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以后，长城失去了本来意义上的军事防御功能，晋商也失去了原来那笔庞大的军需订单。但清王朝协调和少数民族关系的过程，不仅有和平友好的交往，也有剑拔弩张的战争。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投入军费达亿两的征伐准噶尔的战争，对负责提供军需的晋商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晋商凭着长期为大军提供军需的经验优势，以及巨大的资金和地利优势，又一次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绵亘百年的战争使大批山西商人成为军队后勤供应的重要支柱，他们甘冒危险，不畏艰难，追随军队远征蒙古草原和天山南北路的戈壁沙漠之中，在清军获胜的欢呼声中，他们自己也赚了个盆满钵盈。不仅如此，为大军提供军需还使晋商得以进入从未进入的蒙古、新疆、东北等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渴望着贸易，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在向他们招手，等待着他们去开发，许多商人因此而起家。
例如，山西祁县乔氏商人集团的“复盛公”商号，发迹于包头，正是因为在清代乾隆初年，为了供应驻防军队的粮秣，从开设草料铺、经营豆腐制品、日用杂货供应当地蒙汉居民开始发家，发展成为包头地区首屈一指的钱庄和当铺。山西太谷大盛魁的兴起也是如此。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山西太谷县的三个穷苦农民，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做肩挑小贩，供应军队的日用杂货。在噶尔丹叛乱被平定后，清军营地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他们又在山西的杀虎口开设商号供应军需，因之致富而兴起，以后在蒙古科布多设立总号，专营对蒙古和俄国的边境贸易。
边疆叛乱平定后，清政府还要留一定数量的驻军，为驻军提供粮草军需的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深入大漠的晋商头上，尽管此时的军需不能同明朝相比，但毕竟是一笔数量不菲的、长期的政府订单。可以说是清军在哪里驻防，山西商人就到哪里贸易。也可以说是商随军行，军赖商供给，商靠军生理，相互依存，互济为命。例如，归化（今呼和浩特）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军营贸易和运送军粮发展起来的。归化是军粮供给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驻军所需，或由归化贮粮拨运，或在归化城采买。归化距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数千里，军粮运输是个困难。起初官府为运粮大量购进骆驼自运，因多系临时性质，反而耗费多于雇用商人脚力，于是慢慢转变为靠雇用商力运输。归化商人承运军粮始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向外蒙鄂尔坤运粮，“每石给运价银七两”。乾隆十九年（1754年）向乌里雅苏台运粮，比鄂尔坤又远十三站，“每石共给银九两八钱零”[29]，此次运粮20000石，共得运价19.6万两，大大超过粮价，说明运输利润是很丰厚的，正因为此，归化的大商号有的养骆驼多达万只。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初年。时左宗棠新疆平叛，由甘肃安西、肃州和归化三路向古城（今奇台）运粮，“归化、包头、宁夏商驼之运巴里坤者踊跃如常。”[30]
随着蒙古、新疆、西藏的内附，如何管理多民族的国家又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游牧民族的出身经历使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和农耕民族稳定的生活方式相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更为脆弱，更经受不住严寒气候的打击。欲彻底解决北部边疆安全问题，惟有发展边疆经济，改善游牧民族的生活。为此，康熙皇帝一方面大力赈济受灾的蒙古族等游牧民族，解决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还答应蒙古贵族要求，扩大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贸易，允许在边疆地区商誉颇佳的晋商进入大漠腹地开展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减轻蒙古游牧民族对中原粮食要求的压力，清政府还应蒙古王公贵族的要求，尝试着在有水源的、可开垦的地方种植粮食，并招内地无地、少地的农民前往种植，这样逐渐将蒙古草原从单一的粗放经营的游牧地区变为农耕和粗放并存，且农耕的比例越来越高。随着清王朝用兵新疆，这一成功开发蒙古的经验也被运用到新疆、青海等西北边疆地区。随着大量内地民人进入边疆地区，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用工具和其他商品进入，另一方面，边疆地区的特色产品、新开发出来的大量农产品也等待运出，这就给在广大的北部、西北、东北边疆纵横驰骋的山西商人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使晋商获得了其重要性绝不下于明初“开中制”、明中期边市贸易铁制品开禁之后的又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
