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思维：桥牌、围棋和麻将
启蒙教育占据着人脑发展过程的第一时段，强化了人之初的第一组习惯，激活了人脑思维机制的初始状态，尤其激活了人的社会性初级思维。这使得它有潜在能力影响人的一生，甚至冥冥之中决定人的一生。也许捷足先登的优势在于此，先入为主的力量更在于此。但是，人脑具备综合认知功能，是一套复杂的高级思维系统，明显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大脑系统。只要条件正常，它会一直处于系统升级调整之中，直至其生命终点——脑死亡。这样，我们就不能对人类思维后来所受到的强化与影响视而不见。更何况，“后来居上”的例证可能并不比“先入为主”的例证少。对此，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规律点头认可。
“先入为主”也好，“后来居上”也好，在人脑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为人类带来快乐的各类游戏都对这两类思维状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的思维会在游戏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得到强化。加之，生命天性喜乐厌苦。通常情况下，苦痛让思维变得理性和坚强，而快乐却可以让思维之花更加健美。完全可以说，人一辈子都有着涂抹不掉的“游戏情结”和“快乐情结”。这里就不举证了。也许有些朋友不太赞同这种解释，但是我想轻轻地说一声，这里不是在探讨苦乐哲学观，而只是想粗浅地表达一下各种游戏对企业人思维存在的某种潜在影响，以便中国企业人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更好地反观对手。补述一点，这里所指的游戏不是“游戏人生”之类的乌七八糟的游戏，而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经典大众游戏。在中国百姓生活中，这些游戏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俨然已经成为生活调味剂。
现实也表明，对成人学习方式及效果而言，“学海无涯苦作舟”远没有“学海无涯教于乐”来得易于接受，而且前者收效弱于后者。对企业人而言，这一点表现得似乎异常明显。以越来越受重视的企业培训为例，企业人不仅对培训环境等硬件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培训师、培训内容、培训服务、培训中获得的快乐体验等软件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近年来，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拓展训练正是迎合了企业人的这种心理需求。该训练模式以游戏为基础，以各种感触组汇而成的切身体验作为学员思维的直接收效。发明者的高妙正在于将人类的游戏情结与思维进阶需求融合得天衣无缝。正是这个高妙才使得应者如云，市场火爆。一个稍加改头换面的游戏形式竟然闹腾出如此气象，着实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即使一声叹息，也别有韵味，绝非失望。显然，企业培训中的快乐体验有助于企业人的工作思维得以进阶。否则，此番热衷便全无道理。
企业人，除了工作，还有休闲生活。既然企业人的工作思维能在工作中得以进阶，那么企业人的生活思维在休闲中得以进阶也自在情理之中。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思维进阶与认知活动及行为强化密不可分。这样，企业人的生活思维进阶就与休闲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产生了直接关联，后者不断影响和强化着前者。在休闲活动中，纸牌、麻将、围棋、桥牌可能算得上流传范围最广、参与人员最多的四种休闲游戏。其中，纸牌品目繁多，玩法不一，全球普及，不便讨论。另外，三种游戏的区域性和可比性相对明显，可以稍稍探讨一下。祈愿这种碎片式的讨论能为中国企业人开辟新的视角，同时对中国企业人思维进阶有所助益。
先说桥牌。桥牌是一种纸牌类益智游戏，供四人参玩，并以二人为一组，东与西，南与北。基本玩法简称为“算分叫牌”。这里不讨论具体玩法。游戏要求玩者心思缜密，尤其要求玩者进行合作。它不仅能锻炼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而且还能陶冶情操，丰富人生。游戏过程充满着哲理性和科学性。邓小平先生一生都非常喜欢玩桥牌。早在20世纪80年代，桥牌也曾与跳舞、滑冰、弹吉他一起成为中国高校中的“四大时髦”。随着时代进步，它又和高尔夫、网球、保龄球、卡拉OK成为新时代的“高雅竞技”项目。桥牌运动的方兴未艾究其原因在于它内在的科学性、多样性、社会性、简易性。从区域性角度看，桥牌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欢迎。
再来看看围棋。在中国古代，围棋叫做“弈”。对此，《说文解字》有专门解释：“弈，围棋也。”另外，“坐隐”、“手谈”等可算作围棋的别称。《左传》在世界上最早提到围棋。何时何人发明了围棋，史无定论。中国古书上倒是有这样的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发明了围棋是不争的事实，已经得到世界公认。
