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弊端只是就分号而谈，至于总号则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漠视市场形势的变化，一切照旧章办事，以致所做决策、所定政策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由此引发总号和分号的尖锐矛盾。例如，票号派驻各商埠的职工，按规定每三年一轮换。在班期内，不准带眷，不准回家。这适合于交通不发达的时代，适合于年轻人。随着近代铁路、轮船等交通事业的发展，中下层职工迫切要求改革“班期”。然而，总经理们无视交通条件的变化，视三年班期为祖训，硬不接受改革意见，致使一些年老的员工过不惯这种生活，只好辞职回家，这大大伤害广大职工对企业的感情，使企业的凝聚力下降。又如，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势力的扩大，国内金融业的竞争空前激烈，这要求总号决策层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在分号供职的职工，因身临其境，深感市场不同以往，不断建议总经理和资本家坐火车或轮船到各商埠，特别是京师、上海、天津、汉口等处走走，了解外情。而不少总经理听若罔闻，他们已习惯了舒服的办公室，不愿意下市场调研，结果决策失误事件不断出现。
凡此种种，都说明票号的奋斗精神在下降，是典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危机，难于应付之下势必兵败如山倒，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有相互信任的时候，就有相互不信任的时候；有相互最信任的时候，就有相互间最不信任，以致反目为仇的时候。这话用在山西商人和清政府的关系上，也是合适的。正当山西商人和清政府关系最融洽，相互间谁也离不了谁的时候，一种远较票号更有效率，更能接受金融危机打出的组织形式—银行出现了。随着第三者—银行的出现，山西商人和清政府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从亲密走向疏远，走向心生隔阂。
先是山西票号三番五次地拒绝清政府的主持或参与新式银行建立的邀请，这自然令清政府不高兴。随着新式银行的建立，大量过去寄存到票号的官款现在却转归银行，而当工厂或钱庄倒闭清理财产时，官银行又凭借政府权力取得优先权，这自然令票号对清政府不高兴，因此才发生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十月，清政府为镇压武昌起义向票号筹措借款被拒的事情。当时度支部大臣绍英向内阁大臣袁世凯请示，“向京师各西票庄借银五百万两，当外款（外债）议定后再行发还”，政府委员赴票号议商借款之事，各票号以晚清政府“前欠各号之款已逾七百万，归还尚无着落”为由，裹足不前，新的借款计划由此落空，而票号也失去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21]辛亥革命期间，失去寄存官款支持的山西票号无力应对挤兑风潮，纷纷歇业清理。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界联合起来呈请北洋政府帮助（或垫款，或作保向国外贷款），以大清改革派官员袁世凯等为主组建的民国政府，以国家财力匮乏为由（当然这也是客观情况），拒绝了山西票号的请求。在只有政府输血才能挽救票号的情况下，袁世凯政府的袖手旁观无疑给票号的衰败以最后一击。
关于袁世凯与山西票号的过节，以下几件事情值得注意：
一是1901年，袁世凯设计诱出属下官员存放在天津蔚长厚票号的巨款（绝大部分是贪污的赃款）共105万两，尽数充公，山西票号界由此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二是1903年，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号帮助开设天津官银局号，遭拒。
三是1911年，袁世凯指令度支部大臣绍英向山西票号借款，遭拒。
四是1912年，山西票号向袁世凯大总统领导下的民国政府请求支持以改组银行，遭拒。
五是1916年，蔚丰厚票号在袁世凯五弟袁世辅和其他北洋政府官员支持下，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
如何看待袁世凯和山西票号的上述过节呢？
我认为，1901年袁世凯设计诱骗出属下官员存放在天津蔚长厚票号的巨款数字，引起山西票号界的愤怒，实是袁世凯不学无术的表现，有违正人君子的行为。但作为国家封疆大吏，在某些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情属无奈，可以理解。至于1903年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号帮助开设天津官银号遭拒，则反映出山西票号的短视。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对蔚长厚票号被骗一事耿耿于怀的因素，只是在短视与情感的愤怒之间，短视的作用更大。至于1911年，袁世凯向山西票号借款遭拒，则更多地出于山西票号的顾虑。历史上的山西票号多次为清政府的重大军事活动借款，那是因为还款是有保证的。当时，山西票号经营着一些海关银号，海关官银号是经手税款银两的出纳机关，税款既从其手中过，垫付的本金就不愁收不回，本利兼收，何乐不为？[22]到了清末，各地官银号均由政府办理，票号已插不上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顾虑贷出的款收不回来。至于1912年，山西票号向袁世凯政府请求支持遭拒一事，关键是各地银行已经开办起来，成为国内金融活动的主体，亦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在这种票号地位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自然难以优先向票号配置。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对以前向票号借款被拒，感情上对票号排斥的因素。至于1916年，蔚丰厚票号在北洋官员的支持下成功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则显示出票号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情感因素的巨大作用。试想，假若没有袁世凯五弟袁世辅及其他北洋官员的支持，蔚丰厚票号能够取得巨大的启动资金而顺利运转吗？
卷中语
袁世凯设计整“贪官”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当时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饬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筹款维持。袁世凯欲使所属各官僚捐献巨资，于是在署设盛宴邀饮各官员。席间说出意图，不想这些官员闻听争相诉苦，说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个个婉言谢绝。袁世凯大为不快，他考虑半天，想出一计。
