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官办工业的低效率，明清政府常常需要引入民间商人来完成某些项目；而商人为了获得垄断特权，也常常钻营于政府政策。例如，清王朝对边境用兵，在粮草“多不能继，公私苦之”的情况下，皇商范氏“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4]。再如，左宗棠西征，在清政府无款无饷的困境下，得到山西票商的大力支助，筹到了战备物资与军饷，从而取得了西征大捷。当然，晋商为此也换取了许多利益保障，“数年以来，归化城商人糊口裕如，家赀殷富，全赖军营贸易生理。”[5]。每逢战时，“米价加昂，各物亦贵，凡有田地及留易之人获利甚厚。”[6]晋商还常常利用同官府的密切关系，代理政府购买物资。如，皇商范氏获得专利采办洋铜期间，将中国丝绸、瓷器、药材、书籍等贩往日本，购回洋铜，既解决了政府铜源告匮之急，又使自己获得丰厚利润。
第六，通过为朝廷代办捐纳、印结，获得官僚政治势力的庇护。19世纪40年代以来，清政府内忧外患并举，财政状况空前恶化，需要不断开设救急的捐纳之途，筹措饷银，以维持风雨飘摇的封建政权。顺应时局的变化，当时山西各大票号几乎都在北京设立了分号，居京各号乘机揽办捐务，成为代办个人捐纳的常设机构。山西票号的发展极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捐纳的开设。
捐得虚衔者，为了尽快取得实缺，还常常委托票号打探消息，疏通关卡，遇缺外放，及时补官。已放实职者，联系票号为其谋取更高一级的官职。求官谋缺者之所以要请票号代办，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如果自己直接向户部交款捐纳，库内必会有诸多挑剔，层层关卡，层层剥皮。而票号常年代办捐纳，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渠道畅通，省却阻拦。事实上，票号在多年的汇兑业务中，也确实建立了一套适应当时社会的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对与捐纳相关的政府部门，从府兵至郎中，关键部门的人物，票号通常要分别等级进行必不可少的联系，逢年过节时，票号对个别关键人物必赠一份厚礼。据当年在票号做过伙计的人回忆，每年腊月二十到除夕的十多天里，拉包送礼成为各号的头等大事，每号每日出动两三辆车子，有关的官员家里从管事到老妈子也都各有一份礼物。对大权在握的王公大臣们，票号更是殷勤备至，周到服务，以便日后能关照生意，求取更多的钱财回报。报捐者一旦得到一官半职，对票号也心存感激之情，于是将个人的积蓄、索要的外财，统统存放票号，一旦遇有查处抄家的不测，票号绝不泄密，并且不会转汇支取，家眷仍可享受这份财产，由此深得京城和各省大小官员的青睐。
卷中语
“协同庆”善拉官款
山西票号能“汇通天下”，称雄华夏，是和它广交清廷内外大员，大肆承办官款分不开的。几乎没有哪家票号不结交几个大官的，而协同庆票庄在这个方面就更为突出，不仅主动交结官员，而且在拉款中和同行暗中叫劲，开展竞争。
协同庆北京分庄有位二掌柜张治达，在京城认识许多满汉大员。有一天，张治达在店门口闲站，见—人满面愁容来店门前欲进又止，他就主动把他请进店中。交谈之中，张治达才知道来人是位八旗子弟，近日闻知福建省有一将军缺，但没有十万两银子运动，很难出任，他自己已有四万两银子，还差六万两，刚才已到日升昌、百川通两家票号商借过，两号均说数目过大，恐有闪失，不敢应承。张治达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表示，协同庆可以借此巨款，请他三日后来办理手续，那人高兴地走了。张治达急忙向平遥总号请示，经总号掌柜刘庆和允准，三日后，张治达如数将六万两白银交付给那人。
过了不几天，那人果然出任了福建将军。为答谢协同庆借款之恩，他让协同庆两名人员携票号图章随其赴任。协同庆福州分号就这样开了起来，而且它垄断了福建官僚们公私款项存放的全部业务。后来，那位将军还拨出50万两白银让张治达另立票号，张将这笔钱仍浮存在福州分号里。因此，协同庆在福建可谓占尽了风头，其他票号都望尘莫及。
协同庆不仅拉拢新贵，而且对已做高官的的大员们的动向也盯得很紧。张之洞因母丧守制三年后另谋新职。他想送礼打通军机大臣们，便向日升昌商借十万两巨款，日升昌驻京掌柜因数额太大，不敢爽快答应，推托要请示总号，张之洞感到很丢面子，便告辞出来，绕道至协同庆，协同庆掌柜一听说张之洞到了，立即毕恭毕敬迎进店来，对借银十万两一口应允，但他使了个心眼，给张之洞立了个取银折子，让他随用随取，不定限数。张之洞自然很高兴，因为行贿用银不一定一次用十万两，随用随取更为方便。结果，张之洞仅取走三万银子就求得两广总督的肥缺。张之洞带协同庆的人去广州设庄，将广东的财举国税统归协同庆经办。协同庆仅结交张之洞三年就赚回了百十万两白银。[7]
俗话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做好事。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一段时间赢得政府的信任并不难，难的是长久、持续赢得政府的信任。晋商是如何赢得官府长期的信赖的呢？