在我看来，围棋可作为佐证中国智慧“大道至简”的典型代表。围棋形式虽然简单，仅由黑白两色棋子组成，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简单，全部文章都围绕一个“围”字和一个“眼”字铺陈开来，最终胜负取决于地盘大小。但是，围棋的玄妙却是任何其他棋类所无法比超的。依我看，这种妙处至少有三大魅力。第一大魅力在于“没有和棋”。也就是说，围棋是勇者的游戏，非胜即败，而且高手一般不追求套路定式，使得战局如水，毫无常形，让人叫绝。第二大魅力在于“时间过长”。这说明，围棋是忍者的对决，是一项高阶修炼，非莽夫所能。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结果表明，足够的耐心对未来成就具有预测作用。当时，实验是这样进行的：①一位幼儿园老师跟一群正在教室内上课的孩子说她需要离开教室一会儿，并在离开之前拿出一大盒糖块放在桌子上，作为对孩子们自我管理好课堂秩序的奖赏；②双方约定，在老师返回教室之前就去拿糖块吃的同学每人只能从盒中取出2块糖，小朋友们要互相监督，但在老师回来之后再去拿糖吃的同学每人却可以获得3块糖；③教室隔壁的心理研究人员正透过单向透视窗观察整个课堂的情况，并对每个孩子的行为作认真记录；④在实验之后的几十年中，心理学研究人员一直追踪这些孩子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的成就情况；⑤研究结果发现，在老师回来之前就去拿糖块的孩子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远不如那些耐心等待老师回来后再去拿糖块的孩子所取得的成就大。真是忍者无敌啊！可见，围棋不仅可以增进智慧，而且还可以培养人之忍性。第三大魅力在它的“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围棋的棋子与棋子之间互相平等，同色等个，毫无等级之分，不像中国象棋那样等级分明。在围棋对弈过程中，局部棋子为了实现全局目标往往勇于“集体牺牲”。这些棋子选择牺牲时往往当机立断，从不犹豫。中国象棋和军旗就不同了，要再三权衡后才决定生死选择。中国象棋中有“舍车保帅”一策，但是围棋中的这种“集体牺牲”策略完全是放大了“舍车保帅”，超越了象棋。这种差异也许正是为“一视同仁”所触发。中国企业人也许能从中获得一点启发。世人说，围棋，是玩具，是游戏，是科学，是艺术，更是文化。看来，这种评价一点也不为过。
最后还有一点心理疙瘩，我不得不说，就是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围棋出现“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历史格局。怎么讲？据史料记载，中国围棋于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和日本。但是，从区域性角度看，日本现在已经成为围棋流传最广、民间基础最好的国家，而且日本围棋整体水平执世界之牛耳——这也许与其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有关。即使是韩国，也并不弱于中国。中国人拥有发明围棋的智慧，而日本人和韩国人没有。但是，为什么恰恰如此结局呢？也许由于中国人更喜欢另外一种游戏的缘故吧！另外一种游戏是什么？
这种游戏就是在中国流传最广、民间基础最好的麻将。下面来简单讨论一下麻将。
麻将，与围棋一样，同样起源于中国，原属皇家和王公贵胄的游戏，它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四千年以前。在历史演变中，麻将逐步从宫廷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至于究竟为哪位中国智者所发明，恐怕现在很难说清。不过，这一点不足以动摇中国拥有麻将“发明专利”的根基，毕竟麻将牌上的汉字早已标明了它的国籍。即使欧美使用的麻将牌上面仍有“八万”、“东风”、“发财”等汉字，只不过在麻将牌的左上角分别标有阿拉伯数字或英文缩写，以便于不懂汉语的玩者辨牌。一般而言，一副麻将供四人摸打把玩，按照逆时针顺序出牌，出牌方分别称为“自家”、“下家”、“对家”和“上家”，掷骰子的点数决定四家的抓牌方式和出牌顺序。
至于麻将的具体打法以及它与赌博的关系等问题，都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把评判麻将的落脚点放在了这种游戏对玩者思维所产生的影响。说明这一点，期望有助于中国企业人从某个生活侧面来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企业人进一步审视这种思维方式对工作所产生的影响。
在打牌过程中，麻将桌上交战正酣的四家均“各怀鬼胎”，心理微妙，同而不和。每一家心里都非常想糊牌，没人会帮他人糊牌。简而言之，各家的心理战略均可被概括为“一等二不让”：不让下家吃；不让对家碰；等着吃上家。这样一来，四家就必须面临这样的局面：家家心理战略相同——“一等二不让”，目标也一致——“糊牌”，但是只有其中一家可以实现糊牌目标。所以，麻将桌上的四个玩家从头至尾都在不断地重温“军阀混战，各自为战”的趣味。彼此之间毫无互信可言，彼此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大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心照不宣地进行倾力投机。就这样，麻将玩者在一次次的混战中寻觅着快乐，彼此面和心不和地进行着游戏。同时，“一等二不让”式的思维方式一次次得到强化，获得加固。前文提到，麻将原属宫廷游戏，后传到民间，并广泛流传开来，甚至漂洋过海传至国外。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上行下效、大一统的国度。难道这种“一等二不让”的麻将心理也深植于这种历史惯性之中？这倒真让我隐忧起来，担心这种心理会对中国企业人的工作思维产生负面影响。我不否认，麻将游戏不仅具有集益智性、趣味性以及博弈性，而且具有东方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悠长的特征。但是，对企业人而言，我认为还是少玩为妙。这有助于减弱“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大风一起尘飞扬”、“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等思维方式在企业界的表现强度。
