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月月底张学良搞定直鲁联军，俘获张宗昌，关外的残局终于得到了根本上的收拾，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统一了。张学良深知无力同时与日本和国民党周旋，因此就势必要化敌为友，而日本与其有杀父之仇，当然不可能，因此，张学良只能选择与国民党为友，至少这样就能纾解日本方面的压力。但是，国民党这潭水太深了，小张这样的水性能够浮沉自如吗？
东北易帜
自袁世凯死后，民国便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在此之后各方豪杰各施所长，这批人构成了民国的第一代政治核心，希望以己之力促成统一，以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孙中山为代表，可惜的是，这几方恶斗数年都未能有所进益，如今后浪推前浪，这些人死的死，隐的隐，已经失去了在民国的话语权。而这些人的衰亡则意味着民国的第一个混战期北洋时代即将落幕，这个时代对于民众而言可能意味着苦难，但北洋时代的政客们何尝不想结束这样的局面？军阀混战虽然事后看来徒劳无益，只是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以其初衷而言，各派首脑无一不想鼎定天下，奈何时势不允。自北伐以来两年有余的时间内，民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一代新人换旧人，民国的政治局面在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后为之一新，国民党内，蒋氏的黄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系已经隐成鼎足之势，而汪精卫、胡汉民虽然失势，但力量仍不可小觑；北洋内部，除开久已失势的段祺瑞，吴佩孚隐退，张作霖罹难，如今的北洋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光彩，唯有依靠张学良这样的庸才竖起旗帜——而这面旗帜小六子也不想继续打下去了；而共产党则经历了高开低走、跌落谷底的无奈，如今只能依靠在偏远山区搞割据求得生存。总体而言，北洋式微，国民党勃兴，中共低潮，民国的政治有了新的秩序。
北洋的式微在奉系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自张作霖死后，奉系便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张学良显然难以驾驭这样复杂多变的局面。而在奉系内部，张作霖时代的头号红人杨宇霆因为一些旧有怨衍无法与张学良合作，杨宇霆和郭松龄是张作霖直奉一战后骨干换血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如今一死一怨，这让张学良的处境更为艰难。一个派系的气象大多可从人才窥探一二，而此时的奉系无疑正在挣扎，原本张作霖在直奉一战后便已经完成了骨干力量的换血，但是如今新派人物中的代表人物郭松龄已死，杨宇霆与张学良私怨颇重，所以转眼之间奉系又回到了老路。奉系的老人们大多是跟随张作霖打天下的绿林好汉，虽然义气当先，但是才具见识均属有限，要靠这帮步入政治生涯暮年的元老们支撑危局显然并不现实，而甚至张学良本人也在挣扎，不久后为了立威诛杀杨宇霆便是明证。
在下行道上愈行愈远的奉系急需要摆脱如今的不利局面，而张学良的办法则是化敌为友，主动输诚，借国民党之力来缓和日本人对他造成的压力。而东北和平统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上善之策，国民党久战疲敝，东北军腹背受敌，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这不失为双赢的选择，国民党解决了统一的问题，而奉系缓解了压力。这种局面显然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原本是为了震慑奉系，没想到适得其反，奉系因为老张之死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原本还残存的那点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因此，日本必须要为他们愚蠢莽撞的行为买单了，虽然关东军还在试图阻挠张学良与国民党接洽，并时时恫吓，但是覆水难收，张学良虽然平庸，国仇家恨也还略知一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屈服并不现实。
日本为了给东北易帜设置障碍也是办法想尽，而奉系老大张学良和宰相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是日本利用的对象，其实杨宇霆虽说是士官派，与日本颇有渊源，但是有感于张作霖的知遇之恩，此时也是坚决反日。可惜的是，张学良自郭松龄死后便心性大变，敏感多疑，一点即着，原本跟杨宇霆关系就差，如今日本在背后煽风点火，更是让小张怀疑杨宇霆有不臣之心——这也是最终促成杨宇霆之死的诱因。据说日本人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暗示杨宇霆是篡夺丰臣霸权的德川家康，而张学良就是那个倒霉的丰臣秀赖，张学良少读书，对于历史典故知之甚少，对日本的暗示竟然信以为真。事实上，杨宇霆虽然桀骜不驯，跟张学良也不相契厚，但是反叛之心却也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今说杨氏有反意的证据也大多是捕风捉影。而日本打的这手牌使得奉系内部剑拔弩张，张学良的易帜之事当然也因为此而受到了滞延。
