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一生：东西方人生的苦乐轮回
2003年前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国际管理学会为其颁发过杰出成就奖）提醒人们说，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同时他认为，中国社会有足够的智慧与力量利用业已获得的空间与机遇，继续跨越尔后的关隘。对于中国拥有跨越关隘的足够智慧与力量，我向来笃信不已，从未生疑，因为我们总能成功找到“第三条道路”——一条不同于西方又不悖于西方的中式路径。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其间，一代代人付出辛劳，体味了甘苦。当下，中国企业人，内逢改革年代，外遇国际对手。加之，历史因由阻滞过民族脚步。这种既喜又忧的形势让我们中国企业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简单一生与“第三条道路”之间的契合问题，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人与美国人人生之间的别样，以便为民族发展推一把力。二战时，某著名将军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让士兵上战场时，会把他们想象成一堆“蚂蚁”，而不是人，因为我一想到他们有妻子、孩子、父母，就不忍心让他们去送死。还好，真正优秀的企业领袖很少用这样的方式思考关于人的问题，他们非常在意企业人的完整性，非常在乎企业人的人生质量，他们既不想让自己麾下的企业人去“送死”——断送职业前程，又不想让自己的企业去“送死”。这正是我讨论企业人人生的重要动因。
从古至今，有关人生的讨论形形色色，瀚如烟海，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东西方皆然。但是，从企业人范畴对比分析东西方人生的文字却不多见。怀揣一颗好奇之心，带着一股文化热情，我忍不住想从部分人生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管窥一下中美企业人成长的苦乐走势，并借此泛谈一下人生苦乐轮回的个人发展价值及现实管理意义。吾非圣人，亦非哲人，乃一普通企业人。故不打算去讨论什么深奥的人生哲学，也不想去触摸什么饶舌的终极价值，只想简单说说中国人一生中苦乐心理状态的变化，尤其谈一谈就业之前那段可称之为“3岁定80”的关键人生路，并与美国人的同等人生阶段对比观照一番。
在就业之前，人们基本上都在接受初高中教育，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过，受教育程度对本节所讨论的问题并无实质意义，对本书所探讨的战略思维问题也没有实质影响。而且也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战略思维距离那些高学历者比距离那些低学历者（甚至无学历者）更近一些——因为许多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却成了战略实践大家。为了便于展开论述作为阐述中美企业人就业之前各人生阶段的苦乐走势的引子。横轴表示中美企业人的年龄，纵轴表示快乐心理状态的高低程度。绘制该图的基本假设为，人喜乐厌苦，追求快乐人生，相信快乐人生既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又有助于发挥创造力。所以，用“乐÷苦”之比值作为绘制苦乐走势曲线的坐标点。
在国内成长并接受教育的人都知道，中国孩子自从踏进小学校门（甚至是幼儿园）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就开始模式化起来，他们的笑声就开始逐年减少，生活就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们的小小人生就开始了“苦难行程”。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孩子们起早摸黑。在家，父母唠叨不停；在校，老师喋喋不休；在外，长辈叮嘱不已。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开始进入更高年级，课业变得越发沉重，好像总有做不完的练习与考卷。与此同时，出于诸多缘由，为数不少的孩子还要参加名目繁多的辅导课程。此风渐劲，城乡皆然。在初等教育阶段与中等教育阶段，中国孩子很少拥有真正的快乐心理状态。这种苦乐心理状态走势曲线在中国高考临近时达到极低值。稍览上图，一目了然。相比之下，美国孩子在初等教育阶段与中等教育阶段却过得比较快乐，比较舒心。这也许与美国教育体制及社会心理密不可分。稍微了解美国教育体制的人都晓得，美国政府不同于中国政府，并未设置一个高高在上统而划一的教育部，而是下设50个州级教育部，一州一个，相互制衡，搞得比较复杂。这使得美国教育系统就像个大花园一样，奇花异草，争奇斗艳，竞相开放。其间，孩子们无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参加什么整齐划一的高考。制度复杂的美国为孩子们能够快乐地学习与生活提供了客观空间。另外，美国社会的多元特性似乎让整个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多了几分宽容。美国人虽然也知道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更以能入麻省理工、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及斯坦福等名校为荣，但是他们很少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唯一正确的人生出路。就这样，客观的制度保证，主观的心理宽容，琴瑟和鸣，反倒让美国孩子从小到大都快乐地梦想着，生活着。加之，美国社会娱乐机器精密无比，创意无限，更是让孩子们乐上加乐。
