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工作，《成败晋商》终于完稿了。
回顾这本书的写作历程，还要追溯到1997年读博士时，跟石世奇教授上课时他的一番讲话。当时学术界对股份制问题探讨得很热烈。石老师说，现在搞股份制研究的往往都从欧洲威尼斯商人谈起，而不讲自己民族的股份制历史，这是不对的。不说别的，晋商的股份制就非常有名。当时晋商开辟了从福建武夷山去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万里茶路，先是船运，继则马车运输，最后是组成骆驼队运输，浩浩荡荡一趟下来耗时竟达一年之久。试想，这么巨大的贸易规模肯定需要大量的资金，仅靠一家商号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资金规模吗？非得实行股份制不可。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晋商以股份制形式组织公司去俄罗斯贸易的事情，而且规模很大，自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1998年听张维迎老师讲座时，又听到过他对晋商的赞许，这引起了我对晋商更大的兴趣。张维迎教授是在讲信用的问题时谈到晋商的。他说，在中国封建政府并不像西方那样大力支持商人的条件下，晋商靠商人队伍内部的自我约束，同样建立起了相当的信用。例如，山西票号规定员工回家探亲时，必须先去企业总部，万一他不去怎么办？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晋商硬是把它做到了，这是很不简单的。张教授认为，晋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企业内部严格的管理、教育外，行业协会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按照当时的商业习俗，凡是因违背纪律而被开除的员工，其他的企业一般也不会用，这有利于员工自律意识的形成。当然，以我现在的研究来看，明清政府并不像张教授所称的那样对商业的发展无所作为，相反，对于符合其战略目标的商人还是大力支持的，比如晋商就是得到明清政府很大的支持后才发展起来的，政府的支持可谓是晋商信用大厦的最后保证。但晋商的行业协会亦确实发挥了如张教授所称道的那样的作用，这对晋商提高商业信用贡献巨大。如，某票号的一位区域经理很能干，但因为违背企业规定公然包养情妇，并带回平遥总部，总号大掌柜在反复劝说不听的情况下，警告说，如再执迷不悟，只有按号规开除出号。这位区域经理说，要清除出号也行，但要把我这几年的分红一并给我。大掌柜一听火了，这犯错误倒有理了，反而要挟起企业来了！一怒之下，将其开除出号，并当场付清了其应得的报酬。这下子轮到这位经理傻眼了。本来他在业界蛮有影响的，但发生了这种严重违背号规被开除的事情后，谁还敢用他？只好终老乡里。
2001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的同乡，中共中央党校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现代领导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永学教授约我去山西祁县讲一次课，本来我不想去，但一听是乔家大院的故乡，能在讲课之余去乔家大院参观，岂不快哉！就一口应承下来。到了山西祁县后，当地同志得知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对晋商很感兴趣，就给我准备了一些关于晋商的资料，并告诉我当地除乔家大院外，还有一个渠家大院，其规模比乔家大院更大，只是因为乔家大院在郊区，交通不便，参观的人不多。他们问我愿去哪个大院参观，我当然两个大院都想去，但由于时间的局限，只能选择去知名度更高的乔家大院参观。尽管只是走马观花，还是大开眼界，临走时还买了不少的书（目前，我手上的关于晋商家族的书，大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购买的）。这次来祁县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祁县的税务局长张小明先生。张先生年轻有为，曾当选为晋中地区十大杰出青年，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干部。他认识到税务系统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提高税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规范税务人员的行为，他率先在税收队伍中引进ISO9000认证，并与中央党校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在税务系统及当地企业中开展工商管理教育培训。所有这些举措，在全国税务系统中都是不多见的。他看我对晋商很感兴趣，就热情邀请我有空再来，并说经过专家学者的传播，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肯定有推动作用。
2002年春天，我带着经济学院的博士生隋福民、王花蕾再一次光顾晋商故里。蒙张局长的热情招待，这次待了四天，考察了四个大院、一座古城（平遥古城）、一座山（绵山）。四个大院中，除了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外，还有榆次的常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对平遥古城的考察除看古城、城隍庙、县衙、镖局外，主要集中在日升昌票号、百川通票号、协同庆票号上。为便利我们的考察，张局长还特地给我们找了当地最好的导游。导游生动的讲解，再加上活生生的实物，使我们对晋商的辉煌经营业绩有了更深的理解。参观太谷的曹家大院时，当听到讲解员讲到，太古曹家最兴盛时有员工30000多人，分号660多个，在世界7个国家，如俄罗斯、法国、蒙古、印度、朝鲜、韩国、日本有分号，我们感叹地说，谁说中国企业现在才走出去？早在明清时已经走出去了，而且走得很远，只不过鸦片战争以后，又被打回来了而已，目前只不过是重新走出去，恢复昔日的辉煌而已。
2003年冬天，我带了当时即将升入研究生的三个北大学生，即经济学院的邱晓媚、光华管理学院的祁超、董佳，再一次踏上了去晋商故里考察的路程。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平遥。平遥“城隍庙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张改卿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张女士是当地有名的青年企业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企业家特训班第12期的学员，我有幸给她上过营销管理方面的课程，也算是我的学生了。在张女士的关照下，这回算是把平遥古城凡是与经济挂上钩的所有票号博物馆、镖局博物馆、商会博物馆，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老商号博物馆，都转遍了。看到我们对晋商研究如此着迷，张女士还特地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们跟当地的晋商专家交流。晋商专家的侃侃而谈，让我们得到了许多在书本上根本得不到的知识，更加深了对晋商崛起、兴盛直到衰败的理解。当然，为满足青年大学生们对乔家大院的好奇心，又专门拿出一天去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参观。根据我多次去晋商故里的感受，若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渠家大院更值得一看。它的规模很大，集渠家故居、晋商博物馆、茶叶博物馆、镖局博物馆、算盘博物馆、度量衡博物馆、晋商与山西梆子历史简介七项内容于一身，几乎相当于晋商的一个缩影。当然，若时间充分，还是到处走一走的好。
