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枪击案后不久，我应邀与当地学校的管理者访谈，当时他们正在考虑各种可以采取的安全措施。金属探测器、访客卡在几个小时后奇迹般地脱销了，结果导致没有人愿意出售或者将其送给别人。学生出入楼门时必须持有身份证，就像过去一样。这些都是昂贵的，入侵的方式难免需要以其他几乎不需要财政资源的方式进行抗争。“然而，难道我们不应该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哥伦比亚枪击案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一个校长曾经问我，“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呢？”
医生和医学伦理学家很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决定哪些是最需要防范的危险。我以简单提问的形式向学校的管理者呈现了这个困境。依据过去10年我们国家那些非常艰难的经历，如果不采取新的行动，当地学校发生枪击案的可能性有多大？更具体一点，仅一个学生有50％的可能在学校被杀，这种概率多少年出现一次？
5年，20年，还是50年？管理者的回答相差很大。事实上，答案是2 000年。
然而我们不想减少这种风险吗？当然，但代价是什么呢？考虑到是2 000年，再次使用国家基准率，当地的学校系统将不仅失去一个学生，而是有300个学生自杀，更不用说数十万人会永远辍学、怀孕或者沉迷于毒品。将我们的青少年放到一个类似关闭着的病房而不是开放的学校，这其中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们会感觉受到了保护，还是会觉得成人的世界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可怕？
●可获得性启发
为什么我们会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此担心？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 k 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 n），他们在研究人的大脑如何加工信息时阐明了解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我们现在看来他们的研究似乎很简单，虽然这在当时足以让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可获得性启发”一词来形容他们所观察到的内容。
人类不像计算机，不会用数学的精度来估计可能性，而是使用启发式的速记方法来进行估计。这些方法对于处理有一定规律性的事件是很有效的。看起来，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随时随地发生，我们的头脑就可能会极大地高估了这个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不管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考虑得越多，我们意识中就越会觉得它很可能发生。
有线新闻台24小时不断播报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可怕而又罕见的悲剧，把这个与可获得性启发结合起来，父母能够在晚上睡着觉的话简直就是一个奇迹。50年前，如果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绑架或儿童谋杀案件，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人都很少知道。从理论上讲，父母有可能知道绑架案，但是由于没有广播反复报道绑架案件所造成的可获得性启发，因此我们并没有给予这种事件更多关注。但是现在，这些事件的细节 会在有线新闻广播网上反复播报，结果导致我们在一种担心的文 化背景中教养我们的孩子。父母过于高估了那些可怕却罕见事件的风险，尽管人们更大地低估也更少地宣传发生在家中的危险。
我们看佩里的父母，在第1章中，他们描述了自己那个成绩好但得了厌食症的儿子。他们坚持认为在一个“独立”的地方打网球可能非常危险。即便适当的体育锻炼对治疗佩里的焦虑症状、缓解他的压力有令人惊奇的效果。佩里厌食症的严重程度已经接近10％的死亡率，更加讽刺的是，佩里的父母此时却更担心仅有1/40 000概率的在学校对着墙打网球而被绑架。1/40 000比1/10。显然，学会抑制我们的担心和教养本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即便我们这些研究和分析青少年所面临的风险的人，也可能会陷入这种原始的担心之中。令人担心的另外一方面是，教养悖论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法律和公共政策。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吗
例如，最近，我应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召集的青少年驾驶风险研究小组的邀请，作一个有关青少年发展的报告。在休息期间，我与一位研究青少年机动车事故的同事进行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谈话。我们谈到如何确定允许青少年驾驶的“适当”年龄。他认为，青少年只是接近驾驶年龄，而适合的年龄越晚越好，他说刚开始驾车的司机事故率很高。
是的，我回答道，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是初学者……不管他们是从什么年龄开始驾驶，他们不都是初学者吗？我们家最近去了爱尔兰旅行，体验了在不同的驾驶位置以不同的手来控制变速箱在反向的行车道上驾驶。因此，对于一切都是新的时，驾驶有多难我有了第一手的经验。青少年更高的事故率难道不是因为这种新奇和不熟练，而仅仅是因为年轻吗？
我的同事欣然接受这一观点。他指出，延迟几年才开始驾驶的青少年，实际上，在驾驶的 第一年也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高的事故率，所以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是他后来所谈到的让我感到震惊，“虽然我们延迟他们一年的驾驶时间，他们后来驾驶时会同样危险，但至少我们保护了他们一年免受风险。”
我不确定一开始我已经听清了他的观点。虽然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驾驶，风险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尽可能延迟这种风险呢？我听的没错，但我很难理解自己所听到的内容。是的，我们保护了青少年一年免受风险，就像我们禁止所有30岁的人驾驶一年以保护他们免受风险一样，但这么做代价是什么呢？
青少年时代，我最好的朋友因乘坐另一个青少年酒后驾驶的汽车而丧命，从那时起，我就很清楚地知道青少年驾车是多么危险。如果大脑的不成熟有可能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与危险行为有关的冲动控制和决策制定脑区。但我所听到的不是关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判断。从本质上讲，这种判断是保护青少年远离成年人生活的关键部 分，即使这意味着把他们从中完全移除。或者正如一位家长对我说的，“他们将会有一生的时间来开车，这么做我起码可以不用多担心他们几个月”。
然而，驾驶提供了去工作、去图书馆或者去拜访朋友的自主性。而且，允许驾驶并不意味着可以驱车夜不归宿、集体驾车或者串场子。作为父母，我们自己知道让青少年成长的确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世界确实是危险的。每年，3 500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死于机动车事故，对于这一个人来说这再危险不过了，我了解这些第一手资料。但对剩余的那3 499个青少年来说，简单地放慢他们进入成年期的脚步，真的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最终会让他们更加安全吗？其实，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前提是我们要超越我们的担心，我们将在第6章中概述一些办法。
●大担心、小担心
实际上，对青少年造成危害的不仅仅是我们那些大担心。更小的担心，如果任其发展也可能是有危害的。例如，很多父母担心他们的青少年不能进入好的大学，高考期间的这种狂乱已经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了。然而，这种担心的影响在提交大学申请之前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最近，我跟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在讨论这本书时，她告诉了我那天早上她遇到的一个两难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