信仰的是三民主义，实际上大家也明白，三民主义太泛泛了。简单来说，共产党的革命是激进的，是以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为目标的，而国民党的革命则是保守的，他们在意的是在现有秩序上进行一定程度不致伤筋动骨的调整。这样两个人员构成和政治纲领都截然不同的政党，当然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毕竟政治就是政治，只要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分道扬镳就是必然的结局。
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发飙，这对于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共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噩耗——关键倒不是说这两个人的叛乱给中共造成了多大的实际损失，关键是，这两件事充分表明即便是在革命的大本营两湖，中共的处境也已经十分艰难了。果不其然，在部众相继被老蒋策反之后，唐生智就立即明白与中共划清界限乃大势所趋，再不行动，部队就都跑蒋介石那去了，终于，在5月下旬，唐生智正式发表通电反共。武汉的军事支柱表明了态度，那政治支柱汪精卫又会如何表态呢？
汪精卫的态度其实并不难猜，简单说，他正在逐渐对与中共的合作失去热情。苏联在中山舰事件中的态度让汪精卫掂出了自己在苏联高层心目中的分量。而此前蒋介石发动政变宣布清共，而中共却如待宰羔羊一般无还手之力则让汪精卫掂出了中共在这场政争中的分量。等到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更是掂出了蒋介石的反共大旗之于武汉军人的分量。此外，蒋介石还在四处联络，给武汉施加压力——四川的刘湘杨森就有被老蒋活动的迹象，而这则让汪精卫彻底掂出了反共的政治分量。情况明摆着，苏联对汪精卫不感冒；而目前的中共则只有社会革命的激情而没有军事革命的力量；武汉内部对中共的态度也并不友好；另立政府的蒋介石更是咄咄逼人；说来说去，如今的中共非但不能给汪精卫在政争中提供帮助，反而成为了拖累他的累赘，于是，汪精卫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汪精卫在最终作出决定前还需要去探探另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口风——没错，冯玉祥！此时能扭转局面，能让中共有所倚仗的人只有冯玉祥，因为他一直被认为“赤化”得极其严重，俨然是苏联最可倚仗的人物。冯玉祥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他回国后收拾残部，于五原誓师，然后以老本营陕西为基础，进取河南，很快便在唐生智和张发奎在豫南的牵制下收获全功，攻取洛阳，直下郑州，终于再次控制了河南。但是势头正盛的冯玉祥愿意挽救武汉的小兄弟吗？老冯归根结底是个超级投机者，他的一贯原则就是有奶便是娘，武汉如今身处绝境，东有蒋介石虎视眈眈，西有四川刘湘叫嚣攻鄂，而内部唐生智在湖南也已经打出反共旗号，汪精卫虽然态度暧昧，但也有意分共，此时武汉有什么？只有危机。冯玉祥从不是那种雪中送炭的人，他擅长的是釜底抽薪以及落井下石。所以尽管老冯在进驻郑州之后便跟武汉方面要人进行了会谈——主要是摸摸武汉国民党的底，探探政治气氛，结果如他所料，共产党已经空前孤立，武汉方面已经对国共合作不抱期望，所以老冯的态度很快也出来了，那就是支持蒋介石，分共！
汪精卫全明白了，他知道所谓的革命已经破产了，继续扛着这面旗只能让自己粉身碎骨了，再不行动，他就要成为了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的牺牲品了，但是，纵是如此，汪精卫还想做得漂亮些。汪精卫不愿意让老蒋牵着鼻子走，如果跟在老蒋清共的旗帜背后低声下气地喊分共，不免在政治上落了下风，到时候老蒋成了护党救国的大英雄，而他汪精卫则成了只会跟风效尤的臭狗屎，一旦如此，那老蒋的南京伪政府就不免强压他的武汉真政府一头，到时候算起账来，汪精卫就处处落了后手。因此，汪精卫的想法是，分共是要分的，但得找个由头，不能说老蒋那边分了，我们这边也要分，而是老蒋分老蒋的，我分我的，各有各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