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拉起一支队伍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人心还散了，那就真的是队伍不好带了，而农民军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人心散了，缺乏凝聚力。大家都是穷苦兄弟，凭什么你就当老大我就当不得？为什么清朝年间，为了推翻满族统治，要喊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因为不扯出明朝的虎皮拉大旗，谁跟你混啊？你算什么东西？所以农民军闹起义要增强凝聚力，出师有名，总得推出个拉风的有粉丝的领导同志，要造反就得不断壮大队伍，要壮大队伍就得提升影响力，你看梁山好汉占山为王还得找个在社会上有头有脸戳得出去的卢俊义来坐二把交椅。实在找不到这样名门望族的人怎么办？那就得装神弄鬼，整出些奇异现象，把自己吹玄乎了，刘邦也得把自己斩杀的一条白蛇给吹得天神一样才能让别人信服。但是，找名人当领导也罢，装神弄鬼也罢，这些只能骗骗基层民众，处于权力核心的几位可不相信这一套——这一套就是他们自己搞的，他们的人心要散了，那就真的出问题了。
那些没有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没有糊弄好底下人，没有能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而那些具备了一定规模，也有一帮死忠的农民军最终失败，则是核心领导之间切蛋糕的时候切出了问题，而且蛋糕越大，问题越复杂。
你想，大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来干革命，谁愿意江山定了，最后却被踹了——拿我的命换你的富贵？没那么好的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谁都只想成为那个将，而让别人成为垫脚的万骨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大多数农民军的老大都是可与之共患难却不能与之共富贵的主，一旦事业小成，就开始考虑怎么能让底下分得更少一些，最好我一个人独吞就好了。当然，跟他一块儿走到这一步的几位也不是省油的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大家走着瞧！
历史上没几个张良，知道功成身退，倒是不知进退的韩信多的是。如果农民军老大都像刘邦一样知道屈伸，能秋后算账也就罢了，但是大多数农民军首脑可没有刘邦这样的算计，想学韩信当假王？也不看看谁是老大？所以还没到秋后就开始算账的农民军最终都毁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农民起义搞了那么多，但成功例子极少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这是农民起义的死穴。
太平时，王杀王
太平天国就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案例，天下还没坐到，自己人先动起手来了，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内乱史。
先是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不但不把其他诸王放在眼里，连洪秀全他都敢借小事杖责——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二杨秀清反而能杖责老大洪秀全呢？这个事讲起来颇有趣味，太平天国是借助洋教来达到收众起兵的目的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假托宗教神圣，洪秀全自称是上帝儿子，而杨秀清就自称是天父附身，那么为什么杨秀清那么牛逼，自称是天父附身呢？起由是紫荆山的拜上帝教创立者——后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被逮了，这老大一被抓，当然导致信徒们就产生了信仰危机，关键时刻，胆子够大的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及时稳定了局面，而这就是杨秀清“天父附体”说的由来。
当然，敢自称天父附体的杨秀清不单是胆子大，能力也确实强，不管是战争时期的中军主将还是建政之后主持朝政，他都堪称一把好手。但杨秀清猛则猛矣，却缺乏作为一个政客应有的尺寸拿捏，一味地好强斗狠最后伤害的将是自己，锋芒毕露通常意味着四处树敌，而树敌多、杀人少则是政治上的大忌。当然大家也不要以为杨秀清不杀人，相反，杨秀清很喜欢杀人，但是杀的人都是普通战士，而真正的政敌，他除了杖责和显威风之外，其实并没有杀掉一个。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在总结前代刘瑾失败的原因时，就提到杀人少而树敌多的教训，一个宦官都能总结的道理，杨秀清却好像并不了解，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树敌，甚至还找上了洪秀全。天父附身终究只是骗骗信徒的，但如果假戏做成了真戏，想要因此来找洪秀全的晦气，那对不起，本大爷也不是好惹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洪秀全憋了一肚子的火，想要治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连老大是谁都摆不正的杨秀清，他找到的是同样对杨秀清有着切齿之恨的韦昌辉。当然，韦昌辉表面上对杨秀清还是很巴结的，见面就提没有九千岁、就没有韦某的今天之类的奉承话；杨秀清要杖责洪秀全，他也不说不该打，而是主动提出愿为天王受责——真是水晶狐狸，八面玲珑，两边都不得罪；最牛逼的是，因为自己的哥和杨秀清小老婆的哥争房子，杨秀清要求处置其兄，韦昌辉没说二话就把自己的亲哥哥五马分尸了，还说不如此不足警众……如此种种。