关于麻将，最后还想说一点，以警国人：麻将发源于中国，但是世界上唯一一家麻将博物馆却坐落在日本。日本也许出于保存麻将文化的目的，但是也可能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出此番猜测。不过，事出有因，不得不防。日本企业界有人放言说：即使日本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日货；日本首相即使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大力购买日货。我们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这种现象，并作出多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是，这至少说明国人确实有点“散而不聚”。这与麻将强化国人思维有关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末了，用一个问题结尾。围棋也许有助于日本企业人实现“团队梦想”，桥牌也许有助于美国企业人实现“梦幻组合”。那么，我倒想问，麻将有助于中国企业人实现“什么梦”呢？大家去想吧。但愿不是“醉生梦死”。
围棋也许有助于日本企业人实现“团队梦想”，桥牌也许有助于美国企业人实现“梦幻组合”。那么，我倒想问，麻将有助于中国企业人实现“什么梦”呢？
外方内圆：“冷规则”箍扎下的西方代表——美利坚
围棋、麻将以及桥牌等游戏更多的还是按照由内而外、从小至大的顺序影响企业人的思维。整个过程，你情我愿，一点一滴地进行，无声无息，没有什么强迫意味。毕竟，游戏的悦人性足以激发企业人保持这种自动自发性。但是，企业人思维与社会大环境（中国人别具心裁地将其浓缩为“国情”二字，并使之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语词）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似乎就不太遵循上述原则了。也就是说，这种反映关系往往按照由外而内、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句话说，社会大环境的压迫性相对多一点，而企业人的选择性相对弱一些。这样，针对社会的压迫性思维就多了点，针对社会的选择性思维也就少了一点。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影响人。最终，这两种思维也就交揉成了人之社会化过程中的最高成果。
卡尔·马克思精辟论断：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现代企业人应该也不例外。本节着重讨论美国企业人思维的社会性物质基础所具有的核心特征，顺道阐述一下美国企业人思维与美国社会性物质基础之间的简单关系。下一节将讨论事关中国企业人的此类特征以及相应关系。
现代心理学这样定义思维：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所谓美国企业人思维的社会性物质基础，就是美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说白了，就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就是美国的国情。如果不探讨一下美国国情（哪怕简单讨论一下），那么任何此前或此后对美国企业人思维的述评都将显得苍白无力。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述评缺乏现实背景和客观基础。所以，从宏观上把握住美国社会大环境的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企业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使相关论述更加饱满。否则，迟早会应了那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美国社会大环境可圈可点处颇多，这里仅选取具有“硬度”的三大特征。美国给外国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正是这三大特征。之所以说这些特征“硬”，是因为它们构成了美国现实国情的客观基础，因为作为“现实存在”的它们定格了美国人思维的基调。这三大特征分别为：法制系统完善、科技系统发达、军事系统强大。其实，三大特征也就是三大系统。
《美国宪法》1789年正式生效，其寿命几乎与美国历史等长。在过去二百多年中，美国建起了完善的法制系统。这么多部法律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国防、教育、民政、民事、安全、反恐等领域，几乎穷尽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这种法制系统不是一个平面系统，而是一个立体系统，这种系统性甚至已经深深植入美国人的深层社会思维，让社会生活有了法的味道。于是，“法治”就拥有了坚实的民间基础。对此，做三点说明：第一点说明，美国法律规定入微。看过电影《刮痧》的朋友都晓得，美国父母亲将未成年子女独自留在家中都属于违法行为，将遭到起诉。规定之微可见一斑。第二点说明，执法酷严，即使远离美国本土，执行力也不打折。第三点说明，法律成为美国人调节社会行为关系的首选方式。这一点再次印证了美国社会思维“自下而上”、“从小到大”的逻辑基调。这样，法的精神在美国就形成了坚实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基础使包括美国市场竞争机制在内的整个社会竞争机制相对规范和成熟起来。公平竞争的社会大环境相对较硬。“美国梦”就是在这种发展性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思维模式的代表。“美国梦”的核心与一首中国歌名同意——“爱拼才会赢”。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亦曾写过这样一首劝勉后辈奋发有为的现代诗：“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今日看来，这首诗词的现实写照在美国体现得似乎更为明显。
总而言之，完善的法制系统这一“硬度”基础存在，使得美国国家管理从“法制”（rule by law）向“法治”（rule of law）过渡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这种过渡已经部分实现。这种状态使得美国企业人的思维过程也就具有了法的精神基调。这种思维基调又能促进美国法制系统良性运行。两者相得益彰，使法制系统积极升级，使法治过程不断完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处处公平，事事公平。同时，笔者深知，上述文字不足以全面阐释美国法制系统完善这一宏大课题，只愿这种简洁的框架思路有助于中国企业人对美国企业人思维的社会性物质基础建立起初步印象。