2005年春天，我和北大的四位本科生、三位研究生，还有山东省烟台师范学院的赵慧峰教授，再次来到晋商故里考察。蒙老朋友祁县税务局张局长的热情关照，这次我们在当地待了四天，对晋商历史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还专门去了几次因交通不便没有去成的太谷孔祥熙宅院考察，收获很大，对孔祥熙为什么能跳出老晋商的羁绊有了新的理解。原来是因祸生福。孔祥熙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看了很多医生也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抱着一种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想法，找到在当地名声很不好的教会医院，没想到吃了几付药后竟然治好了。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孔家父子对西方及其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兴趣，在教会的劝说下，孔祥熙先上了教会小学，以后又读了教会中学、大学，从此与西方文化密切结合起来，开始不自觉地从全球化角度思考问题，结果在老晋商纷纷失利的情况下，竟然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谓晋商转型的一个特例。
总之，这本书不完全是写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跑出来的。这几年，利用出差讲学的机会，我多次去广州，专程去广州市博物馆、西关商业街参观，目的是了解当时广东十三行商人的历史。我还多次去徽州，看了胡雪岩故居等许多徽商景点。在浙江杭州时，专程考察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到云南丽江时，当然不忘考察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传奇。这期间，自然更少不了去上海考察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等。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这种云游经历让我看到了前人留下的大量文物遗迹，自然会使我产生与他人不一样的感受。此外，它还使我得以买到别处根本买不到，只有在专门的旅游景点、专门的博物馆才能买到的书，这使我占有更多的资料。因此，我是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从区域经济变迁的角度、从中外商人（和西方商人）比较的角度进行晋商的研究的。尽管书中并没有这种专门的地区商人之间的比较，但在我思考、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伴有这种比较的影子，而我的个人经历也使我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我坐车行进在在呼和浩特往包头的路上时，看着外面青青的绿草，忽然产生一种想法：不了解蒙古大草原，就不了解中国，更不会了解晋商的崛起和衰败。正是由于蒙古大草原的存在，才造成了经济重心南方、政治中心北方地理格局的形成，这才有了明初的“开中令”和晋商的崛起。而随着来自更西、更北地方的俄罗斯人的东进，使在蒙古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得以与俄罗斯商人接触，并获得了将产品（尤其是茶叶）打入欧洲市场的机会，这推动着晋商的事业走向更大的辉煌。鸦片战争后，俄罗斯人利用满清开放东南沿海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开放西北边疆地区，随着挟着更先进技术的俄罗斯商人自由出入蒙古地区和内地市场，晋商对蒙古的垄断被打破，并逐渐被排斥出蒙古市场。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和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聂志红博士曾反复探讨。聂志红博士是山西昔阳人，也算是晋商的后裔，他对这一课题很关心，提了好多很好的建议，在此特表感谢。
我曾给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EDP中心开过《晋商经营文化》方面的专题课，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武常岐教授很关心本书的写作，在百忙之中写了序言，在此表示感谢。
我2006年一年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做交换教授，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和修改工作都是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完成的。因为老熬夜，还得过两场感冒，可见笔耕的不易。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副总长、中国语学科教授池在运博士在百忙之中，还给写了序言。我想，这不仅是韩国外大领导对中国教授的鼓励，也是对所有在外大任教的所有外国教授的鼓励，在此特表谢意。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责任编辑程天祥同志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他的文史功底很扎实，为这本书的出版可谓费尽心力，用他的话讲叫七易其稿，在此也一并致谢。
尽管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限于能力和精力，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欢迎方家指正。
周建波
2006年12月底于韩国外大教授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