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目前这个实力，要说去争雄天下那倒也不可能，但是看准时机捞一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阎老西虽说前半辈子活得有点像守财奴，但是说实话，如果机会合适，阎老西也想搞搞副业。现在的机会很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北方前所未有的虚弱，虽然张作霖一直死扛，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张被打回关外那是迟早的事儿，所以北方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有潜力接管的除了冯玉祥也就算是他了，即便胃小吞不了那许多，至少肯定可以捞得些地盘。阎老西等了那么久，今天机会终于来了。韬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是保存实力的目的是为了伺机进取，所以说，韬晦只是进取的手段，很显然，阎锡山搞懂了这点。
其实阎锡山现在也是北方的红人了，张作霖、国民党都巴巴地想让他表态，他帮谁局面就有利于谁，所以各方的联络人都把阎锡山的督军府门槛给踏平了，但是阎锡山在做准备，只有准备好了，他才会表态，稳扎稳打，这就是阎锡山。终于阎锡山准备得差不多了，他认为自己有实力在张作霖倒霉的时候再在人家伤口上撒把盐，因此，1927年6月3日，山西地面上挂上了青天白日旗，阎锡山终于要跟着国民党走了，张作霖的日子更难过了。
晋奉之战
自北伐以来，国民党军节节胜利，连克两湖，拔取江西，克复东南，吴佩孚和孙传芳所部均遇灭顶之灾，阎锡山以军事形势而论，决议投靠国民党，以晋省之力为基，谋得进取。阎锡山素来处事谨慎，以当时军事而论，此举亦无可指摘之处，然而阎老西千算万算，没有将政治账算在其中。如果国民党各派团结一心，阎锡山自可借其威势于华北有所发展，但不幸的是，自阎锡山易帜以后，国民党内乱纷呈，北伐几已搁置，阎锡山在北方成了孤家寡人，投机未成，反受其害。
南方的国民党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蒋氏、汪氏、桂系等各方势力争斗不休，其中还夹杂着与苏联中共的合合分分，可以说是搞得热闹非凡，但是这种热闹对于北方的阎锡山而言，只有苦涩。阎锡山投靠国民党的目的当然不是自己一个人和奉系掐架，其实是想接着国民党之力扩充军力和地盘，其战斗欲望并不强烈——毕竟晋系素与奉系无怨。没承想阎锡山在山西挂上青天白日旗之后，国民党居然各顾各闹起了内讧，将北方军事完全压到了阎锡山一人肩上，阎锡山虽然苦心经营山西多年小有资产，但与张作霖相较仍处于绝对弱势，一招不慎，险些将家当全部赔尽，个中滋味，也只有老阎才能尝尽了。
其实北方还有另一股势力同样已经投靠了国民党，这便是冯玉祥。老冯最近风头正劲，不单拿下了他魂牵梦绕甚至不惜与吴佩孚翻脸的河南，而且在宁汉之争中奔走其间充为调停，颇拥一时人望，如果冯玉祥能帮帮忙，或许阎锡山可减轻一些压力，但是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还有些陈怨旧恨尚未了断，合作自然也无从说起。话说当年冯玉祥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压力下通电下野，远赴苏联，他的国民军在双方夹攻下节节败退，最后把北京也丢了，此时国民军居然慌不择路，跟山西的阎锡山有了战火冲撞，因此一事，阎锡山与冯玉祥颇有些芥蒂。阎锡山在民国虽然没有多大的局面，但也不是任人欺压的主，他虽然在境外不如冯玉祥那么活分，但是谨守山西，日子也算丰足，国民军落难之际居然打起了山西的主意，甚至一度集中火力猛攻大同，这当然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阎锡山颇为恼火。再加上冯玉祥这个人名声很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晴变化难以捉摸，所以阎锡山对他也不敢有太大指望——只要他不乘虚进犯就烧高香了。
阎冯二人说穿了都是投机客，对于国民党也基本是三心二意，这两个投机客碰到了奉系这样的对手当然免不了互相推诿一番，对于国民政府在7月发出的冯军进攻山东、阎军进攻河北的号令，两人居然都没有动作——投机嘴脸昭然若揭。当时冯玉祥新取河南，对于投靠的靳云鄂居然生出了剿灭之意——冯玉祥要独揽河南，当然不愿意靳云鄂碍手碍脚，两方从有隙到决裂再到开打，变化之快就如翻书。当然了，靳云鄂不是冯玉祥的对手，老冯最终还是取得了河南的绝对控制权。冯玉祥这个人对于地盘那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是靳云鄂这样的降将，他都难以容忍，生怕哪天借着些故旧关系反水——其实要讲反水，靳云鄂和他老冯还差得远呢。在国民政府号令冯玉祥进攻山东的时候，他就正在河南处理这档子家务事，所以压根就没理会；而阎锡山就更绝了，他按兵不动压根就没有什么道理，他其实就是不想和奉系完全翻脸，投靠国民党也只想坐收渔利，让他主动进攻。
两个人都是这样算来算去的主，所以提到共同对抗奉系，免不了互相扯皮一番，冯玉祥受到奉军的压力相对较小，倒霉的是阎锡山，自从挂上大旗之后他就没了回头路，张作霖虽然一直忍让于他，但是忍让也是有限度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或许他现在该后悔自己表态还是太早了，但是谁能想到国民党放着奉系不管，自家先斗起来了呢？