奉系内部实际上此时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对于易帜也大多认为势在必行，杨宇霆虽然与小张不睦，但应该也持有此议。但是问题在于，小张对杨宇霆始终心怀疑忌，加上外面风言风语，让张学良始终认为在易帜的问题上，杨宇霆会有所阻碍，因此小张一直被这样的幻象所误，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小张的政治经验当然是严重不足，日本的小小伎俩竟然让7月就能完成的易帜一事一拖再拖，其缘由居然是压根就不存在的杨宇霆阻挠一事。
当然了，日本也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煽动奉系内部的紧张空气，另一方面则严密布控，监视张学良的行动，尤其是他的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接洽。自从张作霖过世后，小张就一直在做易帜的准备，但是日本方面对他采取了严密的控制，原本在7月就议定了易帜一事，但是日本显然提前侦知了此事，日本在东北的领事林久治郎就出面阻挠，因此原议告吹，易帜的时间变得不甚明朗。关东军的疯狂尽人皆知，而自以为后方未固的张学良在双重压力下显得举止失措，犹豫不决，既担心日本的报复，又担心杨宇霆的叛乱，一时间易帜竟陷入僵局。
东北易帜并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事，对于当事的另一方来讲，国民党显然是希望早日促成此事，蒋介石自克复北京后春风得意，而如果东北一事能和平解决，对于他而言，当然又是另一件能提升其在国民党内威望的大事。蒋介石的谈判团队往来奔走其间，但是张学良似乎有心无力，一直不能给老蒋一个准确的答复，从7月拖到8月，然后再从8月拖到9月，终于拖到了10月。蒋介石的想法是，张学良如能在双十节——武昌首义发难日——挂上青天白日旗，那么对于老蒋而言，那是大大的有光彩，双十节开启了民国的序幕，而如果民国在历经乱世之后同样能在双十节统一，那么双十的象征意义显然是非凡的。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做着国民党中兴首臣的美梦，但可惜的是，张学良不能如他所愿，小张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于是易帜一事只能继续拖下去。
张学良当然想易帜，但是又不能下定立即易帜的决心，而为了表示他易帜的诚意，他当然要做点什么。张学良表示诚意的方法可能有些促狭，就是亲手搞定了不愿意与国民党妥协的张宗昌。这一事让国民党方面对张学良的易帜决心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同情和理解”张学良的处境，但是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易帜不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下去啊，如今拖了小半年了，事情拖得越久，变数越大，尤其是政治这样波云诡谲的舞台上。
最终，在拖了半年时间之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选择了易帜。日本人的压力，杨宇霆的桀骜，这些终于不再成为易帜拖延的理由，小张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其实这个决心早就该下了，在这拖延的时日里，形势并没有变得有利，日本人压力越来越大，而杨宇霆的不逊也没有稍减，这样的拖延并没有任何意义。
东北易帜是民国的一桩标志性的事件，在经历了乱战的北洋时代之后，民国终于走向了一统，如今的民国改头换面，有了统一的旗号。国民政府成了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尽管这种统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毕竟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小张立威
话说张学良接掌奉系权印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国民党继续向北推进，直隶将不日告破；而日本在炸死张作霖后就开始对他这个接班人软硬兼施，试图迫其屈服；而在奉系内部，小张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奉系高层之所以能在抬出小张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完全是因为局势逼迫，从能力而言，小张并不足以让人心服，因为在此之前小张给人留下的印象无外乎三样：鸦片，女人以及亦师亦友的心腹郭松龄，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只不过是个幸运的纨绔子弟。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关于四公子的具体版本有很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世显赫，而为人放浪，有一般旧社会贵公子的所有不良习气。张学良当然难以免俗，他是出了名的烟鬼，吸食鸦片甚至使其形销骨立，一度让人认为他命不久矣；另外，张学良爱女人，他与赵四小姐的那段情史是民国上层社会浮华的缩影，也是几乎所有讲到民国爱情时都会涉及的话题，而其正妻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传为一时美谈。本来这些习气对与贵公子而言本也算不得稀奇，但是如果他的身份从贵公子变成守土有责、需要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一方诸侯，那么这种习气就显得恶劣了。