一天，袁世凯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长厚票号掌柜甲某，声称现有大宗公款要存储。掌柜询以需息金多少，来人说三分。掌柜说：“敝号存款，利息最多不过八厘，若要三分，实在不敢负担。”来人又说：“这是官款，不可以他项论。”掌柜说：“敝号惯与官场往来，……”接着举出某藩司30万，某阜司20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来人说：“我不相信。”掌柜说：“如疑吾言有伪，取簿呈核如何？”来人点头，甲某即取来账簿正欲展阅，忽闻报告有客谒见。此人乘机对掌柜说：“我把此簿册带回让袁总督检阅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虚，我也好交差。”
数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总督尚未过目，隔日再来。”这样往返数次，还没取上，其时已届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惯例，每届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辕贺喜。一日，袁见账簿上列名者已齐于署，于是同时传见，并留他们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宜，这些官员还是诉说窘状，以实在拿不出钱相应。袁世凯当即变脸说：“我已知诸等各有巨资储蓄晋商蔚长厚票号，为什么还要哭穷呢？”袁世凯遂即从袖中取出簿册示以众人。这些官员哪敢承认。袁世凯说：“我想你们绝不会有这样的造孽钱，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于是马上打电话召票号掌柜到署，厉声叱道：“刚才我已遍询各大人，都说并无巨款存你号之中，你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这种事情必须严厉惩处。”掌柜俯首无言可答。袁又说，既为人假冒，此款理应入官。于是不容置辩，派员随掌柜去，按账簿所载存款数额，尽数提取，共约105万两。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圈套，但这些官员只好哑巴吃黄连。
当然，晋商与清政府心生隔阂，从亲密走向疏远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这一规律在起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商人力量的增长，他们一定不能继续容忍政府无度的勒索，一定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只是统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西方，这一转变是以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为标志的；在中国，这一转变是以全球化浪潮加速、西方资本主义武力“叩关”为标志的，以前备受压抑的沿海商人正是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提高了对清政府的竞争优势的。晋商虽然继续附着于清政府庇护之下，但清政府权威的下降，也使晋商越来越生出对政府投入和产出不相称的哀叹。由哀叹到心生异议，因此两者的分道扬镳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这正是官商结合的垄断要被打破，走向自由竞争之路的体现！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哀叹辛亥革命后晋商的衰败，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庆幸江浙商人的胜出，这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反映，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标志。
本章注释
[1]《介休县志》，卷九，695页。中国台北：文成出版社，1976。
[2]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153~154页。中国台北：华世出版社，1937。
[3]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二，《冀母马太夫人比寿序》。
[4]《介休县志》，卷九，《人物》。
[5]《清高宗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
[6]《宫中档乾隆奏折》，第42辑。中国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7]赵荣达著：《晋商故事》，第60—62页。新华出版社，1996。
[8](清）公筠：《绥服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从钞第三帙，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着为堂排印本。
[9]《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中华书局，1986。
[10]（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1]（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三一，《食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
[12]（明）李梦阳：《空同集》，卷九。
[13]《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
[14]（清）盛昱：《意园文略》，卷一，留坨丛刻本，清宣统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15]《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四年十一月丙寅。
[16]《明武宗实录》，卷五五八，嘉靖四十五年五月辛丑。
[17]《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中华书局，1986。
[18]《解读晋商—孔祥毅教授访谈录》，见《企业管理》，2001年12期。
[19]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见《山西票号史料》，第14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0]李宏龄：《同舟忠告》，31页。
[21]《度支部急借商款而无效》，《大公报》，1911年12月14日。
[22]转引自黄鉴辉著：《山西票号史》，第222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