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之后，中美两国学生的苦乐心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大学生认为，自己是从“独木桥”上挤过来的，现在是精英，“苦尽甘来”的时光到了，不乐一下怎么对得起自己。这就是中国人“先苦后甜”的一贯心理。于是，中国本科大学生宝贵的四年青春被浓缩进了“醉”（“天之骄子”，陶醉不已）、“生”（上行下效，享受生活）、“梦”（梦想未来，寻找理想）、“死”（大势已去，死逼理想）四个大字，加之，中国大学系统本身存在一些不足，更是火上浇油。从广义上讲，中国大学生的苦乐比值（快乐心理状态的指标）应该是上升的。可惜的是，这种快乐心理状态是以“荒废学业”和“虚度青春”作为代价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论述仅针对一般现象而言，不着眼于特殊现象——毕竟中国高等学府中还拥有部分优秀学子。进入大学之后，美国年轻人“苦尽甘来”的心理并不像中国年轻人那般明显，因为此前他们并没有觉得过得有多苦。相反地，他们这时倒是觉得自己该好好苦上一苦了，该好好奋斗一番了，“美国梦”得靠自己，也老大不小了，该独立了——中国大学生独立者鲜见。更何况，大学是智慧资源、人脉资源以及学习资源最为富集的地方，不好好利用将遗憾终生。于是乎，美国大学生利用大学时光定位自己，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好好苦了一把。看样子，他们似乎比中国大学生更能掂量出下面这段出自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之口的至理名言的分量：“青年学生感到生活是严峻的，这是因为对他来说，现在比将来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还具有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要成为完整的人全在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并取决于日常生活的指向、生命的每一瞬间和来自灵魂的每一冲动。”加之，美国大学系统又稍微完善一些，人性一些。这样，个体行动“由内而外”，制度保障“由外而内”，双方呼应，配合默契。当然，这也仅仅是着眼于一般现象而言，不针对特殊现象——毕竟美国高校中也拥有一部分虚乐分子。单纯从苦乐比值看，美国大学生没有中国大学生那么快乐，但大学人生却很充实，也有乐子，实可谓“苦中有乐”。
中国学生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张进入高等学府的入场券而“苦”，也真够耐心，一苦就是十几年，然而，却不愿为深切体验高等学府的精彩过程而“苦”——仅仅“苦”上个短短的三五年，而美国学生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在就业之前，中国学生“先苦后乐”，美国学生“先乐后苦”。两者均构成一个苦乐轮回。
关于中学阶段与大学阶段之间的关系，教育家们早有睿智理解。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就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他在提醒人们，年轻人在大学阶段应该更加刻苦，因为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梁启超曾经引用《易经》中的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青年学子要努力树立“完整人格”。大学生不刻苦，何以树立“完整人格”？毛泽东也曾提醒世人：“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中国学子确实应该多一份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心思。尽管毛泽东的话未必直接针对中学阶段与大学阶段之间的关系而言，但无疑值得青年学子铭记。