张学良很早就吸食鸦片，郭松龄在世时，尚能以师长身份劝诫敦促，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烟瘾，只是在战争期间以之提神。但在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方面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大变，心情郁结，情绪颓废，另一方面失去了老师的监督，因此本来自制能力就很差的张学良经常借烟消愁，终至上瘾。可以说，郭松龄一事是张学良鸦片史的转折，从中也可看出小张不具备负担起危局的精神气质：小张内心脆弱，在遭遇变故时想到的不是猛省自身，而是吸毒麻痹；更要命的是，他还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这两点都决定了张学良终究无法真正负担起东三省这样的重荷。或许像他这样的贵公子，除非如蒋经国一般在苏联历经磨砺，否则必定难成大器，耳濡目染终究只能学成一个花架子，而要真正成一时俊杰则是非经历磨练不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
事实上，郭松龄的叛乱不单是张学良烟民史的转折，同样也是其个性发展的转折。在此之前，张学良重义气，信朋友，对郭松龄更是百依百顺，引为至交，此时的小张对于政治舞台的诡谲多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在老张的影响下也初通权变，但毕竟太嫩。而在此之后，张学良真正认识了政治，他对郭松龄如此信任，掏心掏肺，即便如此，郭松龄依然以他的名义造反，这将他政治舞台上存在交情的天真想法敲得粉碎，从此，张学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谁都不信任，遇事独断专行，没有心腹，也没有帮衬。
政治无信义不假，但是要统领一个庞大的派系，维持其生命力，则必须遵循一般的政治规律——任何一个派系都必须有个二当家，不管老二对于老大是否忠诚，这都是必需的。以蒋介石为例，黄埔系的二当家是何应钦，何应钦对蒋介石忠诚吗？大家心知肚明。但是蒋介石为什么还要立这样一个反复无信，对己不忠之人当自己派系的二当家呢？原因很简单，人都有倒霉的时候，所以一个政客要做的不是避免倒霉，而是能在倒霉以后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必须建立在派系不散的前提下。所以说，何应钦的作用就是保证黄埔系在蒋介石倒霉的时候不散，给他复出创造机会。一个没有二当家的派系是禁不起波折的，只要老大倒霉，这个派系就会立即土崩瓦解，而这个倒霉的老大也会因此失去再起的能力。当然，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老二太火，老大就会失势，比如直系中曹锟与吴佩孚；老二太温，那么也起不到关键时刻支撑派系的作用；所以说如何能保证二当家不愠不火，既不影响老大的权势，又同时保证一定的影响力，这对于派系建设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但是，二当家的存在始终是必须的，不管老二和老大的关系处理得如何，对于一个派系而言，有一个二当家始终优于没有二当家。
很显然，小张是对郭松龄一事心有余悸，因此自此不设心腹助手，这对于张学良稳固地位当然有一定帮助，但是副作用同样明显，那就是奉系再也禁不起诸如老张罹难之类的波折了。张学良没有认真总结郭松龄叛乱带来的经验教训，只是从直觉上作出了人皆无信的判断，但是政治是政治，为人是为人，两者岂可混谈？事实上，小张并没有严格区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交情。郭松龄为什么会叛乱？是因为对小张没有感情？当然不是，郭松龄尽管有反骨，但是也并非是一个不念交情之人，郭松龄叛乱因为这是政治！张学良与郭松龄的交往是交情，但更多的成分应该是政治，可惜的是，张学良似乎并没有分清楚这一点，其后果便是他与郭松龄全无主臣之别，交情二字将政治上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给覆盖了起来。因此，张学良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因为他缺乏政客的思维，做事更多时候是依靠直觉而不是理智。
其实，在如今的奉系内，并非没有一个二当家的潜在人选，杨宇霆，这个人便是奉系天然的二当家。但是，杨宇霆和张学良的关系过于恶劣，郭松龄在世时，士官派便与陆大派争斗不休，而作为陆大派的后台，太子张学良便与士官派头子杨宇霆结下了梁子。如今老张新丧，杨宇霆的身份一是旧臣，二是原太子党的对手，不管从哪个方面而言，似乎杨宇霆都会不容新主张学良，但是如今奉系的局面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张学良苦心经营的太子党集团随着郭松龄反水而瓦解，如今张学良缺乏一个亲信集团作为支撑。如果杨宇霆和张学良抛弃旧怨，通力合作，奉系或可步入平稳，维持东三省的局面也能有利，可惜的是，杨宇霆倨傲不驯，张学良冲动幼稚，这让原本可能出现的平和局面顷刻丧失。杨宇霆作为老臣，不但没有去尽力缓和与张学良的旧有矛盾，反而倚老卖老，完全没有把少主放在眼里。其实，杨宇霆压根就没想过要反对小张，他的这种态度完全是性格使然，而这种性格也决定了这位奉系内部颇有才具的方面之才的悲剧命运。杨宇霆有才，但可惜的是，他缺乏一个政客应有的睿智，于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屡屡出现的权臣与幼主的故事再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