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说，晋商票号的失败是因为迟迟不能向银行转轨造成的，那么晋商在保晋运动中就开始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但同样不成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如前所述，晋商欲在商品经济国际化的社会中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重新思考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竞争对手优/劣势的变化，然后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重建竞争优势。大家可能会说，这不是做“中国制造”，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吗？对！就是这个选择。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在产业链内不具备销售优势，不具备物流优势，也不具备生产加工优势，我们惟一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且靠近原料产地，具有熟悉中国民众的便利条件。只要我们肯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并利用其过剩的资本，中华民族的现代工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建立起来。到那时，再逐步向“世界创造”方向迈进。当然，要使全民族明白并接受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原因就在于：第一，人的天性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人总是在吃了很多苦头后，才肯承认自己的不足。第二，从研究规律到真正明白规律之间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晋商在20世纪初开始觉醒，认识到不投资现代工业没有出路，于是积极投入到现代工业的行列，但山西商人投资现代工业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原因者何？仍在于没有看到“敌强我弱”这个事实，并在这个基本事实基础上制定出符合特定时期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晋商在20世纪初投资现代工业的原因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全国交通要道，资源丰富，又有长期的经商传统，具有发展工业生产的良好条件，然而山西近代工业却起步缓慢，比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晚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主要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是从沿海地区“叩关”，逼迫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自然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工业化的地区。在西方人开设的新式工厂和清政府发起的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许多地方的私营工场、作坊相继采用机器进行生产。而山西地处中国腹地，与之直接打交道的是列强中最弱、最落后的俄国，加之长期的成功使晋商非常自信，这使得晋商对近代工业的认识肤浅，缺乏投资其中的兴趣，因此积累的商业资本没有及时地转移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上来。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晋商以高度的热情参与了中国的工业化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铁路的兴修和新式航运的建立，使得商业的利润下降。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大力倡导修筑铁路、建立新式航运。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建铁路全长仅有400公里，1911年则达到8168公里。航线长度、轮船吨位等也均有大幅度的增长。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不仅大大降低了货运成本，也降低了其他地区商人进入长途贩运行业的门槛，使得商业领域的竞争空前激烈化，长途贩运因地区差价的缩小再无厚利可图，晋商手中的大量资本只能从商业中转移出来另谋出路。
其次是甲午战争的刺激、戊戌维新思潮的启蒙，使部分晋商由旧式的封建商人转化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兼有地主身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愿意也敢于把雄厚的资本投入生产领域。其中有影响的人物当属渠本翘、刘笃敬、乔雨亭、王用霖、刘懋赏、冯济川等人。
再次是丰厚利润的刺激。晋商最早投资于近代工业始于1902年。是年渠本翘与其亲戚乔雨亭以5000两银子的价格合伙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购下，又添入资本13000两银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所产火柴供不应求，遍销秦晋两省。到20世纪30年代初，双福财产增殖到20万元，为其最初投资的10余倍。双福火柴公司的成功创办，引发了当时山西社会人士投资近代工业的兴趣。1915年，闻喜商人段连岭等集资10万元，创办荣昌火柴公司；1916年平遥人赵鸿漠等集资9万元，创办金井火柴公司；1923年新绛人王延甫集资10万元创办毓华火柴公司；1924年平遥富商冀全义集资63000余元在汾阳创办昆仑火柴公司。