晋商最初获得政府信任是因为能够很好地为政府的边疆政策服务，可谓是政府实行边疆政策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比如，明初的（加）“开中令”圆满地解决了边防军人所需粮草问题，给明王朝解决了一大财政负担。入清之后，晋商在清王朝开明的边疆政策指导下，在广阔的北部边疆地区开展贸易，有利于改善边疆游牧民族的生活，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对清王朝彻底解决侵扰中原长达两千多年的北部边疆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
晋商后来获得政府信任是因为能够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在局部上使山西票号受到一些挫折，但在整体上却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因为清政府为筹措军政费用所推行的捐输，捐纳方法，给晋商“报效朝廷”提供了机会，并由此使晋商和清政府以及封建官僚的结托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太平军兴后，由于道路不靖，京协饷上解受阻，而清政府又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所以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祖制，无奈地将京协饷的上解任务交由票号汇兑。其间，一些省份和海关因税收困难，而上解款项又刻不容缓，于是不得不向票号告借，由票号为其借垫汇兑，从而使票号充当了这些有关的代理金库。由午战争后，清政府又把筹措巨额赔款，借款以及发行股票的重经交由票号承办。因此，票号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工具和缓解政府财政金融应机的重要依托。然而，尽管票号得以合法地汇兑京、协饷，但是由于清政府部分官僚认识不到汇兑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是认为“部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造成“银贵钱贱”，所以交通善稍有好转，社会秩序稍有稳定，清政府就发布禁止汇兑的命令，这种情况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才彻底改变。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津京，西太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由于运现延误时日，各省督抚纷纷通过山西票号汇兑太原、平遥县票号总号，以供西行提用。山西票号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充分显示出来，发挥总号与分号之间周转灵便、信用稳妥的特长，承汇了多项饷银，无一疏漏。直到这时，清王朝才真正认识到票号这个金融业务机构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从此开始自觉地利用票号，再未发布过禁止汇兑的法令。不仅如此，慈禧太后西安避难一年后回京，回京前还由顺天府和都察院咨会山西巡抚，令票号返京复业。此后，清王朝要办大清银行，还三番五次地邀请山西票号参与经营，说明山西票号得到了清王朝多么大的信赖！这是山西商人和清政府结合最紧密，关系最融洽的一个时期。
二、山西商人和官府结合后得到的利益
山西商人是利用商品经济民营化的机会发展起来的。既是民营化，就决定了民营化的程度、时机和地域范围，是由政府和民间商人的博弈决定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这场政府和山西商人的博弈中，政府既是超越任何社会组织之上的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又是山西商人的大客户。换言之，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政府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山西商人能不认真对待吗？从政府作为晋商客户的角度讲，晋商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争取让客户满意，希望它下回还能继续购买晋商的服务。从政府作为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角度讲，晋商要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采购、加工、运输，中间会碰到很多自然的或人为的困难，自然的困难更多靠晋商自己来克服，而人为的困难，如各地税卡的吃拿卡要、地方恶势力的阻挠等，这既需要晋商想办法克服，更需要政府出面解决。