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鉴辉先生估计，这一时期，全体票号估计汇兑银两总数在1.2亿两左右。如此大额的银两汇兑，如果是运现的话，每鞘装银千两，要装12万鞘，一马驮两鞘，需马6万匹，耗费畜力、人力和财力是惊人的。而票号承担了汇兑，无疑是社会劳动的极大节约，以至“今山西钱贾……散布各省，会（汇）票出入，处处可通。”[6]其中张家口—汉口—江西河口镇一线的汇兑对山西茶商最为有利。这是因为江西河口镇是福建武夷山茶输往广州和恰克图的中转之地。据衷干《茶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在没有汇兑解决挟资之累、资金流不顺畅时，山西茶商的经营活动势必要受到一定的影响。自江西河口镇—汉口—张家口一线有了票号汇兑后，山西茶商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现银只凭一张会票就可往返南北，的确为长途贩运活动创造了方便条件。而道光、咸丰年间，正是中俄恰克图贸易鼎盛时期，年进出口货物总值在银1600万两以上。所以张家口设立票号与汉口、江西河口镇沟通汇兑，无疑促进了山西茶商在边贸中的发展。
正值山西票号初兴之际，江南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又爆发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兵荒马乱的环境对山西票号的发展很有影响，迫使其两次收撤分号，紧缩业务，裁减职工。
第一次是咸丰三年（1853年），诸如从汉口、屯溪、芜湖、扬州、清江浦、南京撤庄和京师、天津的停歇收账。汉口，自咸丰三年至六年，太平军与清军展开四年的拉锯战，至六年末仍是“民人商贾尚未复业”[7]，可见对票号影响之大。这次撤庄的城镇，像屯溪和芜湖，事后再没有恢复。
第二次撤庄是咸丰十年到十一年（1860~1861年），涉及苏州、河口、京师、张家口、天津、开封、广州、汉口、重庆、成都等城市。虽时间短促，但对票号业务影响很大。这期间，仅日升昌从成都、苏州、常德、京师、开封、三原、重庆等回籍的职工，陆续辞退出号者达21人，说明收缩幅度不小。
在山西票号遇到极大困难之时，清政府的财政也出现了拮据的局面。票号以此为契机，改变服务方向，从为商人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其吸收汇款、存款的大多数也变成了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显宦的积蓄，正所谓“上至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至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于票庄之内。”[8]
当然，清政府由官运“京饷”、“协饷”转向允许票号汇兑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清一代，各省征收的地丁钱粮银、工商税课、盐课以及国家设在内地的税关和海关征收的关税等，每年要按中央政府所定的派额，如期运解到京城，用来支应百官俸禄、军饷、皇室费用等项开支。因这些财政收入必须运解到京，故称京饷。而由京师拨付某地驻军或行省的款项则称“协饷”，也称“协拨”，一般由户部负责调拨。19世纪60年代初捻军在河南的起义截断了南方省关上解京饷的道路，清政府面临京饷不能按期上调、协饷不能顺畅派拨的困境。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为筹调军饷，下谕责令广东等省限期报解京饷268万两，尽管清政府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严禁民间插手国家财政，不准票号汇兑官款，但广东督抚再三筹划，还是选择了票号汇兑的办法，结果，110万两京饷安全而迅速地办妥。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库银告竭的严峻形势，广东110万白银到京解了燃眉之急，也就默认了由票号汇兑官款的可行办法。于是广东省、粤海关、福建省、闽海关、浙江省、浙海关、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江汉关等11个省关相继援照广东成例，通过汇兑办法解决京饷运现。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走向尾声，社会秩序也逐步稳定，从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户部又三次禁止汇兑，结果江西、湖南、湖北、江汉关被禁止，广东等省关则以上缴税收数额大，地处偏远、运输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继续交票号汇兑。以后，一些拨往边远地区及专门项目的费用，如陕甘协饷、广西协饷、云南铜本银、贵州铅本银、各地捐纳的赈灾款项，以及洋务派所办厂矿经费等，也先后被列入汇兑之项。据统计，1862~1893年，每年汇兑2.1万两～552万两不等，合计81408180两，平均每年254万多两。山西票号由于实力雄厚，信用卓著，这些公款汇兑几乎被其全部垄断。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晋商对俄贸易的衰落，一方面山西商人将大量的资本转向蒸蒸日上的票号，这促进了票号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山西票号业内部，其业务重点（又）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从而造成畸形发展及其最终的衰落。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津京，西太后、光绪皇帝出德胜门西逃，取道宣化、大同、太原、潼关一线，逃往西安。这样一来，正好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个为朝廷效力的机会。西太后在太原休整了20天，一为等待各路护驾军队沿途集结，二为等待各省督抚筹措饷银。由于运现延误时日，各省督抚纷纷通过山西票号汇兑太原、平遥县票号总号，以供西行提用。山西票号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充分显示出来，发挥总号与分号之间周转灵便、信用稳妥的特长，承汇了多项饷银，无一疏漏。直到这时，清王朝才真正认识到票号这个金融业务机构存在的作用和价值，开始对过去动不动便禁止票号汇兑京饷的做法有所醒悟，从此再没有对票号下过禁令。
津京陷落后，王公大臣或需安置家眷远避，或随驾西行，急需取用往日存在票号里的私款；或在危难中奉命调任，急需贷款应付一切开销。有的官员在津京的家宅已被洗劫，往日存在票号的凭折也未能随身携带，总之，种种缘由都急需票号帮助。山西票号以信用著称，随驾官员或借或取，如数支付，这样就使山西票号博得了更高的信誉。李宏龄在《同舟共济》中指出，“自庚子之变回京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诚为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慈禧太后西安避难一年后回京，回京前就由顺天府和都察院咨会山西巡抚，令票号返京复业。票号返京后，声誉地位显然与前有很大不同，这样的客观环境，使票号的业务经营出现了新的高峰。