看到这，大概大家都认识韦昌辉这个人了，这个人比杨秀清可怕太多了，一个能把自己亲哥哥五马分尸的主儿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韦昌辉这个人心肠歹毒，阴柔成奸，更关键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大家想想，得罪了这种人，你还能活多久？所以，可怜的杨秀清根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在接到洪秀全清君侧的勤王令后，韦昌辉认为时机成熟，自己取代杨秀清的机会来了，于是迅速赶回天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掉了还没醒过味来的杨秀清。迅速到何种地步呢？就是他深夜赶到天京，凌晨就干掉了杨秀清，这种效率，不佩服行吗？杨秀清死得冤吗？死在这样的人手里，一点都不冤，因为杀人本就是韦昌辉最擅长也最喜欢干的事儿。
光干掉杨秀清能解其心头之恨？他可是因为杨秀清把自己的兄长给五马分尸了，而且还因为部将的事受过杨秀清四百杖责，虽然他能打脱牙和血吞，但是这种深仇大恨总是要报的。韦昌辉是能忍，但是一旦他不忍了，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魔头，遭殃的是杨秀清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韦昌辉比杨秀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即便洪秀全有旨赦免杨秀清的部下，但是韦昌辉不管那个，该杀的一个不放过，不该杀的，也尽量杀一个是一个。
杀了那么多，正常人看了都会倒吸一口凉气，然后有些怨言，同样奉旨进京的石达开就是这样的正常人，看到这样的惨状，石达开憋不住了，不能忍了，对韦昌辉大加斥责，而杀上瘾的韦昌辉一看石达开还反了天了，直接就想二一添作五。好在石达开溜得快，才幸免一死，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走了，家人还在，那就对不住了，一个字，杀！
杀了那么多，韦昌辉彻底疯狂了，上帝终于要让这个伪基督徒、异端分子走向灭亡了。没错，韦昌辉的下一个目标是，洪秀全！事实证明，洪秀全不是省油的灯，老大当然有其当老大的理由，最终杀红了眼的韦昌辉在洪秀全的一声号令下成了刀下亡魂。见谁杀谁的韦昌辉尽管明白树敌多杀人少是大忌，但他没明白自己一个人是杀不了所有人的，当其他人都反对你，你也就再也没有杀人的可能。等待你的，将是相反的结果，就是被杀。
至此，天京变乱告一段落，韦昌辉的大屠杀造成了两万多将士的死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从此太平军元气大伤，再没恢复到之前的盛况。
而天京变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洪秀全对上层人物的洗牌，经历此事之后，洪秀全彻底对外姓王丧失信心了，跟自己不同姓那就是不能同心，所以只有加强洪姓势力才可避免出现如天京变乱那样的震荡。
但是杨秀清、韦昌辉都死了，朝中总得有压得住场子的吧，洪秀全只能把翼王石达开招入朝中。为了表示对石达开死难家属的同情和慰问，干脆洪秀全杀了韦昌辉之后直接就将韦昌辉的头送给了石达开。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石达开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洪秀全这次在朝中另外给石达开准备了两个“帮手”，都姓洪，分别是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秀全的两个哥哥都是地道的农民，啥也不懂，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给石达开使绊子，牵制石达开。
石达开虽然名义上地位高，但在处事中处处受制，更重要的是，他分明感到了身后洪秀全带着寒意的眼光，他终于坐不住了，谁敢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第二个杨秀清？于是，带着自己的弟兄，石达开毅然离京，和洪秀全分道扬镳，踏上了孤军作战的征程。石达开这个人是太平军中最具才华的，甚至他的敌人曾国藩、左宗棠都认为他是太平军中最难对付的，然而这样一个有军事天才，性情温厚，胆略不凡的人才也为洪秀全所不容——可能正是因为他深孚众望，才更加遭到了洪秀全的猜忌。总之，石达开的出走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分裂，也标志着老一代领导核心正式退出太平天国的中枢。
内部的分裂最终敲响了太平天国的丧钟，尽管洪秀全除了任用自家人之外，还提拔了诸如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后辈，但是内乱造成的损失最终难以挽回。本来是太平天国攻打清王朝，这回变成了清王朝反过来进攻太平军，攻守易位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政权开始走上死亡之路。
中原曾见梦全飞
太平天国虽然最终被剿灭——当然也可以说是亡于自身，但是这次运动却极大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秩序，而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以及地方势力与中央的离心力加大，而这两点最终将成为清朝戏剧性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围绕着权力所产生的矛盾中，以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最为醒目，而在清朝，异族统治同时还带来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反映在官僚政治中，就是清朝皇帝尊满抑汉的潜规则。在曾国藩为清朝立下盖世之功以前，不管汉族官僚有过多大的贡献，在政治地位上总是矮满族官僚半头——不管满汉一家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天下终归是满族的，当然满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但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改变了这一格局。