要说张作霖其实也不想与阎锡山为敌，对于目前处境不佳、河南战事中迭遭败绩的奉系来说，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强，而阎锡山在北方也算是有些实力，所以张作霖从来就没放弃过争取阎锡山的行动。阎锡山一开始还打打太极，态度暧昧，但是当奉军在河南败绩，国民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之后，阎锡山开始变脸了，他认识到张作霖早晚难逃一败，应当乘此良机早定大计，说不定还能浑水摸鱼，于是，就发生了青天白日旗挂上山西的一幕。
就在奉军于河南败绩之时，阎锡山开始了他的小规模试探，先是派遣徐永昌占领石家庄，阻断奉军南下救援的路线，不管张作霖和张宗昌怎么让他退兵，他就是不予理睬，俨然是准备死硬到底了。此后，他手下头号将领商震居然扣押了奉军的检阅使于珍的专车，这样一来彻底惹怒了老张，阎锡山明摆着就是要拆台脚啊，这如何能忍？老张本来还对阎锡山心存希冀，以为他只是想趁乱进取河北，所以也没打算出兵交战，没想到阎锡山步步紧逼，这下当然不能再纵容了。
阎锡山越搞越嚣张，当然是因为覆水难收之故，旗子在6月已经挂上了，如果不有所行动，当然就难以取信国民党。并且自己和南方勾勾搭搭的事张作霖已经知道了，即便自己不动作，张作霖恐怕也不会相信他了。与其两头不讨巧，还不如拼死一战，大不了战败了还能退往山西大本营。说干就干，10月月初，阎锡山正式发电讨奉，而后奉系迅速作出回应，晋奉大战拉开了序幕。
冯玉祥当然不想搅进来，但是又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此就采取了做后援队的态度——冯玉祥知道阎锡山这个人进取不足，守成有余，再不济也不会丢了山西老家，因此，所谓后援就是坐观虎斗，按兵不动。战斗主要集中在京汉、京绥两线，阎锡山自知主力决战非奉军对手，所以采取了游击战术，敲敲边鼓，从不与奉军正面作战——阎锡山多聪明，既要向南方国民政府示好，又不能伤了元气，所以那么打最为有利。因此，看起来双方在这两路均屯兵十万众，但是实际战斗却并不激烈，晋军久疏战阵——基本只练兵，不参战，所以战斗力远不如奉军，很快京汉一路便告失利，压力全都转移到了京绥一路。京绥一路当然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奉军久战之兵，当然强于那些基本只打打土匪的晋军，这一路很快奉军就又占得了先机。两路捷报，奉军直逼阎锡山山西大本营。
阎锡山要说争雄天下，实非其所长，但是固土自守则绰绰有余，虽然看起来奉军势头旺盛，有并吞山西之势，但是山西也不是那么好打的。山西之所以不好打是因为这地方都是山区，行军作战极为不利，加上奉军对地势远不如晋军熟稔，所以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架势，再加上奉军又不能孤军深入山西境内，所以山西的战事颇为平淡，双方浅尝辄止。天寒地冻的，当兵的也都不容易，双方达成了默契，奉军不强攻，晋军也不反扑，形成对峙之势，至12月中旬便已趋完结。
晋奉之战颇为平淡，在山西境外基本是奉军一路高歌，波澜不惊，而在山西境内，双方则各守其责，均不愿有所异动，因此阎锡山虽战事不顺，但损失也不算太大。本次战争出彩的是傅作义，他孤守涿州，先后打退张学良五次总攻，坚持了百余日，在城内每况愈下、军粮紧缺的情势下居然一直没有失陷，最后还是双方达成了协议，由傅作义开城才算完结。张学良确实丢人，话说郭松龄死后，他带兵打仗便每况愈下，根本打不了硬仗，涿州守军仅有一个师，而且没有任何外援，张学良照样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
晋奉之战算是阎锡山投机失败，结果吃了点小亏，但是因为战略得当，损失倒也不算太大，但是对奉军而言，在山西的一战颇有些节外生枝之嫌，本来就是以一敌二的局面，如今又加入了阎锡山，日子就更加艰难了。阎锡山此次倒霉，最大的原因是南方根本没有任何支援，但是这样的日子要到头了，蒋介石即将复职，新一轮的北伐即将打响，阎锡山的投机虽未立刻见效，但是终究还是要见效的，投靠国民党不是问题，问题仅仅是老阎选择错了时机。
日本的中国攻略
在国共合作的那段日子里，苏联成为了在中国舞台上最有分量的国家，但是随着蒋介石清共，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只能无奈地陪着小兄弟中共玩星星之火，此消彼长，在苏联失势后，另一个国家开始增加了在中国的戏份，这就是日本。
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政界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手段上，又有着些微的差别，事实上区别只是应该循序渐进地解决中国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地蛮打狠冲，前者我们称之为稳健派，后者我们称之为激进派——之所以不称之为鹰派和鸽派，理由是日本的政客不管激进与否都是食肉动物。日本的政客考虑的只是对中国这个骨质疏松的巨人应该是凌迟处死（稳健派）还是一击毙命（激进派），但本质上他们没有区别，都是明治天皇的忠实拥趸，征服支那的鼓吹者。中日之间从来没有友谊一说，这是生来就注定要相互对抗的一对，和平？那只是在为下次对抗蓄力。日本是岛国，资源匮乏，不扩张就难以生存，所以当日本开启了现代化之路后，就必须像那些老牌的工业强国一样，进行军事征服——由于日本起步太晚，所以他们所能征服的只可能是临近的朝鲜半岛，然后是中国。
