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山西商人与西方商人的竞争中，山西商人是防御一方，西方商人是进攻一方。由于在资产规模、组织能力、技术水平、物流能力等方面均弱于西方商人，所以山西商人在竞争中吃败仗，节节败退是正常的。有人可能会说，假若仅仅因为这些正常的经营原因失败，晋商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怨，问题是在晋商衰败的过程中，战争、内乱这些非经营因素起的作用太大，直接导致了晋商的垮台。我认为，这正是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以现代工商业（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取代传统工商业（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要求以远洋运输来联系世界各地，从而打破了过去各大洲之间相互孤立的状态的产物。换言之，战争、内乱等，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发展要求重新建立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然结果，晋商正是在技术、管理落后以及战争、内乱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才走向衰败的，换言之，战争、内乱以及技术、管理的落后正是全球化借以淘汰传统商帮的要素。和西方列强比较，清政府确实是够无能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难道清政府不希望成功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天下稳定、有序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像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晋商无力抵御西方商人的进攻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清政府也无力与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西方列强抗衡，它也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晚清新政等，都反映了清政府内部相当一批官员的向西方学习的态度，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将一切落后民族，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纳入到世界市场的行列中来的反映。只是由于清政府在学习西方方面的主动性不够，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国内各阶层民众的需要，因而逐渐失去信任，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二、晋商转轨的迟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段话告诉我们，在近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化面前，晋商要生存下去，必须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来改变自己。具体一点来说，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化，竞争者进入的门槛在降低，面对这种消费者需求、竞争对手增加、竞争优势动态变化的环境，晋商至少必须在如下方面改变自己：
一是从产业链的全部环节向生产加工环节退却，这主要是就茶业而言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分工不细，不得不自己掌控所有资源，晋商之采取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策略，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在行业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与其还由自己掌控所有资源，倒不如各自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将某些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当前学术界讨论非常热烈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不少服装厂、化妆品厂，只做产品开发、品牌开发，而将生产业务承包出去或租别人某条生产线，就属于此类。我认为，随着晋商对茶叶采购垄断权的丧失，其在物流上的优势也必将很快丢失，这是因为，西方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国门，靠的就是先进的技术，包括交通、通讯技术。先进的交通、通讯技术将改变现在物流的一切，而使依靠传统物流为生的人丧失生计。例如，运河流域传统商业城市的衰落就与海运替代河运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所以在广西地区率先爆发，也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物流路线，造成成千上万人的失业和无家可归有关。
二是进行行业成员间的联合、并购，以规模经济来抗衡竞争对手，并抵御市场风险，这是就票号而言的。如前所述，票号属于金融服务业范畴，来自客户的挤兑风险是这个行业的最大风险。要成功解决这一问题，唯有扩大规模，以规模经济来提高信誉，解决挤兑风险。另外，票号后期遇到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经营规模庞大的银行。为了与银行竞争，票号只有在如下两方面努力：第一，必须改组银行。应该说，票号改组银行从组织程序上并不太复杂，因为票号为应付市场的挤兑风险，已经加强了票号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并设有固定组织，如上海汇业协会。第二，票号改组银行后，必须对外国银行、本国银行采取合作策略，切忌硬性竞争。因为后者的资产比票号全部联合起来的规模还要大，且组织严密，又有强大的西方列强做后盾，故只能变成合作关系而不是直接竞争关系。为此，票号必须根据行业竞争优势的变化，重新确定目标区域、目标客户，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凡是直接与强敌硬拼的，都没有好下场。胡雪岩的失败是最典型的。近代毛泽东所以能够领导革命成功，就在于他首先把自己定位于弱者，力求避免与敌硬拼，在有效地保存实力的前提下，再寻找对方的弱点，扬长避短，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再将其歼灭。毛泽东将那种不顾敌我强弱态势，一味与敌硬拼的做法比喻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不自量力。