最后是政府的提倡。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的说法，政府是一个社会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专门干企业干不了、干不成、干不好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偏好、政策能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进而影响不同产业的投资收益。19世纪末，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晚清政府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先后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矿务章程》等一系列规章和奖励制度，激发了人们创办工业的热情。
卷中语
在晚清官员中，对倡导发展山西实业贡献巨大的当属张之洞与胡聘之二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清流派的健将，洋务运动后期的积极倡导者。他于1880年出任山西巡抚后，大力宣传洋务运动为当务之急，并于1882年在太原府署之北（今太原实验中学）创办令德堂。令德堂于光绪十年（1884年）建成院舍，订立章程，聘请王轩为校长，张于涛、杨笃、杨深秀（戊戌六君子之一）为协理，其讲授内容既有经史、考据、词章，又有近代科学技术，对培养山西近代早期科技人才起了积极作用。1884年，在张之洞倡导下，创办了山西第一个近代工业—新药局。
胡聘之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又一员主将。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任山西布政使。1894年，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授山西巡抚，先后在山西为官七年余。任职期间，他根据山西交通闭塞，人民贫苦，文化落后的状况，一方面力主改变旧书院空读讲学、溺志词章的积弊，开设算学、天文、舆地、农务、兵事等课程，延请硕学之士任教，培养学士“新法明通，兼达时务”。另一方面，向光绪帝连续提出富民强兵之策，提出兴建铁路，发展矿务的主张。考虑到地方财政的拮据，胡聘之主张采用举借外债的方式修筑铁路，发展矿务。1898年3月，他派员赴京与华俄银行签订《柳太铁路合同》（十六条），并达成借款协议，修筑自直隶正定府柳林堡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正太铁路），全长500华里。5月，又与英国福公司签订了《议定开矿制铁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条），借银1000万两，开发山西的煤铁矿。戊戍变法失败后，胡聘之遭到保守派的极力反对，1899年10月16日免官回家。
在向山西传播近代思想，发展近代工业方面，为“西学入晋”的传播做出较大贡献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英国人，1870年到中国传教。1877年，李提摩太来晋结识了山西巡抚曾国荃。从此以后，他多次向山西官绅讲演，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建议设学校、修铁路、开矿藏，并于1902年利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建了山西大学堂，从而开创了山西教育的新纪元。山西大学堂分中、西两斋，李提摩太主持西斋教务，并聘请一批中外学者翻译出版了《迈尔通史》、《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欧洲商业史》等重要著作和算术、代数、植物、动物学、生理学、矿物学、物理学、地文学等多种教科书，对传播西方科学起了促进作用。
继山西大学堂之后，山西又创办了农林学堂和实业学堂等一批新式专科学校。其中农林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农林专门学校。这些近代学堂的兴办，一方面传播了“西学”，另一方面为山西培养了近代第一批科技人才，这些人从不同方面推动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
二、晋商投资现代工业效果不显
晋商投资转向近代工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新绛纺织厂在1900年清政府官办未成，从1910年起绅商集股多次重办，几起几落均无所成，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但是晋商终未放弃努力。1927年新绛程关庄商业资本家李通、李玉山父子在前人的遗址上成功地建立了有6048枚纱锭的“大益成纺织厂”，其规模尽管不大，却称得上是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肇始。除火柴、纺织业外，面粉、冶金、电力、采矿等行业也都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近代企业。
从清末民初全国范围的投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投资热点主要是在棉纺、面粉、卷烟等轻工业部门，这也是符合近代工业成长规律。同轻工业相比，重工业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期长，利润率低，技术、管理水平要求高，所以不能成为民间投资者的首选。当然，轻工业的发展总是要提出对能源以及以矿产为主的原材料的要求，这就需要重工业的发展。在民间资本不愿意投入重工业的情况下，谁来投资重工业呢？或者政府，或者外国资本。政府之所以愿意投入重工业，是因为一旦出现了民间干不成、干不好、干不了的事情，一定得由政府来出面解决。外国资本所以愿意投入重工业，是因为国内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对能源和以矿产为主的原材料发展的要求，它们必须要保证自己供应线的安全。
丰富的矿产资源、昔日管理商业大组织的成功经验，特别是1905年保矿运动的爆发，使晋商的投资取向转向了投资大、见效慢、效益低、周期长、调整难并受运输等诸多条件限制的煤矿业。应该说，集合三晋人民意志的保晋公司确实按照西方股份制和现代管理制度来经营，在许多方面开创了传统晋商向现代晋商转变的先河，但保晋公司的重工业性质，使它在经营中遇到很大困难，很快就陷入资金大量积压、周转困难的窘境。自创办之日起，保晋公司便经常发生资金困难，幸赖晋商全力支持，为其做资金后盾，才得以维持下来。总公司下设的晋城分公司，在晋归城北门外的七里店选址采煤。该矿煤质优良，产量较高，但由于负责人缺乏近代重工业的管理经验、机构设置庞大、工资高、开支大，致使煤价居高不下，最后只得呈请总公司停采歇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