事实上日本的强国之路就是从战争开始的，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一样都是不平等条约的受害者，但是这一战改变了远东两个大国的地位，日本借助这场胜利正式脱离了被压迫者的行列，他们通过战争中的获利一跃成为了远东最有分量的国家之一。然后就是为明治天皇树立起极大威望的日俄战争，作为岛国的日本正式建立起了战争的信心，因为即便强大如沙俄，日本也有能力战而胜之，带来的结果是明治天皇正式封神，日本明确了他们的发展方向——战争强国。战争就像赌博，日本这个赌徒在尝到了甜头后就再不愿放弃这样简单直接的获利方式，比起稳扎稳打的经济建设，战争无疑更刺激，一旦成功，所获的利益也更直观，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赌徒能一赢到底，一旦赌上了瘾，赌徒总会失去理智。
明治天皇的遗策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朝鲜半岛早在1905年便被纳入了日本的版图，而第二阶段，当然是占领远东最大的桥头堡——中国。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对日本的社会阶层结构作一下简单的剖析：天皇无疑是金字塔的顶端——从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后，日本天皇就从符号变成了真正的掌权者；金字塔的中端是华族，这是明治天皇掌权后册封的旧贵族和功臣派，根据地位和功业不同分为不同等级的爵位，公、侯、伯、子、男，这个阶层是仅次于天皇的统治阶层；然后是士族，由日本封建时代的旧地主以及中下层武士构成；最底层是平民，没有任何社会特权。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大权掌握在华族手中，以伊藤博文、松光正义、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以及桂太郎等人为代表的世家和功臣派控制着日本的权柄。但是随着日本政党政治的雏形出现，华族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原敬、加藤高明等后起非华族政客开始崛起。而另一个在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则是军人阶层。
这里我们就得谈谈日本的军人阶层了。清楚倒幕运动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拥戴明治天皇上位的主要是两个藩阀的力量，一是长州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高杉晋作等人；二是萨摩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因此，在明治天皇上位之后，日本军队就由这两个藩阀长期掌控，长州藩控制陆军，而萨摩藩控制海军。非唯如此，甚至日本政治也长期由这两个藩阀所控制，明治天皇掌权后，日本内阁便由这两藩控制，在历任日本首相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田中义一是长州藩出身，松方正义、黑田清隆、山本权兵卫是萨摩藩出身，藩阀力量的强盛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藩阀力量太强不免让天皇本人也觉得胆战心惊，明治天皇死后，大正天皇即位，此人幼年便患脑膜炎，长大后时有精神失常，因此皇太子裕仁也很快就参与朝政，而这位皇太子裕仁便是大名鼎鼎的昭和天皇。裕仁对藩阀势力控制军队控制朝政忧心忡忡。于是，在他的一手扶持下，以青壮派军人为代表的势力迅速坐大，这些人大多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在二战期间发展成为大名鼎鼎的昭和军阀。昭和军阀中的这些青年军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对藩阀势力有种天然的抵触，当时日本军界有个现象叫下克上，意思就是中下层军官时常忤逆上级意愿自作主张，当然，这种现象同样是裕仁所默许的，也是青壮派抢班夺权的先声。
跟老谋深算的藩阀军人不同，新崛起的青壮派军人都是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加直线型，他们更加无所顾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更加激进。随着这批人登上历史舞台，远东政治更是一片混沌了。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脚步声随着这些军人走上前台越来越近，那个曾经在甲午之战中将清朝打得一败涂地的岛国，我们的宿命之敌终于要开始对中国展开真正的行动了，中国准备好了吗？
济南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