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在晋商等商帮崛起的过程中，从传统农业派生出来的大量过剩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当商品经济开始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时，大量的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开发边疆、流向城市从事工商业成为可能，而边疆的开发、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实现，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大繁荣创造条件，这就是“生产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和“需求会带动生产的扩展”的相互作用。很多商帮的繁荣，都是与本地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不得不向外移民这一背景分不开的。移民的出现，不啻于本地经济的向外延伸，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距，正是互通有无的商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就是明清以来人多地少的地方反而出现经济发展的原因。
山西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为悠久的省区之一。经济的发展、卫生和营养条件的改善，必定造成人口的增长。尤其在元末连绵十余年的战争，使“中原诸州……积骸成丘，居民鲜少”[1]，而“表里山河”的山西凭借山高林密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优势，战火极少波及，对人口影响不大。当时相邻诸省有大量难民逃往山西，致使山西成为人稠地狭之区。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而河东[2]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因此，山西在元末战乱中人口并无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据《明实录》所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一省人口就达403万人，比河南、河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土地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多，必定造成人均土地占有量的降低，这种“人稠地少”的状况，是明初政府有计划地从山西实行大规模强迫性移民的基础。据统计，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这近50年的时间里，从晋省移民18次，近百万人，所迁之民被明政府安置到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等“11个省市227个县”。[3]而所迁之民，大多是山西南部和东南部平阳（临汾）、泽州（晋城）、潞安（长治）之民。当时明政府把山西南部的洪洞县作为移民聚散和办理手续的地方，这就是“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的由来。
明清两朝，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幅度比较大。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人头税，人口增长尤快。因人口增加而引起耕地紧张和民生困难的问题，康雍之际已有人对此有所觉察。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也曾议论过此事。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社会压力，还是在乾隆中晚期以后。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数为14341万余，这是我国人口统计史上第一次突破亿人大关。20年后，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超过两亿，达到20047万余。再过20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进至31328万余口。总计以上50余年间，净增人口17000万，平均每年增长320万左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在明清，尤其是清代的快速增长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巨大数量的人口又给社会带来压力，迫使其寻找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时期，因为人口激增而造成的战乱和灾荒频仍，每年的递增速度较前有所减少，但还在不断地增长。道光十四年（1834），已超过四亿；道光二十年（1840）年，亦即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达到41280余万口，[4]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高的人口统计数。
人口在急速地增长，可与此相应的耕地，却没有发展得那么快。据梁方仲先生的推算，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人口102750000，民田708114288亩，平均每人得耕地6.89亩；三十一年（1766），人口209839546，民田741449550亩，平均每人得耕地3.53亩，较之十八年，平均每人减少3.36亩。到嘉庆十七年（1812），人口361693179，田地792024432亩，平均每人得耕地2.19亩，与乾隆三十一年相比，中间不过隔了47年，而人均耕地又减少了1.34亩。[5]当然，以上的数字都出自官方的统计，这与实际数肯定有所出入，但是人均耕地的不断减少，则是确凿无疑的。
人稠地少的压力，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产生了强烈的寻求解决办法的动力：或者向地旷人稀的地方移民，进行原生产方式的地区延伸，用当今的语言表达，就是跨地域扩张；或者加入城市工商业队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用当今的语言表达，就是跨行业扩张。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时，往往通过上述两类办法来打破僵局。当然，如果上述两条道路还走不通，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人民革命，实行社会成员间财富分布的重新调整。幸运的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向于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价格杠杆驱动着人们从利润低的地方走向利润高的地方，从利润低的行业走向利润高的行业。换言之，从地狭人稠地区向地旷人稀地区转移，由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业生产领域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唐中期之后，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偏冷，元以后尤甚。刘昭民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书中写道，根据气象资料表明，中国5000年来出现过四个气候寒冷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100～1200年，以及1700年左右。[6]这和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的观点是一致的。[7]其中，从唐中期到晚清灭亡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就占了两个，公元1200年是契丹、女真、蒙古人连续南下的时间，公元1700年是满洲人入主关内的时间。气候的急剧变化，必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人口众多带来的过度开发无疑加剧了环境恶化的速度。据史书[8]记载，山西在元朝以前的生态环境还算不错，但到了明清两朝便频繁爆发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危害巨大。这些自然灾害首推影响范围广、发生频率最多的旱灾，其次为冰雹、霜冻、大风、洪涝和病虫害。据统计，明清时期的山西大致每八年大旱一次。其中明代的276年中，就曾大旱44次，平均每6年一次。如把局部地区的旱灾算上，几乎就是十年九旱。
