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看不起张学良，这本不足为奇，坏就坏在他将这种情绪当众表露了出来，既然他不想反对小张，那么，言语傲慢必会成为取祸之道。杨宇霆性情豪放，恃才傲物，而有时又有些促狭，这样的人当然容易引起别人的忌恨——比如说杨宇霆常在人前称小张为阿斗，这自然会为小张所不容。小张初掌权柄，根基未固，又缺乏得力亲信，而杨宇霆位高权重，资历深厚，杨宇霆对小张的言语不敬当然是对小张威信的最大伤害。郭松龄叛乱，失之小张立威不够，而此时杨宇霆言语无礼，则正是戳到了小张的痛处。
杨宇霆好比一匹烈马，虽然性情暴躁，但是日行千里，能否尽其千里之才取决于骑师的水准。张作霖是个好骑师，能让这匹千里马一展其长，但可惜的是，小张缺乏足够的力量，也没有高超的技术，无法驾驭这匹烈马。在明确自己根本不可能驾驭杨宇霆之后，小张采取了令人叹息的极端手段。于是，为奉系立下大功的杨宇霆最终被有心立威的小张诛杀，陪葬者是杨宇霆的心腹常荫槐，这对于新丧旧主、惊魂未定的奉系而言无疑又是重大打击，在局面将覆的危难之际先诛能臣，这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
诛杀杨宇霆体现了小张在处理复杂局面之时的任性和笨拙，在奉系用人之际因为一己私怨而痛下杀手只能使亲痛仇快。杀人是一门学问，而诛杀权臣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小张显然仅仅只是这门学问的初学者——因为无法驾驭而杀人这是政治杀人学中最低级的阶段。那么杀掉杨宇霆起到了立威的效果吗？至少在我看来，小张体现得更多是隐藏在强悍之下的惶恐。而杀掉杨宇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奉系走向覆亡的开端，而亲手为奉系掘墓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张苦心栽培、不足而立便已成一方诸侯的接班人张学良。老张泉下有知，可能瞑目？
大秤分金银，大块分地盘
二次北伐是老蒋复出以后打出的一张形象牌，虽然老蒋逐渐在派系斗争中占据了上风，但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做事情总是更加名正言顺——中国人做事情不就讲究个嫡传正宗吗？当然了，为了让各派响应号召，群策群力，蒋介石就不能让各位白干活，此时国民党内四大军事集团中有三位都是军阀出身，没点好处谁愿意卖命？因此，老蒋想出了个所谓设立政治分会的办法，具体是冯玉祥掌管开封政治分会，控制河南、陕西、甘肃；李济深掌管广州政治分会，控制两广；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下辖山西、绥远、察哈尔；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下辖湖南、湖北。看起来，老蒋是相当慷慨，有点梁山寨主的意思，大秤分金银，大块分地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老蒋只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这些地方即便老蒋不搞这个有名无实的册封仪式也都在老几位的掌握之中，而蒋介石将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分给别人不但于己无损，还可以博得慷慨之名。但是老蒋的表态对于几位实力派人物来说依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就代表蒋介石已经承认了各派在原属地盘上的地位，这种承认对于老蒋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横竖承不承认这些地盘都是他们的，但对于老几位而言，这种承认就是将其在所属地区的地位合法化了。这就比如一个国家取得了一个有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国家还是需要联合国援引《国际法》有关条款对此进行确认，这就是所谓合法性的重要性。老蒋送了一顶廉价的合法性帽子，目的是要各位配合他完成二次北伐，所谓配合，意思就是承认他在二次北伐中的绝对指挥权——因此，老蒋裂地封侯的目的就出来了，无非就是一笔各得所需的政治交易罢了。
待到二次北伐成功之后，局面又有了一点儿新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当然是取得了一点儿新地盘，直隶和京津到底归谁呢？主要的竞争者是两个，冯玉祥和阎锡山。老蒋自然早有计较，冯玉祥相较而言实力雄厚，属下部队能征善战，而阎锡山相比而言战斗力就要逊色得多。因此，结论就出来了，扶弱不助强啊，老蒋在北方实力有限，但是核心地带又不能不有所控制，所以只能玩均势战略。冯玉祥牛逼，所以地盘不能给他，如果把直隶都给了冯玉祥，那么以冯玉祥的能耐，一旦坐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这块地盘只能给实力稍有不济的阎锡山，在弱者身上加码是均势理论中的常识，老蒋当然深明此道。当然在摆弄政治天平的同时，此举还起到了另外的效果，那就是挑动冯阎二人的矛盾——此二人本就有隙，在北洋时代已有旧怨，而在北伐之后也是明争暗斗，阎锡山两次遭遇奉系老拳伺候，冯玉祥居然两次都笑看风云淡，从这点来说，阎锡山对冯玉祥是很有些看法的。而冯玉祥心中当然也不满，仗要我来打，地盘却给别人，阎锡山这个货除了挨揍乞援之外一无是处，但如今却坐收渔利，这口气是怎么也理不顺的。虽说双方此时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一心为党国出力，但是新仇旧怨交织决定了北方暗流涌动，而北方不太平对于一心争雄称霸的老蒋而言当然很重要。