山西民人大规模地到边疆地区去，大约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1年）的移山西右玉民人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地区）垦荒种田。户部尚书马齐等言：“臣等查勘，右卫（即右玉县）与归化城相近，应移右卫人民出城外，令住郭内。”[31]即在城外开荒种田，但仍居住于城内，尽管起初限制较严，但由此揭开了山西民人“走西口”的历史，并带动了归化城商业的繁荣。随着清军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以及新疆北部巴里坤、伊犁地方驻军，内地和边疆经济联系加强，归化于乾隆二十六年设关开始征税。由于既有大量汉民出口贸易，又有蒙族进口贸易，故关税旺盛，一超再超，并长期有盈余银两进账。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收关税24036两，光绪十三年收关税达65279两。[32]
关税旺盛，是进出口贸易繁荣的象征。由归化到外蒙古及新疆北部地区，路程数千里，就“走西口”的山西商人来说，就需要有雄厚的资本、广泛的分支机构和大量的骆驼或牛车的运输能力，才能担负起远途贸易的责任，因而从乾隆、嘉庆以来渐渐兴起一些富商大贾，他们主要分布在忻州和太原府一带，是靠带着边疆大开发的机遇发展起来的。史载，忻州人“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33]。如，忻州人周朴斋之父锡嘏公，以贫无生活，移居于萨拉齐（今内蒙土默特右旗）勤苦治生，粗能温饱。锡嘏公逝世后，朴斋兄弟二人继父业，协力谋生。不数年而少有，又不数年而富有，待朴斋40岁时，“已累赀巨矣”。其他，像祁县城内的渠家和乔家所以成为清末的巨富，也都是去归化、包头等地由小商小贩而发展起来的。
张家口是内地通往蒙古东半部贸易的要冲。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清政府规定商货出张家口纳税后，蒙古地区不再纳税。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山西商人康熙年间就涉足库伦，从而也使张家口市场日益兴盛，成为“南北交易之所，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多为紫貂猞猁”[34]。中俄恰克图贸易口岸开通以来，张家口市场更加繁荣，成为山西商人去库伦、恰克图贸易的基地，总号设在张家口，分号设在库伦、恰克图以及科布多、巴里坤等地方，商业之繁荣，不亚于内地商业都会。《宣化乡土志》康熙五十年（1711年）载：张家口“关于商业，在昔蒙古内附，置为藩属，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为互市之区，商业兴盛，不亚内地。本埠商业半为客籍人所经营，尤以山西及蔚县人为多，本地人商业势力甚微”[35]。
蔚县，明代称蔚州，属山西口同府，清代改为蔚县，划归直隶宣化府。可以说，张家口的蔚县商人，实际上是明末山西商人的延续。据《清季外交史料》记述，当年张家口山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其中以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等四大川字号最著名。东口贸易类多西商，每岁往还以数万人计，[36]这也说明张家口繁盛的决定因素，是中俄恰克图的通商。
山西商人在边疆经商的过程中，把内地商品贩运进来，又把边疆地区的商品贩运到全国各地，密切了边疆地区和内地的经济联系，有利于边疆安全的加强。以山西旅蒙商为例，旅蒙晋商由内地运到蒙古地区的商品主要是民生用品，包括茶、布、绸缎、药材、蔗糖、烟叶、麦粉、陶器、铁锅、农具等。这些商品的产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如茶叶多产于福建、安徽、湖北；蔗糖多产于江浙、两广；布匹、烟叶、陶器多产于河南、江西、山西；麦粉、金属日用品多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这些商品的贩运，可谓长途跋涉，水陆兼程。以福建武夷茶来说：它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到樊城（襄樊）起岸，经河南入泽州（山西晋城），往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达张家口，再入塞抵蒙古各旗。其商品数量相当可观，如乌兰察布岁入砖茶20余万方，糙米2000余石、莜麦800余石。
卷中语
边塞贸易与晋商的兴盛
蒙古地方的商品以牧畜（马、牛、羊、骆驼）和皮张为大宗，如蒙古羊有数种，每年成交后运内地数百万头，马的成交额也颇大。乾隆时察哈尔马岁销江省各营千余匹[37]。乌兰察布盟每年销往内地的成交商品有驼马10万余头，羊皮40余万张，以及皮毛、蘑菇、药材等。随着漠南蒙古农业的发展，粮食和粮食制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康熙时，“大都京城之米，从口外来者甚多”[38]，而且价格便宜。乾隆时，热河一带盛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甚多。”[39]归化城附近盛产粮食，归化城则成为粮食交易和转运地。山西太原、寿阳，陕西同州，都从归化贩运粮食。粮食制品也运往内地，如山西寿阳需用之酱，上者出省城太原，次者出归化城[40]。旅蒙晋商还通过蒙古地方转运内地商品，乾隆时，每年经乌里雅苏台运往新疆古城的内地茶叶千余箱，这种转售一直延续了60年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