为此，山西商人一方面大力支持政府（毕竟只有政府这个大客户存在，山西商人才有买卖可做）；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政府这个大客户加大民营化的力度，希望它多购买山西商人的服务和产品。当然，民营化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自己的利益能否更好地保持，无疑，山西商人是不希望民营化的进一步深入而将自己埋葬的。山西商人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和官府结合的，一方面具有加强跟客户沟通，留住老客户，排斥竞争对手，并加大老客户的购买力度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具有贿赂清政府官员，使自己少交税、多得好处的含义。
自从和官府结合后，山西商人至少得到了如下好处：
第一，获得市场先入资格，巩固垄断地位。
封建国家和政府总是通过政治强制力来控制市场、价格进而控制商人的。战国时期的“平籴法”，汉唐时期的“均输平准”、“常平仓”，宋代的“市易法”等，实质上都是国家控制商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表现形式。时至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封建国家完全控制市场价格的程度，政府于是通过“召商”贸易，即让部分商人官商化等形式来实现管理经济，安定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获取市场进入资格的商人，可凭借和官府的良好关系，排斥后进入商人，以便长久地维持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自然要费尽气力、千方百计和主管官员搞好关系。
例如，清初，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对蒙贸易，实行部票制度，无票照商人不得进入蒙旗。部票的颁发大权由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和西宁办事大臣掌管。晋商因结交皇帝、官府而被恩赐给许多“部票”、“龙票”，从而使“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8]皇商范毓因为低价承运军粮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对蒙私人贸易权，“茶叶布匹，官兵蒙古日用所需，乘便带售，与蒙古有益，在商贾如利……由归化城运米往军营，无庸禁止私带茶布，酌量驮载带往。”[9]
晋商通过官商结合不仅在既定的政府政策中获得了更多权利，经营着特权商品和业务，而且还游说当朝官员，积极推动着政府规则的制定与变迁。例如，明中期的晋商通过其朝中的代言人，对政府边界政策的制定就曾产生过很大影响。“隆庆议和”与开马市对蒙进行贸易，实际上就是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完成的。再如，票号汇兑官款业务长期为清廷所禁止，经历了数次禁弛反复，终因山西票商在庚子战争中捐助慈禧，为外逃官员效劳，博得宫廷内外的好评，从而使这一业务完全合法化。
第二，节约信息成本。
获得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是进行交易的前提。我国封建社会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操纵，官府在很多时候都是市场信息的基础源。因此，晋商不仅注重一般市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而且对朝廷内的动向也非常熟悉。他们对诸如政府军事行动、皇帝外巡、官员调任等常常了如指掌。对于“挟厚资驰千里”，足迹“遍天下”的晋商来说，通过结托各地官吏获取大量高效廉价的市场信息，是其开展大规模、大范围长途贩运贸易的基础。当然，获取信息是需要花费一定成本的，但因其具有“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的特点，而呈现出报酬递增的特征。这促使晋商要同各级官吏建立稳定密切的联系，以便通过获取信息谋求巨额利润。不仅如此，政府及其军队、官员还是山西商人最大的客户。例如，晋商在北方所掌握的恰克图毛皮贸易主要是供大贵族、大官僚所享用，而国内市场上的政府消费则进一步刺激着晋商的长足发展。据有关统计，19世纪初，在大约拥有3000或3000以上人口的1400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地，而在人数过万的城市中，大致有一半是府或省治所在地。诚如珀金斯所指出的，是“中国上层阶级的需要支配了长距离的国内贸易”。[10]
第三，抵御各级官吏的乱摊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