新的高潮的出现，一方面是指工商存放款业务扩大，王公大臣的私款也多愿存入西号，另一方面是指汇兑公款的数额比例较前有很大增长。甲午战争以前，票号汇兑官款业务时被禁止，并不稳定。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日本的2亿两巨额赔款，转为对俄、法、德、英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达l200万两。除200万两由户部在京饷中扣还外，其余的1000万两便加派到15个行省、18个海关和盐道摊还。摊还款项须由各省关向上海集中，于是汇兑外债便成为票号汇兑公款中的主要款项。此后的庚子赔款高达4.5亿两，清政府无力偿还，只好再一次对各国借款，借期39年，本利摊还9.8亿余两，单单为偿付利息每年摊派到各省关的款项就达l880万两，票号汇兑自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据统计，1862～1893年，票号共汇兑公款8140万余两，年均汇兑254万余两。1894～1911年，共汇兑公款14186万余两，年均汇兑788万余两，比前增长2.1倍。[9]所以山西票号汇兑公款的增长，主要是由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赔款所致。庚子以后的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并不反映中国社会经济的真实状况，更像是饮鸠止渴。其后，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亦加紧商品倾销，掠夺农副产品原料，使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进入20世纪后迅速增长，这又促进了票号汇兑业务的扩展。据统计，中国对外贸易额，1894年为2.9亿两，1901年为4.38亿两，1905年为6.74亿两，1910年为8.43亿两。[10]
业务量的急剧提高，自然带来盈利和分红大幅度的增长。本期金融业获利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上海各项商业之最多获利者，首推各大钱庄。[11]江西省各项生意获利者，除大盐商外，则推票号、大钱庄。[12]票号获利多，一个账期（四年）每股分红1万～2万两。比如，大德通票号1888年每股只分红850两，1896年3150两，1900年4024两，1904年6850两，1908年17000两。按资本与盈利总额比，大德通1908年资本220000两，盈利743545两，其比为1∶3.79，利润率是相当高的。[13]
（三）票号的衰败
俗话说，物极必反。票号极盛之时，也隐藏着危机的到来。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与世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工商业在享受世界市场繁荣的同时，也要承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带来的恶果。加之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中国屡屡失败，一次次地割地赔款，导致财币外溢，利源内竭，民生困敝，更难承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因而进入20世纪后，巨商倒闭之事屡屡发生。而巨商倒闭，势必亏及票号，致使票号的放款收回无望。如，1907年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倒闭，亏欠票号白银200万两，营口炉房（银号）150万两，上海钱庄数十万，以及中外银行共500多万两。[14]1908年汉口著名钱庄怡生隆、怡生和、怡和兴、怡和利、道生恒5家倒闭，亏欠公私款项354.3万两，票号被亏倒最多，达98.7万两，[15]占27.85％。汉口倒账波及沙市，票号又被亏倒20余万两，经理们莫不感到“可虑耳”。[16]
在频频爆发的经济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刺激下，户部和各省布政使为解救财政困难，纷纷成立具有更大规模、抗风险能力强的银行和官银钱行号，东南沿海地区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纷纷成立华资银行，从此中国的金融业出现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钱庄、账局等）向现代金融机构—银行的转变。
仅以官办银行和官银钱行号而论，1896～1911年，共成立40家。官办银行和官银钱行号的出现，对票号来说不仅意味着政府这个大客户订单的将要丢失，更意味着要从自己手中抢夺已有利益。票号危机凸显，处于生死一线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两年后改为大清银行。户部银行成立后的一两年间，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十余个繁华城市设立支行，并且由政府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17]政府以强制性的命令将解款的方式重新确立，无异于抽取了山西票号半数以上的汇兑业务。因此，在清末的最后几年，票号业务出现很大的滑坡，1902～1907年的6年中，汇款额达8258.1万两，平均每年为1376.4万两，最高的1902年、1903年分别高达2046.8万两和1924.6万两。而在1908～1911年的4年中，票号的汇款总额仅为637.9万多两，平均每年为159.5万两，最低的1910年只有69.23万两。[18]对此，曾任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的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自甲午、庚子以后，（票号）不惟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固自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利权。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局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之可行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藩库之力，资产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减不得也；不足则一口吸尽，利息顿长，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实司操纵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为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则非我所能敌。试问我行尚有何事可做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