美国科技系统发达被列为美国国情的第二大硬度特征，这与美国身为“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相称。首先就此子题的讨论基础做两点铺垫性说明：第一，科学技术的硬度不容置疑，即便管理科学等所谓软科学也应获得适当地位；第二，美国国情的第二大硬度特征是“美国科技系统发达”，而非“美国科技发达”，也就是说笔者的关注点聚焦于美国科技孵化的制度系统而非美国科技的现实状态。
美国整个科技运营系统由四个子块组成：①政府科技系统；②企业科技系统；③高校科技系统；④非营利性科技系统。
国家实验室是美国联邦政府科技系统的骨干力量。目前，全美大约有800多个国家实验室。美国大约3/4的研发工作由企业科技系统完成，全美3/4的科研人员分布在这些科技系统内。美国基础研究基地主要在大学。全美有300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拥有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高达300多所，诸如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大伯克利分校等研究型大学都是科研佼佼者，全球闻名。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之后就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起于民间的非营利性科技组织也不可小觑。这股力量播撒了科技的民间热情。
美国科技系统由宪法导引，由法规严加规范，体现三权分立思想。整个系统运作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提倡创新。从辅助操作层面考察，美国拥有一整套全国性法律、税收、证券、公司治理、会计、破产、移民以及研发等系统规范，同时辅以为高新科研配套的各项服务：风险投资、银行服务、律师服务、会计服务、咨询服务、猎头服务以及其他专业服务。这些系统模块既相互独立又紧密互补。互补默契的话，产学研互动就会形成一条龙。美国硅谷是三大领域互动的成功典范，值得我国借鉴。
中国有句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和艰巨性。既然艰巨又有周期，如果再没有一个整套过硬的系统来保证，怎么可能建立科技人才高地？如果拥有一整套覆盖面广的硬度系统，科技生活化程度自然而然会高上去，而且还会带来“科技人才收割机”的高端社会效应。美国科技系统现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一效应从二战时期就已开始。当时，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欧洲科学家群就成了首批被美国“科技人才收割机”成功收割的“稻谷”，使德国等欧洲国家成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稻田”。从此，欧洲就开始日渐仰望美国了。工业革命虽然不是始于美国，电气革命也不是始于美国，美国科技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是本土美国人（微软总部2万人中，仅中国人就多达2000人），但是美国发达的科技系统却足以整合这些“核心中间件”——人才和技术。系统化的好处就在于：承前启后，持续发展，开拓创新。美国科技系统在这方面表现够硬，谁也无法否认。
关于美国科技系统，最后补充说明一点。说美国科技系统够硬，一点不假，但是这种硬性也伴有柔性，而且这种柔性往往最美。仅举两例：迈克尔·戴尔和比尔·盖茨双双中途辍学，又都双双成为科技创业英雄。戴尔公司和微软公司只是两个特例，不足为证。但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就好比一般人都认为，一个人在向空中抛掷硬币时，不可能连续七次或十次都抛出正面朝上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统计学研究表明，这不仅可能，而且也不难。达成目标的条件并不复杂：抛掷次数足够多。其实，爱迪生当初成功发明灯丝已经证明了这一原理。戴尔和盖茨貌似横空出世，其实背后不知有多少“戴尔”和“盖茨”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尝试着。所以，微软是一种必然，戴尔也是一种必然。美国科技系统的柔性之美正在于此。它能够宽容比尔·盖茨抛弃哈佛，能够原谅戴尔抛弃当初就读的大学医学院，并且还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创造柔性系统环境。试问，中国科技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宽容抛弃清华、北大的年轻人，并为他们创造制度环境。话说回来，中国年轻人中有谁敢抛弃清华、北大，攀还来不及呢。
最后，说一说美国国情之第三大硬度特征——军事力量强大。
美国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经乐观预言：“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仍将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打心底里并不乐意接受这种预测。不过，不乐意归不乐意，现实还是需要面对。
“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利状况，但是其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仍占全球1/3强，约等于紧随其后的日、德、法三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且，在领导全球经济的三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WB）的过程中，美国继续保持强音。我想马克思说得有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美国庞大的经济底盘也保障了它在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UN）中占据着大哥大的地位。