马克思讲过，新生产方式总是在旧生产方式力量薄弱的地方突破。“地狭人满”的困境加上恶劣的气候条件，迫使山西人改变“安土重迁”的观念，从而由明初的强制性移民发展到后来的自发性移民，即自觉地流动。
一、明清时期的自发性移民
明清时期山西的自发性移民分流民性移民和商业性移民两种。
（一）流民性移民
明中期以后，山西境内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成为流民潮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宣德二年（1427年）到三年（1428年），山西大部分地区遭遇了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9]农作物大面积绝收，当地民户被迫前往外境求食，流民数量至少在二三十万以上。
正统初年（1436年），山西再次遭遇罕见特大自然灾害，山西居民外逃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截至嘉靖初年（1522年），山西至少向周围省区迁移了数以百万的灾民。
清代，山西又多次爆发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促使众多山西平民被迫离开原籍。仅光绪初年（1875年）的特大灾荒中，除死亡者以外，逃往外地求生者逾百万。
一般来说，山西的逃民出路有二：单山西省发生灾荒，或逃往河南南阳府，或翻越边墙“多逃虏中就食”[10]若河南、山西、陕西连接地区发生灾荒，则多流亡于“汉中、郧阳、荆襄山林之间，树皮草根食之已尽，骨肉自相啖食，可为痛伤”。[11]
在流民问题的处置上，明清政府还是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明政府在强制驱遣无效的情况下，往往实行“逃民入籍”政策。清康熙以后，则有计划地移民边疆，既起到了稳定边疆的作用，也解决了内地很多地区存在的人浮于地的现象。乾隆帝指出，“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来，太平天下……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食。”[12]
（二）商业性移民
提起山西的商业性移民，人们每每提到，“山西土瘠民贫”，“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13]的作用。其实，这正反映了当地经济开发早，农业的发展才造成了过剩人口增多，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要突破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而迈向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土瘠民贫”会导向很多结果，最差的是革命，一般情况下是向外移民和从事工商业两种。而从事工商业和对外移民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对外移民会在老地区和新地区之间建立经济联系，这又为商品流通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不过，这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步，经商的预期效益提高的基础上的。假若没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步这个条件，“土瘠民贫”是不会引起人们大量经商的。例如，河南省在弘治四年（1491年）人口有2614393口，只相当于同期山西人口（4360476口）的59.95%。后经三百年的发展，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六年（1786年~1791年），平均人口达到21198333口，比弘治四年时增加7.1倍，反比山西人口（13283333）多出59.58%。[14]既然河南的人口在清代比山西多很多，按照“土瘠民贫”，“不得不贸迁有无”的理论，河南的商品经济应该比山西高很多。可事实却不是这样，说明“土瘠民贫”只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谈到山西“土瘠民贫”与民人大量经商的关系时，不能不特别提到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进步这个因素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山西地近边关，便于和边军交易，和游牧民族交易，甚至和俄罗斯交易这个因素的作用。纵观明清时期的中国，有哪个地方的人具有山西这么好的从商条件！如此好的天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地利（靠近边关）条件，再加上巨大的过剩人口，难怪山西会有全民经商的氛围，会崛起为全国第一商帮派！在天时、地利具备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过剩人口反而成为从商的有利条件，可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真是“天佑山西”啊！
然而，由于受到山西“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的限制，山西移民的空间甚为有限，只能向人口稀少的邻省陕西等地流动。从政策上说，“三晋之民愿徙关中者听”，而实际上，由于地理环境关系，很少有人愿意迁入陕西，“三晋之徙秦则十不一二也”，[15]在这种情况下，弃农逐末遂成为山西过剩人口的另外一条生存之路。而山西悠久的商业传统，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明初“开中令”以来形成的为边军服务、为游牧民族服务的良好的商业环境，更是刺激着三晋过剩人口向非农生产领域转移。
史书中关于山西民人弃农经商的记载太多了。万历《山西通志》卷七载：（平阳府民）“服劳商贾”。又载：“（汾州府民）多商贾……罔事本业”。万历《汾州府志》卷二《风俗》亦云：“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骛。”崇祯《山西通志》卷六《风俗》载：“（汾州府）府属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康熙《蒲州志》卷三《风俗》说：“州志云：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
农民离开农村，流动到工商业生产领域，大部分都要改变生活空间（除就地发展商业性农业或坐地经商之外），一种是流动于省内各地，一种是流动于外省，或二者兼有之。山西商业流动人口有两个突出特点，从地理分布看，先是来自南部的太原、平阳、汾州诸府，入清以后则向晋中、晋北蔓延；就其流动区域而言，更多的是活跃于省外。明代的晋商是以北部军事重镇、华北以及西南四川等地为重点，而后沿着运河南下，经营盐、丝棉织品，到了清代，则越过长城，向大漠深处的东北、蒙古、新疆等地进发，并于晚清深入到俄罗斯经商。
及至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山西人外出经商现象曾有过细致的描述。他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篷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16]这确是清代山西人经商活动的真实写照。据安介生先生的推算，清代有1300多万山西人出外谋生。[17]光绪《寿阳县志》说，该县出外贸易人员的比例“亦居其半”；民国临汾地区的《浮山县志》也说，该县迁往省外的人员也有“十之五六”。
二、人口外迁对山西商业发展的作用
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大规模外迁，对山西商人的崛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