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内心充满传教士精神的人，博格一直努力倡导整个共同基金行业“弃恶向善”，向行业布道，宣扬先锋公司的共同式企业结构理念，而毫不顾虑这种做法会导致激烈竞争，进而威胁到先锋的行业领袖地位。对于这些，高度强调职业伦理的博格根本不关心。同样，对于小企业和新公司来说，由于它们在资产规模上根本无法和行业巨头抗衡，因此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这一事实也丝毫不影响博格试图改变共同基金行业的努力。实际上，长久以来他一直希望共同基金行业的某个大公司会突然“悟道”，一举放弃利润惊人的业务，转而和先锋一样成为苦行僧般的企业。
或许博格对共同基金时代思潮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那众所周知的对低成本的坚定信念，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他的“成本有效假说”，而在于人们不甚熟悉的他对共同化的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受托人思想。博格宣传和支持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结构决定战略”的思想，正是因为共同化的结构才决定了先锋为基金股东担任尽职受托人的角色，决定了先锋必须以最低成本管理基金的战略决策。
博格的共同化思想的基本前提是《新约·马太福音》6：24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就是说，共同基金的问题在于它既有管理公司的一套外部股东，同时又有基金自身的一套内部股东，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本质上的利益冲突。在这两套股东和两套董事之间，一套是基金公司积极负责管理业务的人，另一套是被管理公司亲手挑选出来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公司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尽可能高收费的方式，在牺牲基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只要把这段话中的“神”和“玛门”分别替换成“基金股东”和“基金管理公司”，这就是博格想要表达的意思了。
为避免这种利益冲突，先锋公司采用了基金股东共同所有的企业结构，因此它只有一套股东和一套董事会。在某些方面，这种企业结构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公司努力削减成本的意义。实际上，博格甚至表示，共同所有制结构的积极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激发他创建了第一只指数基金。2002年在对布莱尔学院师生演讲时，博格在一段名为“结构决定战略”的主题部分是这样介绍这种积极影响的：是的，我们意识到了实施低成本、面向指数的结构化投资组合策略。实际上，只要对共同基金市场稍做计算即可得知，这种策略并不是什么高深的观点，应该有很多公司都知道才对。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有机会采用相同的策略，但最后他们没能做到是因为缺乏我们的动机。决定我们动机的是先锋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是它让我们采用低成本策略，但由于我们的竞争对手靠大量收取服务费用来获得利润，显然不会主动降低费率实行低成本经营。
因此，我们的企业结构在决定公司策略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且极其必要的作用，是它帮助我们不但成为指数基金市场和债券基金市场的领头羊，而且在当时新兴的货币市场基金方面也是行业先锋。在这些市场中，低成本和高收益之间完全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先锋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其独特的公司结构。1
作为一个内心充满传教士精神的人，博格一直努力倡导整个共同基金行业“弃恶向善”，转向先锋公司的共同式企业结构，他毫不顾虑这种做法会导致激烈竞争，进而威胁到先锋的行业领袖地位。对于这些，高度强调职业伦理的博格根本不关心。同样，对于小企业和新公司来说，由于它们在资产规模上根本无法和行业巨头抗衡，因此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这一事实也丝毫不影响博格试图改变共同基金行业的努力。实际上，长久以来他一直希望共同基金行业的某个大公司会突然“悟道”，一举放弃利润惊人的业务转而和先锋一样成为苦行僧般的企业。
博格认为，要推动他倡导的共同式企业结构的发展，一次严重的熊市或许是个很好的推动力。这是因为，严重熊市会让共同基金行业的主要企业大伤元气，使其不得不考虑对当前臭名昭著的管理结构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改革。实际上，当股市互联网泡沫破灭，择时交易丑闻引发基金行业大地震时，博格似乎看到了梦想成真的机会，当时他的目标是普南投资公司。2003年11月，在为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进行演讲时，博格指出当时的市场环境和自己当年建议先锋董事会采纳共同化建议时的市场环境非常相似，通过提及企业所在城市或所在州的方式，他婉转地指出了一些在择时操作丑闻中信誉严重受损的基金公司。例如，以“丹佛”代表杰纳斯基金，“威斯康星”代表斯壮基金。当博格以“波士顿”暗指另一家深受丑闻困扰的基金公司时，他说这是“某全球保险经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很明显他指的正是普南投资公司。普南投资是达信保险公司（Marsh&McLennan）的投资业务部，当时正在接受马萨诸塞州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博格在演讲中称，“波士顿”这家公司非常适合进行共同化改造，因为它“目前的状况和先锋公司改制之前的境遇非常相似”。2
介绍完普南基金的表现如何低迷以及管理层如何疯狂敛财之后，博格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无懈可击的共同化观点：
面对惊人的高成本、对投机基金的大肆销售、基金股东的严重损失、业绩表现的持续低迷、向管理层支付高额费用、巨额利润流向外部股东、愈演愈烈的丑闻行为和大量节省成本的机会，如果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仍无法把“共同化”提上这家波士顿公司基金董事会的讨论日程，那我可真想象不到他们应该讨论些什么了。反之，如果这家波士顿公司采用了共同基金管理企业的模式，我敢肯定其他基金公司也会纷纷加入。“来吧，伙计们，这里感觉还不错！”3