让人高山仰止的经济成功塑造了美国国情中颇为引人的柔性之美，否则美国人的爱情影视无法把东方的善男信女们折腾得死去活来。有点遗憾（当然，美国人未必觉得遗憾），这种内柔之力并没有被按捺住，最终还是以一种财大气粗式的形式进行了全球释放。正是因为这种释放，美国国情就具备了一种全球性刚性和硬度。最引人注目的释放形式就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政治学说认为，军事隶属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美国普通百姓也许不会去仔细推敲政治学说当中的这些绕口令，但是他们一定对在世界各地游弋的美国航母舰队印象深刻，甚至以此为荣。尽管他们也反对美国当局无谓地虚耗社会纳税，但是他们似乎又不是真正在意。否则，他们绝不会将将就就地同意让美国军队践踏科索沃、捣毁阿富汗、掀翻伊拉克。况且，他们总是说自己的每个毛孔里都流着民主的血液。虽然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内此起彼伏的各项反战活动中认定美国人民也热爱和平，但是好莱坞包装的美国大兵在美国国内又最叫座。这或多或少说明，美国民间对军事意象有着某种强烈的心理需要，活像中国老百姓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皇宫秘史一样。结果，这种摇摆反而让美国军事获得了更大的事实存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么多摇摆却未能成功收缩美国军事存在的空间。你也许会好奇地发问，那么能不能不摇也不摆呢？稍稍深思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后悔自己问得太稚嫩。因为美国佬大多晓得，强大的军事存在永远都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的先头步骤。在摆动中，这种先头步骤可以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走得更稳；在摆动中，这种先头步骤可以在美国国内的正义呼声的掩护之下名正言顺地去捕捉美国利益。目前，美国将关岛作为“军力投放中心”就是为了捕捉遏制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的美国利益。摆动次数多了，美国人民也就习惯了（或者换句话说，习惯也就养成了），也就半推半就地配合了。这样，美国军事存在也就悄悄成为了深深印刻在美国人脑海深处的客观现实之一，并悄然内化成美国价值观之一。久而久之，这种价值观就与这种先头步骤相得益彰了。
与多数国家相比，美国一直都不欣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如此这般，美国军事存在就成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硬度国情。这种硬度天天以各种形式刺激着美国人和美国企业人的大脑皮层。不管好莱坞做多少柔化的努力，这种硬度都不会有丝毫的实质性减弱。
就此打住，上述三大硬度国情已经足以粗略地格式化美国人的大脑空间，足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去反映和领悟一番了。为此，美国人思维模式也就与上述三大硬邦邦的国情结下了不解之缘。至少我可以说，美国人思维模式的裱框来源于上述三大国情，三大硬邦邦的现实，三大寒嗖嗖的规则。
为了总结上文，也为了开启下文，作为上下承启的衔接。
这张简图以及它所建构的思想空间可作为本书跨文化章节的一大结论：“冷规则”箍扎着美利坚，也规矩着美国人。至于何为“圆”、何为“方”以及“方”与“圆”的关系又为何，还是放到下一节去分解吧！
外圆内方：“暖规则”运筹中的东方代表——大中华
还是先不要急于解析“方”和“圆”。刚刚感觉了一下人家美利坚国情的硬度，现在该来触碰一下咱们自己国情的软硬，也好有个比照。有了比较，再解析“方”和“圆”之意就不难了。
用“法制系统、科技系统、军事系统”等三个宏观指标简要评述了美国国情的“绝对”硬度。现在，同样选取这三大指标来考量中国国情，相信会有所悟。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大发展的历史阶段，用何清莲女士的话讲，中国航船正在驶进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加之，全球化飓风席卷中国，自然而然，内外对冲，新问题、新情况、新形势不断涌现，挡也挡不住，自成局面。与之呼应，新法律法规不得不出台，不得不随需应变，虽稍滞后。另外，法律不会自动调节，法律机制也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人来执行。目前，执行过程也有文章，身边报纸杂志上的案例俯拾皆是。更何况，我国执法系统和监督系统都还存有一些制度性缺陷，法学界对此有不少论争。说中国法制系统完善吧，至少目前还不能如此乐观，至多承认我国法制系统正在大发展、大进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有点“软”，换种概括方式，就是还“不够硬”。
如果我们说中国科技系统发达吧，人家则会说我们自欺欺人，毕竟我们一没有堪称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二没有成熟的科技运营系统；三没有引无数科技英雄竞折腰的中国“硅谷”；四没有“下一代的科技热情”和基于家庭教育的民间科技基础；五没有国际成熟水准的民间科技孵化机制。要不然，某些发达国家也不会将中国高校直接比作他们高等学府的“预科班”。即使在不得不向人家展览一下中国教育系统的历史渊源时，我们也只能倚老卖老，搬出千古弥芳的诸子百家、科举佳话、几大民间书院以及汉唐宋元明清的那么几个名家而已。说实话，这一系列软肋都让中国科技系统一时硬朗不起来，还有什么好多说，还是那个说法——“不够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位居世界第一。说这一系统强大吧，人家有怀疑。毕竟，以下三点实情无法回避：一是我国军队近20年来未经规模性实战考验；二是我军在世界其他区域没有任何军事存在，即便有，也只是一些诸如舰队互访、联合演习等军事交流形式留下的软性影响；三是我国军事战略研究谈不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反倒有人云亦云之嫌。