新近归顺国民党的张学良当然也要给点好处，蒋介石将热河一并赠与——反正地盘不是自己的，拿出去也不会心疼。老蒋当然知道张学良在北方甚至全国战局的重要地位，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蒋自然不能亏待了，张学良刚说要易帜，老蒋马上应允，并立刻表示将热河划给小张，而在易帜屡屡迟滞之时，老蒋也是大打感情牌，这当然给小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张学良压根就不怎么会玩政治，看待问题也更多是从生活经验以及直觉天性出发，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差一些。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而对待性情中人，当然就必须在感情上做文章，老蒋明白这个道理，叙感情，套近乎，言必称汉卿老弟，这当然无形之中为将来张学良关键时刻拥蒋埋下了伏笔。
此次大封功臣，老蒋当然不是真的愿意与各位和睦共处，共享荣华，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有着全国野心的政客来说，这次封侯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恶战蓄力。自从老蒋下野充电之后，实力已非昔比，找到了新的国际支持，在财界的关系更为牢固，而这一切都是老蒋将来称雄的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要素。打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钱，尤其是在长期的鏖战中更是如此，谁最有钱，谁就可能撑到最后，拖死对手。美国冷战中是怎样搞倒苏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家一块儿耗，到最后没钱的苏联耗不过有钱的美国，所以冷战就输了，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在这些诸侯中，冯玉祥、李宗仁，甚至阎锡山都不是有足够财力的主儿，而真正有钱，能够迅速将军队扩张起来，并且进行迅速再生产的只有老蒋，有了钱，就有了底气，也有了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进行军备竞赛的底气。所以，老蒋这次封侯有着很明确的战略目的，就是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为他整军经武赢得时间。当然了，成果是非凡的，短短半年时间，老蒋的第一集团军便迅速膨胀，发展为二十多个军，四个独立师，总计五十多万人的武装，而这么快实力并有如此巨大的提升，当然和老蒋有着雄厚的财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的黄埔系蒸蒸日上，而黄埔的二号人物何应钦最近则有些倒霉，因为老蒋刚回来就把他给撤了，理由嘛，当然是给这位不听话的副手一点儿教训。何应钦附和桂系逼宫也就罢了，更让老蒋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头号心腹居然在全国舆论为其复出大肆造势的背景下一言不发，态度冷漠，这下彻底惹恼了老蒋。所谓驭下之术恩威并举，老蒋对何应钦可谓仁至义尽，但是何应钦居然如此不识抬举，当然必须给点颜色瞧瞧。但是，老蒋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何应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个二当家还是得树着，没过多久，老蒋又把他给找了回来，温言抚慰——这就是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老蒋要让何应钦明白，老子才是你的主子，别老跟着桂系那帮人瞎搅和，没你什么好。
桂系最近发展势头不错，虽然执掌中央的时间很短暂，不久后也失去了党内支持，但是借着这股春风，桂系以中央之名也颇是打开了些通道，比如两湖便进入了桂系的势力范围。湖北没什么问题，但是湖南却着实有些难处，早在和程潜联合倒唐之时，李宗仁便允诺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位子给程潜，但那毕竟是权宜之计，在军人眼里，地盘远比允诺重要得多。
但是，湖南确实也存在着比较特殊的问题，善后工作不容易，湖南在民国早年便存在三支武装系统，程潜、谭延闿、赵恒锡三足鼎立，虽然在整合之后，赵恒锡取得了在湖南的霸权，但在北伐之前，赵恒锡被唐生智驱逐，因此唐生智便取代了赵恒锡，成为了湘系武装的另一股力量。而到了现在，湖南依然有三个系统的武装，程潜的第六军、唐生智部将何键的第十五军以及谭延闿系统的鲁涤平第二军，所以李宗仁并没有能力立刻撇开程潜，相反，他还需要借助程潜来稳定局面。但是，程潜的作用也不过如此，李宗仁终究是要拔掉程潜，由自己控制湖南的。