完成高等教育之后，莘莘学子纷纷就业，参与社会创造，其中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企业界成为企业人。在考察中美企业的创造性时，我们很明显地发现，美国企业人的整体创造性要远优于中国企业人的整体创造性。虽然我不敢轻易断言这与双方在就业之前的心理苦乐轮回有着某种内在因果关联，但是我却坚信这与前述之苦乐轮回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十几年的“真苦”与短短几年的“虚乐”形成中国企业人主干阶层就业前的心理苦乐轮回，尔后他们所置身的就业人生阶段就是直面来自工作、竞争以及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即使有所成就，也大多在重压下取得，身心能快乐到哪里去。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可想而知，创造力能高到哪里去。很难相信“苦水”中能够泡出真正的群体创造力。与此相对，十几年的“真乐”与短短几年的“虚苦”形成美国企业人主干阶层就业前的心理苦乐轮回。尽管他们在就业人生阶段也要直面工作、竞争及生活等诸多压力，尽管他们的工作成就也大多在压力下所取得，但身心却没有中国企业人那般疲惫，因为十几年的快乐心理所形成的积极惯性与几年踏实苦干的才学之思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外界压力，释放创造动力。过了就业阶段，人的简单一生也就大局已定。因此，就业之前的心理苦乐轮回对人的一生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也就是说，“3岁定80”并非空穴来风。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就业前的心理苦乐轮回对“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及“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人生阶段都有所影响。《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样，五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大人生信条就被《大学》提了出来。尽管人们现在已经很少采用此类说法，但是这八大信条的顺序与实质却没有因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仍然引领人们向前发展。同样，就业前的心理苦乐轮回对象征人生各阶段的这八大信条的现实存在也会有所影响。
下面，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数字“七”与一幅坐标来描述一下中国企业人的简单一生及机遇状况。至于为何说“七”具有文化之味，这里不做论述，相信大家仔细想想跟“七”有关的文化主题就能领略它的妙处。况且，七十岁也确实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孔子对人生的划分并非没有道理。一般而言，七十岁前，机会胜过威胁；七十后，威胁胜过机会。这样，“机会胜过威胁”的人生就由十个七年构成，其中包括懵懵懂懂的童年（第一个七年），以及少不更事的青少年（第二、三个七年）。于是，就只剩下七个七年能真正有所作为，其中每个七年可以各称为一次机会，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开始，人会拥有“七次人生机会”。人们发现，一般人很难抓住第一次机会和第七次机会，原因很简单，前者因为年轻，后者由于年老。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五次机会”。那么，人是不是可以五次机会全都抓住呢？可以，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般人还会错过其中两三次机会，不过很难说清会在什么时段错过。因此，只有两三次机会算得上是真正可以抓住的机会。但愿就业之前的苦乐心理轮回不会让中国企业人错过更多机会，我为之祈祷。补充一点，这里的“七”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并非一个完全绝对的数字概念，相信大家心中有数，模糊向来是中国文化的魅力。
追问一句，那七十岁以后干什么呢？在我看来，人到七十，就应该准备著书立说，启化后世——哪怕仅限于启迪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也显得功德无量。启导之风勃兴，整个社会和谐进步之势将不可挡，因为社会微观基础的“内音”开始大面积和弦。更何况，自古至今，“家”（即家庭或家族）就像梁柱一样，构筑并支撑起中国的微观社会结构。我相信，此类“著书立说”有助于铺筑和加固中国式“第三条道”，也有助于让行走于其上的中国人大行其道。
七十岁前，七十岁后，就是中国人的简单一生，其中就业之前的苦乐心理轮回应当被纳入战略视野予以高度关注——这事关中国企业的全球分量。
三种心向：德为先，和为贵，中为道
无论人生有几次机会，国学大师王国维都已经在《人间词话》里提醒过人们，要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东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学大师终究为国学大师，引经据典，把理讲得既有诗情画意，又显得大道风雅。王国维所谓的三种境界，实际就是在隐喻或提倡中国人生观中的一种目标导向顺序——先苦后甜。其实，在王国维之前的范仲淹早就在《岳阳楼记》中点明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顺序。一前一后，似乎说明“先苦后乐”是一种历史传承，也是中式“第三条道”的文化韵脚。