可以想象得到，上述三大指标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而逐渐变“硬”，但是当下与美国比来仍显得“不够硬”。国情“不够硬”，国人心理自然“不够硬”。这样，“不够硬”与“硬”之间就留下了一截心理空间和操作空间。在中国，这段空间也不是虚空着，往往为无所不在的铰链式“关系”（relation）所填补：
那么，是不是美国的“硬”与“不够硬”之间就没有丝毫空隙呢？我看也有，只不过同比之下小得微不足道而已。毕竟，总统“拉链门”都可公开做文章或多或少给美国资源系统、美国执政系统以及美国民间系统提供了一些硬气的理由。可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关系”的影响力不是很小，而是很大，它的影响力甚至占据着国人心理空间的相当部分（只不过，现在尚无确切民意数据来量化这一比重）。在国内，“关系”不仅作为一种资源杠杆而存在，而且也作为一项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人生艺术修炼而存在。前文讨论过，中国人从小到大一直都被“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及“中庸之道”这三大思维原则所导引，时刻熏陶在内隐“进退关系”的氛围之中，而且很多行为都被上述思维三原则所框住。如果对中国关系进行划分，我们会发现，国人大多进退于“家族关系”、“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三大系统之中。尤其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为人生之必修课题。如此一来，中国“家族关系、工作关系、社会关系”的影响合力就与中国“法制系统、科技系统、军事系统”的影响合力产生了交互影响。对此，国人大多心知肚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几成一种潜在的全民心理操作系统。因为关系客观存在，所以中国规则就有了暖暖的体温。在这种暖烘烘的氛围中，大多数人虽然秉持“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古训，但是个体性仍难免被熏出个圆头滚脑。正如大家常说的那样，棱角被磨掉了。
在三大关系系统共同作用之下，中国人就被浓缩进了上面的图形符号。这个“外圆内方”的符号虽然酷似“孔方兄”，但是其内涵却与“孔方兄”多少有点大相径庭。
实际上，“方”和“圆”并无深义，反而大道至简。本书将“方”定义为以“规律、原则、规则、制度、规范、规矩”等为代表的制度范畴；而将“圆”定义为以“平衡、变化、变通、人情、关系、特例”等为代表的人为范畴。
无论对于美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制度范畴与人为范畴都会在他们身上交互体现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两种范畴交互在美国人身上与交互在中国人身上的比重大有差异。识别这种差异倒也不难。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统领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映人的心理。所以，观察行为可以感受心理。
与美国人打交道，更多地会体会到制度范畴的影响力，公务交往尤为明显，私务当中也留有制度范畴的明显印记。这是“外方”。此外，美国人还“内圆”。中间之圆表示美国人内心非常善于“变化”、喜欢“求新”、关注“对等”、倡导“公平”。所以，人家的提倡人性和创新也不是一点儿没有道理。与中国人打交道，更多地体会到人为范畴的力量，无论公务，还是私务，皆然。这就是“外圆”。除了“外圆”之外，中国人还“内方”。中间的这个正方形方框表示中国人的内心非常看重“规范”、讲究“原则”、注重“伦理”、在意“等级”、追求“优越”、喜欢“过人”、好争“尊卑”。其实，无论“外圆内方”，还是“外方内圆”，位居这两个图形中间的“内方”和“内圆”才是关键，才是核心，因为“外圆”和“外方”都只不过是实现形式、行事方式、实践手段而已。
“内方”和“内圆”与“外圆”和“外方”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矛盾之处在于：“内方”反而输出“外圆”，颇有“刚中柔外”之弦音，为人为范畴授柄，人为操作的“暖意”比较明显；“内圆”反而输出“外方”，颇有“柔中刚外”之意味，为制度范畴设基，制度程序的“冷意”比较明显。统一之处在于：“圆”与“方”并非决然迥异，而是互相变通，冷暖互知，并不呆板；无论对人为范畴而言，还是对制度范畴而言，均出现“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圆互通”等行为现象，含有辩证意义。为此，中国之“外圆内方”和美国之“外方内圆”分别体现人为范畴之“暖”和制度范畴之“冷”时既矛盾又统一。当这两种人碰到一起时，定会有所分歧，没有分歧就怪了。但是，这两种人也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可以取长补短，谋求理解。所以，需要到位的沟通来增进了解、化解跨文化分歧。
中国历来都被暖规则运筹着，过去是，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是似乎仍然如此，但愿未来会有更大改变。作为中国企业人，不能不感悟这种暖规则，不能不研究它，也不能不记住这些结论：
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社会环境里，人不方不能活；在一个不拼也能赢的社会环境里，人不圆不能活；在一个拼与不拼都可能赢的社会环境里，人既方又圆才能活。