李宗仁跟蒋介石一直是有嫌隙的，尤其是老蒋册封李宗仁之后，李宗仁居然没有领情，迟迟不接受任命，个中缘由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猜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太虚伪，封侯只是在利用自己帮他卖命。李宗仁岂是甘居人下的角色？因此对于老蒋的拉拢不为所动。但是，李宗仁也明白，自己要拔掉程潜，也需要蒋介石的默许——至少老蒋要中立；在跟老蒋的关系上，程潜跟李宗仁一样，也是坚决的倒蒋派。但不同的是，李宗仁是因为派系利益与老蒋存在冲突，而程潜则更多有些感情因素，私人恩怨。所以李宗仁可以为了利益跟老蒋虚与委蛇，而程潜却不行，利益可能重组，而私怨则难处理得多。
而程潜对于老蒋的封侯令当然心怀十二分的不满，认为这是老蒋无视自己的存在，而他对李宗仁的怀疑也日甚一日，最终以税收等等琐碎问题为契机，双方终至翻脸——吃亏的当然是程潜。而李宗仁此时一改往日忠厚之风，竟至于在利用程潜出席武汉政治分会的会议时将其扣押，由此可见，在地盘问题上，政客是不能用常态来衡量的，虽然李宗仁得偿夙愿，但是也知此举不武，在回忆录中也将此引为憾事。不管怎么说，李宗仁终于在赶跑了唐生智之后取得了两湖地盘的实际控制权，桂系在中原也有了地盘基业，势力达到了顶峰。
目前的民国就是如此，国民党内形成了五个颇有势力的军事集团，各自拥有地盘和嫡系武装，这样的局面当然就意味着乱战还将继续，老百姓离和平还非常遥远，北洋系完了，接下来表演混战的变成了国民党，但对于民众而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北伐余波——蒋介石的称霸路
称霸一词来源于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了春秋第一个霸主，霸主是个听起来很威风的词，但实际意义却非常可怜——因为霸主的势力不管有多庞大，与对手的较量中不管取得了多大优势，他也终究只是个诸侯而已。所谓诸侯只不过是一方豪强，而非全局领袖，而用这个词来形容蒋介石的巅峰状态，确实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老蒋即便拆散了西北军，挤垮了晋系，斗败了桂系，他也没能再更进一步——伴随着日本的进逼，阎锡山和桂系又死灰复燃，甚至到了后期，共产党还腾空而出，蒋介石终究还只是如同项羽一般的霸王。
因此，蒋介石是个不幸的政客，如果他不是身处民国，或许他早就升格成了天子，可惜的是，他的时代，不仅仅只有国内的对手会给他造成麻烦，他还遇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异族入侵事件。由于日本的搅局，蒋介石先是丧失了将阎锡山干掉的机会，然后又让本已被打得只能偏居一隅的桂系获得重生，而更致命的是，日本还让蒋介石的假想敌——共产党最终坐大，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投石问路
通常而言，我们将国民党时代的起点设置在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但从历史事件的脉络而言，实际上二次北伐早就在国民党军征服北京，并将其更名为北平之时就已完满，而东北易帜只不过是二次北伐的余波而已。我因为蒋介石早在1928年7月之时便已经着手撤藩了，而撤藩的倡议一出，实际上就标志着国民党万众一心谋求北伐的时光到头了，接下来各方的任务无非是攒着劲儿准备内斗，而老蒋的称霸之路便是以此为发端的。
要讲撤藩，当然先要讲建藩，没有建又何来撤呢？老蒋在二次北伐之时曾经大封诸侯，在全国设立了四个政治分会，因此，也就有了四个藩王——由于李济深和桂系的暧昧基情，我们可以暂且看成三个。老蒋要称霸，裁撤三藩就是基本的功课，但是人家三藩来头也不小——至少比康熙当年裁撤的三藩要强得多——这能是你想撤便撤得了的？
想当年康熙为了搞掉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怕自己万一出点意外，还立了个太子，准备万一局面不利，也留个后手——如吴三桂真能势如破竹，直逼京城，自己和太子还可以一个守京城，一个退关外。类似的打算在明末也出现过，只不过崇祯觉得不能便宜了太子，要死也大家一起死——崇祯很爷们很极端，丢了京城后把禁宫女眷杀得一个不剩就是证明，所以没有采取让太子去南方，自己守京城的建议。区区一个吴三桂就让康熙有了预备交政的打算，这充分说明藩王是多么的可怕，撤藩是多么的不易——而蒋介石要面对的藩王某种意义来说甚至强于吴三桂。
吴三桂是平西王，势力再牛逼也就是当时桂系的派头（两广、两湖），至于耿精忠、尚可喜之辈，凑数罢了，大可不提，但是当时的西北军和晋系能不提吗？且不说广阔地盘，就是实际兵力也丝毫不逊，财力雄厚的蒋介石也就只有五十余万的兵力，而这点兵力与三藩相比，优势是极为微弱的，三藩中兵力最雄厚的是冯玉祥，拥兵四十万，而实力稍逊的桂系与晋系，也各自有二十多万的兵力。冯玉祥为什么兵力那么多呢？怎么说冯玉祥在北洋后期也是风头出尽的巨星级人物，兵力比另外两个直到北伐才崭露头角的派系多，当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