如果给曾国藩定一下性的话，那么我认为他是一个古典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一辈子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甚至可以用作衡量一个封建文人的标尺。但是很可惜，他生错了时代，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不具有多少价值，他挽救的东西是注定即将要被淘汰的，所幸，他所消灭的东西同样不具有价值。太平天国和清王朝都是历史的弃儿，而曾国藩所做的只是让其中一个弃儿走得快些，而让另一个弃儿走得慢些。
当然，曾国藩并不是什么顽固死硬分子，相反，他倒是清王朝统治者中进步力量的代表，洋务运动就是他领衔发起的。不管这个运动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至少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的现状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他的局限在于认为在清朝的体制内可以达到强国的目标。
我并不认为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们以后的老对手日本同样在保留了帝制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也不在于是不是专制，而在于能否让革新成为政治的主色调。但遗憾的是，在清朝的利益集团中，革新派并不是主流，大部分旧地主并没有成为贵族资产阶级的意愿，保守势力在清朝核心权力层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革新注定没有结果。要使革新取得成效，必须重组核心权力层，而这，必须要通过一场血腥的政变来办到。但固守中庸，缺乏进取，被李鸿章称为“懦缓”的性格缺陷使得曾国藩没有这样的勇气。说到底，曾国藩只是治世之良臣，缺乏在乱世中收拾局面的魄力。他虽然结束了清朝时期阶段性的困境，但再也无力更进一步。
曾国藩是一个悲剧性的政客，因为他的一生功业于历史进步毫无裨益，如果一个政客无法推动历史前进，那么不管生前有多荣耀，他也终究只是个失败者。
但是，曾国藩摧毁的同样是不具备任何美学价值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创造出了比当代任何一部大片都有震撼力的暴力屠杀场面，而且这种暴力渗透进了太平天国的每根血管中。在太平天国的暴力事件中，宗教秩序成了暴力合法性的依据，而这种形式的暴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打着圣战旗号的恐怖组织也试图用宗教来为暴力辩护，但是真神总是仁慈的，一切以神之名行暴力之实的行径都是彻底的反宗教。如果政治打上宗教或类宗教的烙印，那么政治就染上了比往常更加阴森恐怖血腥残忍的色彩。所以，我们反对将政治和宗教以及类宗教结合，因为历史反复证明，这样的结合通常都意味着反人道的杀戮。
当代的电影大师诸如昆汀·塔伦蒂诺、吴宇森之流都试图用电影的手法赋予暴力更多的美学色彩，我认为，这样做是极其肤浅的。这些电影人根本就没有见过真正的暴力，他们也无法理解暴力的真正含义，如果他们在诸如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权中生活过，那么他们将再也无法将暴力和美联系起来。暴力只意味着对人道精神的亵渎，任何形式的暴力都跟美毫无关系。所以，佛法慈悲，佛教对美丑善恶的理解才是对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解读，只是，能理解到这一层的人终究只是少数。
在政治舞台上，军事实力往往是最好的裁判，而汉族官僚在满人政权中突然地位提升就在于汉族官僚们有了自己的武装，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而袁世凯则有他的北洋新军。这些带有私人武装性质却最终成为晚清支柱的军事力量的出现同样是拜太平军所赐，至少湘军和淮军就是这么出现的。
话说太平军刚起事的时候，清政府也没觉得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一群邪教成员吗？白莲教我们都灭了，还怕你的拜上帝教？你能比白莲教还邪？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还得重视敌人，眼瞅着太平军就是一天比一天猖狂，那咸丰皇帝就开始想辙了，当然还得向祖宗取经去——当年自己的爷爷嘉庆皇帝是怎么搞定白莲教的？咸丰有办法了，于是关于组织团练的谕令下达到了各省。剿匪的关键是什么？是让他们失去群众基础，有了团练，就有了基层武装的支持，当年搞定白莲教就是靠基层武装的大力支持。
但是话说回来，团练只是配合正规军行动的地方武装，如果正规军打不了仗，那么想要依靠零散的战斗力有限的团练作为主力来剿贼根本就不现实。现在的情况就是，正规军绿营根本就是连看都不中看的摆设，碰到太平天国基本就是一触即溃，正规军如此，你还指着民兵组织能力挽狂澜？大家想想，光靠民兵组织打得赢起义军吗？如果民兵都能打赢起义军，那太平军在中国军界还怎么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