中国社会“不拼也能赢的社会环境”正在被进一步压缩；而“爱拼才会赢的社会环境”正在被进一步拓展，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拼与不拼都可能赢”的阶段。依我看，还是抛弃幻想，要“拼”。可是，究竟“拼”什么？毫无疑问，拼智慧，拼心智，拼至简之大道。
交通事故：“情理法”与“法理情”撞车
无论对客观外在的“社会潜则”（即社会潜规则）而言，还是对主观内在的“思维基序”（即思维基本顺序）、“思维方式”以及“交往哲学”而言，它们都在基于中美两国各自文化的“交往策略”上得以真实聚焦。而且，这一焦点为深度分析中美企业人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提供了支点。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必然要交往，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于是，人的交往关系就成为了人类社会主体之间最重要的实践关系。有史以来，集“哺乳动物、社会动物、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文化动物”等诸多名号于一身的人类一直都在发展和健全自己的社会交往策略。历史悠久的中国人这样做，历史短暂的美国人也这样做。迄今为止，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策略五花八门，但是这些策略一般都跳不出三大策略范畴：“情”、“法”、“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诸如“战争”、“谋杀”、“诈骗”等非常规策略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作为有意逐渐融入国际竞争的中国企业人，需要弄清楚中外企业人交往策略范畴的差异，尤其要搞清楚中美企业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毕竟人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军团，可学之处颇多。但是，不管是美国企业人，还是中国企业人，交往过程中的策略选择范围均不外乎“情”、“法”、“理”三大范畴。但是，中美企业人在交往策略的选择顺序上却存有显著差异。
划分“上策”、“中策”以及“下策”是以现实中人们选择交往策略的先后顺序作为依据。因为这样划分才算真正反映现实。一般而言，美国企业人的交往策略首选“法”的范畴，退求“理”的范畴，迫选“情”的范畴；而中国企业人则往往首选“情”，其次讲“理”，被迫无奈时才用“法”。在笔者亲历的2003年世界500强驻华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大型访谈项目中，那些接受访谈同时身处跨文化工作环境的高级经理人不仅指出了这种差异，而且还表达了他们自己对工作中的这种顺序差异的感受，这也算是一种经验性验证吧（有关详情请参阅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的《世界500强企业人事经理大型访谈项目——我们需要怎样的员工》一书）。
在中美交往策略范畴中，“理”都介于“情”与“法”之间，作为一种中间策略范畴而存在，作为“中策”而供选用。这说明，“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心理契约性，具有软信力，从而使“讲理”成为一种具备调谐功能的中性交往策略。可是，中美企业人在“情”和“法”的选择上却迥然相异。前者视“情”为首选策略范畴——完全的软性契约，后者却视“法”为首选策略范畴——完全的硬性契约。这与前文讨论过的“冷规则”（美国）和“暖规则”（中国）似乎又融通了起来。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就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契约心理，基于契约心理的交往风格自然也就有所分别了。
如果用“法”和“情”构成的坐标系来定位中国人的经济交往和美国人的经济往来，很容易就会发现：中国人往往习惯于用情感包装利益，感情流露在外，利益隐藏在内，表面之情很丰富，内心之情实为有限；美国人则往往用利益包装情感，利益直接表露在外，作为一种公开之声，情感不轻易表露，深藏在内，表面看似无情，但是一旦建立信任，内部之情就会因时而生，逐渐释放，即便为商务往来也不例外。当然，现实也许并非差异得如此明显，但是总体情况大抵如此。为了让理论更具解释力，将差异表述得清楚一点还是必要的。
上述差异与中美国情、中美历史、中美文化等差异面有着诸多联系。这些联系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至少值得我们联系实际好好体悟一番。这样，我们中国企业人才能减少与美国企业人撞车的几率。
以茶代酒：“自律”和“他律”之间的数学运算
学过代数学的人，想必一辈子都会记住“a b=c”这个公式，因为它很了不起，不但可以变成“c b=a”或“a c=b”，而且还可变成其他异常复杂的形式。如此多端的变化往往让人形成这样的模糊印象，所谓代数只不过就是通过此类大道至简的公式去假设和演绎一些现实的或者虚拟的存在关系，而几何学就有所不同了，往往通过一些立体直观的线条图形来传达某些现实的或虚拟的存在关系。学过几何的人，估计更不会轻易忘记黄金分割点所凝聚的那份美学价值。当然，笔者无意在此对理论数学与图形数学发表什么一己之见，倒是着实想借人们对几何学与代数学的模糊印象来类比一下前文所述及的“冷规则”与“暖规则”的关系问题，并期望能进一步揭示这两种规则之间的互联互通关系。
对于东西方社会各自所奉行的游戏规则而言，或干脆具体说成，对于中美两国所奉行的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而言，光从东西式交往策略——“情理法”和“法情理”这一角度进行讨论远远不够。故此，想多做一份努力，但愿此番折腾能增加东西文化互相取暖的可能性，能有助于中国本土企业成长。