不过，博格并没有把自己的煌煌大论强加给对方，让这些行业“罪人”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做法，而是找到普南公司董事会说明共同化的好处，希望用这种方式说服对方采纳自己的观点。回忆这段经历时，博格一脸无奈：“我和普南公司董事会主席谈了一下，不幸的是此人曾在达信保险公司工作过，是普南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意料之中的是，董事会这帮人只会吹牛和自夸，并不肯做什么实事。当他们表示不愿实施企业共同化时，我认识的一位董事甚至辞去了职务。后来我又和公司另一位董事谈这件事，他的回答是：‘我明白你的观点，不过这可是达信保险公司的财产，我们没权利在所有权上做文章。’”
从公司董事认为基金是管理公司的“财产”而非基金股东所有，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大多数基金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到底有多严重。最后，普南公司没有接受共同化改造建议，而是在2007年被加拿大金融集团鲍尔公司（Power Financial Corp）以39亿美元收购。同时，据称前普南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劳伦斯·拉瑟（Lawrence Lasser）早在2000年就知道普南存在择时操作和后市交易行为，拿着7 800万美元的遣散费和一张清白职业证明，以及普南答应为其支付未来诉讼费用的承诺，于2003年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4当然，在他从1998～2002年任职首席执行官期间，通过各种非法交易还得到了1.63亿美元的巨额薪酬。这件事情的结果让博格非常愤怒，他说：“劳伦斯·拉瑟的薪酬总共拿了大概有2.5亿美元，凭什么？凭他毁了这些基金？凭他违反受托人责任？还是凭他知道那些证券经理吃里扒外？”后来，据博格说，2007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拉瑟涉嫌贿赂经纪人为其销售普南基金，为此仅象征性地处罚了75 000美元了事。
博格认为基金行业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只是最近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回到1940年《投资公司法》刚颁布之后的几十年，基金公司还是忠实于自己的受托人责任的。在一篇题目为“阿尔法和欧米伽”的著名演讲中，博格是这样描述 第一只开放式共同基金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的—“它是真正共同化的共同基金，一只由基金托管人而非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外部公司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基金。它是根据传统信托标准，按投资收入而不是按资产本金为基础收费的”。5其他几家经历过“黄金时代”的基金公司，如道富公司和统一投资者公司，那时也高度强调自己的受托人责任，在基金管理中重视的是证券选择和提供投资建议，而不是只顾着销售产品和打广告。这些基金实现的是“内部管理”，即证券经理都是由基金自行招聘的员工而非外部请来的管理公司，因此基金管理者的利益和基金股东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1958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这种积极向上的行业风气，一次法庭判决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向外部投资者销售管理合同。博格认为这是一件在基金发展史上非常重大但却经常被忽略的决定。他在主题为“从共同性到共同基金”的演讲中说：“1958年4月7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判决称，1956年保险证券股份公司（ISI）以账面价值近15倍的价格销售股份的行为，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6条规定，未构成‘重大渎职行为’或‘重大信用违约’。此前，证券交易委员会曾上诉反对该公司的销售行为，理由是过高的销售价格会导致投资顾问的受托人责任难以为继。”6
显然，允许基金公司对外销售管理合同以争取外部股东，这就等于承认“一仆事二主”现象合法，从而导致咨询顾问无法正常行使受托人职责。这项法庭裁决还允许基金管理公司上市，这就导致很多公司最后被大型金融集团收购。尽管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精神是反对管理合同的“非法交易”—原因在于这项合同属于基金及其股东而非管理公司，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明确禁止这种销售行为。
博格把1958年的这份法庭判决比做温床上的细菌，因为正是在它的鼓励下美国基金行业成功实现了病态突变，从管理公司担任尽职受托人角色的所有制社会变成了管理公司只手遮天的代理制社会：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基金行业中的很多重要公司纷纷跳入公共所有制的大潮，其中包括范斯桑特（Vance Sanders，现为伊顿范斯）、德莱弗斯、富兰克林、普南和威灵顿公司（我加入时是1951年，刚刚大学毕业）。接下来的十年，普信集团和基斯通（Keystone，现为长青基金）也实现了公共所有制转变。再接下来，大型金融集团开始大肆收购基金公司，被收购的公司包括马萨诸塞金融服务公司（经营包括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在内的系列基金的顾问公司）、普南公司、道富公司、美国世纪公司、奥本海默公司、联盟公司、美国投资管理公司（AIM）、德拉维尔公司等众多企业。就这样，涓滴汇成溪流，溪流聚成大海，共同基金行业终于形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7
由于管理公司股东要从基金股东身上搜刮利润，公共所有制形式很快就给基金公司带来了问题。这种情况在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经纪公司等大型金融企业中表现得尤其严重，原因在于，被收购的基金管理公司在这些企业中只是其下属的一个部门，而这些大型金融企业规定各部门每个季度都必须达到预定的收入目标。如果有两套公司股东，就会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当它们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基金管理公司的员工应该为哪边承担受托人责任呢？这两套股东都希望基金获得高回报，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但双方在费用如何收取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巨大分歧—收得越多管理公司股东的利润就会越高，收得越少基金股东的回报就会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