三是到东南沿海地区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主要是针对大盛魁而言的。大盛魁是山西旅蒙商中的佼佼者，几乎垄断了草原的对蒙俄贸易。与别的商号组织不同，大盛魁完全是员工合作股份结构，几乎没有员工和财东的冲突。而且大盛魁特别重视积累，山西商家无出其右者，但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组织很健全、防范风险意识很强，且在草原有雄厚基础的商号，最后也逃脱不了垮台的命运呢？应该说，蒙俄市场丢失是对大盛魁的致命打击，但当今的跨国公司遇到类似的打击多了，它们为什么能生存下来而大盛魁没有做到呢？我认为，大盛魁的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对挽救大盛魁是尽心尽力的，但方向不对。在蒙俄市场丢失，内蒙古市场也面临激烈竞争、垄断优势已失的情况下，大盛魁要挽救危机，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二是进行区域结构调整。段履庄做了第一个工作，投资于电灯建设，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当地市场规模小，根本收不回投资，这是大盛魁在丢失蒙俄市场之后的一次重大投资挫折。其实，大盛魁完全可以投资于轻工业，如毛纺工业，这是符合发展中国家轻工产品市场广阔的特点的。此外，段履庄还应该再做一个工作，那就是派一干员在上海等沿海地区投资，和邓小平同志的特区战略一样，短期内的目的不是让他赚钱，而是打通和引领时代潮流的海外市场的联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狡兔三窟”嘛！
四是改革企业机制，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避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悲剧发生。另外，还要建立学校以培养新时期需要的人才，建立重要领导成员到国外的游历制度，目的是提高见识，提高决策能力。最后，还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旧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有效率的规章制度。
我认为，进行上述改革后，晋商这么一个有悠久商业传统、人力资源异常突出的企业组织，一定会焕发青春，就好像当前经过了改革阵痛的大型国有企业—海尔、海信、TCL、长虹一样。
但晋商并没有按时代的要求及时转轨，直到进入20世纪后才产生出初步的变革意识，至于产生出具体的变革行动还是在20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段时间，即1907～1908年，以保晋运动和票号改组银行运动为标志，这比起清政府的变革思想和变革行动已慢了好多。清政府的变革思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即产生，以魏源的《海国图志》的出版为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正式付诸行动，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发生。19世纪的最后几年又进行了戊戌变法运动，虽没达到预期目的，但起了思想宣传的作用，为20世纪初期晚清新政更为广泛的学习西方运动奠定了基础。由于晋商的变革意识产生得比较晚，因此当清政府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要求按西方企业模式改造传统工商业时，晋商无动于衷；当清政府顺应现代化潮流，邀请晋商共同开办银行时，晋商拒不从命。变革意识产生比较早、变革行动实施得比较早的清政府，尚且因变革行为的不彻底，满足不了民众的要求而被推翻，何况变革意识产生较晚、变革行动更谈不上多少的晋商呢？因此，晋商的衰败是必然的。问题是晋商为什么那么晚才觉醒，才产生变革意识呢？
近代中国的这场社会大变革是商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意味着产品、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流动，这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对发达国家来说，一些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由于具备了对落后国家同类产品绝对的竞争优势，因而迅速发展壮大；另外一些为第一类企业提供材料的企业，由于在落后国家找到了比自己还便宜的替代品，需求量大减，处于萎顿境地。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那些主要为西方工业生产提供原料的产品，如生丝、棉花等需求量大增，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那些与西方机制产品发生直接竞争的手工制品则迅速萎顿下来。这一社会成员财富的重新分配现象，在与西方接触频繁的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最明显，内地此之，偏僻的边疆又次之。
作为晋商，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不仅没有沿海地区不少工商业者破产那样的遭遇，反而因西方市场需求的扩大而大发横财。以茶业来讲，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开展后，欧洲日益崛起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这使得茶叶的消费量大增。不仅如此，普通的劳动者对茶叶的消费也越来越多，甚至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对晋商茶号的发展非常有利。以晋商票号来讲，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原材料的采购和成品的销售越来越多，这就提出了对资金供给和汇兑的巨大需求。不仅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船坚炮利的刺激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在19世纪60年代后在沿海地区开展起来，以致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式工厂，这又带来了对资金供给和汇兑的极大的需求。一般来说，一个地区总是工商业先行，直到出现了对资金的紧迫需求时，才会有金融机构进入。在外国银行还没有到来或虽然到来，但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很难开拓业务的情况下，票号捷足先登，纷纷在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安营扎寨，并提出了“北存南放”的口号，即将经济不太发达的北方地区的存款投放到经济发达、对资金需求强烈的东南沿海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