几何学所描述的联系就像一些看得见却不见得就看得清的“他律”，一种明显暗隐的关系，一种公开的冷规则，一种刚性的硬规则，与美国社会的“冷规则”有几分暗合，而代数学所描述的关系就像一些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的“自律”，一种明隐暗显的关系，一种暗藏的暖规则，一种柔水般的软规则，正好与中国社会的“暖规则”有点暗合。在现实交往中，“外圆内方”的中国人往往重情，比较好处——美其名曰“变通”；而相对而言，“外方内圆”的美国人往往重法，比较守规则，重契约，讲诚信。相比较之下，很容易发现，美国人推崇“他律”约束，恪守原则，守卫系统路径，严控系统自由度，立足“批处理”，对“变通”无甚好感，维护制度尊严，典型的几何式思维；而中国人则注重“自律”约束，大话原则，摆脱系统路径，放任系统自由度，着眼“点处理”，在意“变通”，私降制度分量，典型的代数式思维。在企业中，肆意变通往往弄得各部门鸡毛满天飞，蒜皮满地扔，规矩纵横不清，易成“乱局”——典型代数难题（面对好多平衡等式，却毫无头绪，不知该先演算谁）；丝毫不变通又往往弄得各部门条块割据，山头林立，纲线高悬，易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死局”——典型几何难题（实线虚线条条清楚，就是不晓得所缺的那条辅助线该画在何处）。在企业“乱局”中，员工的勤恳大多会被“鸡毛满天飞和蒜皮满地扔”式的制度成本对冲掉，如有盈余，乃属大幸。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先生曾在《新财富》上专文讨论过“勤劳对冲制度成本”的问题。饶有兴趣者，不妨索之一读。在企业“死局”中，各部门表面上照章办事，暗地里互相较劲，彼此设障，实为明推暗拖，使得运营效率降低，制度成本暗升。前些年，中国内地流行指责国有企业“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问题恐怕也在于此。笔者愚见，恐怕任何工业组织均无出其右，只不过中国国有企业表现得稍微明显一点罢了。
难道工业组织中的这种“乱局”和“死局”就没有解了吗？
在国际经营趋势日盛的今天，破解全球工业组织中的“乱局”和“死局”的解决方案似乎一半隐于东方（中国），另一半隐于西方（美国）。在东西对冲的文化时空当中，中庸思维也许更能托载那些基于文化差异而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面对西方“冷规则”与东方“暖规则”冲突，中庸之道也许更能融通东西，更能化解矛盾，更能缓解冲突。就像唐代魏征所说的那样，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融通东西的关键在于定位东西两个半解的文化内蕴与操作接口。归根溯源，一切从人开始，没有人，就什么都谈不了。隐在东方（中国）的这半个解在于人，隐在西方（美国）的那半个解也还在于人。从思维角度讲，就是要在几何式文化思维与代数式文化思维之间铺设一条暖气通道，好让它们相互取暖。数学家通过创建解析几何学这条路解决了几何学与代数学互相取暖的难题。那么，企业人（尤其是中国企业家）该如何在几何式文化思维与代数式文化思维之间铺设暖气通道呢？该如何应对“全球大棋局”中的文化规则差异、文化思维差异以及文化管理冲突呢？当国际化经营运作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中国企业人不得不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解答。
讨论东西方在思维基序、交往哲学、思维方式、社会潜规则以及交往策略等方面的差异的本意都不在于找出差异，而在于排解差异，求得融通。对于中国企业人而言，光知道冷性规则和暖性规则、法理情和情理法、实用主义和进退关系、从小到大和从大到小以及桥牌思维和麻将思维是不够的，更需要知道如何在这些差异之间建构一套融贯东西的思维法则来指导自己的全球化商务实践。笔者作为企业人的一分子，长久以来对融通上述差异这一问题稍有思考，这里借解析几何的表现手法——图形加解析来抛砖引玉一番。
经过由外而内的社会化作用，中国人表现得“外圆内方”，美国人表现得“外方内圆”。当这两种人进行全球商务往来的时候，就存在一个关乎内外方圆的问题，就得有所讲究，至少要有一个针对该问题的简单思路。对于中国企业人而言，积极主动地建立某种针对该问题的简单可行的思维方式显得更为重要，毕竟中国企业人暂时位于国际总体竞争态势的下风。与其双方争个头破血流，不如处于下风的一方先来个建设性地顺势而生。因此，笔者认为，彻底改变“外圆内方”与“外方内圆”显得不现实，但是融通一下“外圆内方”和“外方内圆”还是有可能的。如果将“外圆内方”与“外方内圆”简单叠合，就变成这样的解析范畴——“兼而有之：外方内圆；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如前所述，本书将“方”定义为以“规律、原则、规则、制度、规范、规矩”等为代表的制度范畴，而将“圆”定义为以“平衡、变化、变通、人情、关系、特例”等为代表的人为范畴。另外，从前文大量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内”主要指“心”——思维，“外”主要指“行”——行为。从中国企业人的角度考察“兼而有之：外方内圆；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就会发现，“方外圆内”的“内”似乎比较好，既体现中国人的制度范畴，又体现美国人的人为范畴，而且体现的是一种有制度约束的心理解析范畴；但是，“方外圆内”的“外”就显得有点不可行，毕竟要中国企业人完全像西方人那样“外方”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建议不妨将“兼而有之：外方内圆；方中有圆；圆中有方”进一步融通至“兼而容之：八面玲珑于行；外方内圆于心”的解析范畴。事实上，在中国工作的许多西方人（包括美国人、欧洲人等）已经逐渐“入乡随俗”，表现得有点“玲珑”，表现得有点“外圆”。当然，他们的表现还称不上“八面玲珑”。显然，“玲珑于行”是可行的，只不过中国企业人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八面玲珑于行”。由此可见，“兼而容之：八面玲珑于行；外方内圆于心”的解析范畴既体现东方文化，又体现西方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外面用“理智”表达情感，里面用“法理”配合情感，可谓有情有义。中国企业人用这种思考范畴来指导自己的国际商务实践应该是可以排解文化差异的，对取得商战胜利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