尽管声言所有中国人都遵循“先苦后甜”的人生目标导向顺序显得有点以偏概全，也不符合现实，但是说绝大多数人都遵循这一顺序应该是符合现实的，也是能被接受的。何况，这种顺序与一个正在努力奋斗的国家的身份与逻辑也是相称的。尽管很多国人甚至一辈子都未能真正到达“先苦后甜”的终点状态——甜，他们的生命或努力在中途就戛然而止，化为永恒，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人生价值。他们活得艰辛，一声不吭，却无怨无悔。茫茫人海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不少中国企业人。在内心深处，我尊敬着他们。至于其他人，仍然在继续“先苦后甜”的人生顺序。在中国，城里也好，乡下也好，城乡结合部也好，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不贫不富的人也好，大家都在默默地沿着这种人生目标的导向顺序一步步往前走，中国企业人也在遵循这种顺序，在推动着这个民族不断前行，就连整个国家和民族似乎都在集体无意识地认同着这一序列。这就是中国，一个古老而且有胸怀的国度。这就是中国人，一个个鲜活而且有抱负的生命。或许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广泛的民间认同基础，中国才能得以如此步履悠悠地一路走来，在历史中不断践行着自己那“先苦后甜”的淳朴信仰，直至永远。
人作为一种富有灵性的社会动物，生性喜乐厌苦。这是人之常情。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应该也是喜乐厌苦的。不过，“喜乐厌苦”跟“先苦后甜”并不矛盾。在中国人眼里，“乐”与“苦”是一种辩证关系，而非简简单单的排斥关系；中国人之“乐”是一种生活状态，而非仅仅为了各种单独的快乐行为；中国人之“苦”是一种人生价值判断，而非琐碎艰苦的生活过程。更为精妙的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的起承转合把中国人“先苦后乐”的人生目标导向顺序梳理得合情合理。从历史文化与生活体验两个角度看，这种文化梳理过程既不是通过刻意的交易制度实现的，也不是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实现的，而是通过外化自个体内化于集体的三大心向来实现的。这三种心向分别为：德为先，和为贵，中为道。它们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格局的步伐逐年加快，越来越多的国人慨叹国内缺少各种必要的规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其实已经拥有许多规范，而且这些规范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传。正如美国亨廷顿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此公虽有诸般不是，但前面这句话却说得实实在在。这些规范好像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五千年积淀的集中代表，是大浪淘沙的精华浓缩。实际上，与其说这些规范是制度性的，还不如说它们是心理性的。让人倍感奇怪的是，它们竟然首先是通过口耳相传的传习方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德为先”、“和为贵”以及“中为道”就是渗入中国人心理结构的三大核心规范，数千年来一直在摆渡着中国社会，左右着中国人的生活，至今未变多少。可见，中国社会的这三大规范与规则是不言而喻的，是内隐心理的，是由内而外的。相比而言，美国社会的规则与规范却是需要言明的，是外显器物的，是由外而内的。或许这种差别与中国历史悠久而美国历史短暂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时间终究决定一切。历史没有为美国留足自我陶冶的时间，却为中国留足了这样的时光。有此认识，中国企业人就完全没有必要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大呼小叫，甚至惊慌失措，毕竟我们拥有自己的规范与制度，而且是一些深植于心理世界的规范——这事实上是最高层次的规范。对于中国企业人而言，也许堪称合理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要悦纳自己，悦纳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建立基于国际商务往来范畴的规范框架；最后要能融通规范框架与中国文化精髓，表现出中国企业人自己的独立风格，而不是无视中国企业人心灵深处的这些隐性规范，更不能简单故意、生硬粗暴地否定这些心理规范的客观存在。反正，抱怨、慨叹、失望肯定没有多大用处。更何况，一个永远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已长达五千年之久，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与民族既无法望其项背又无法跨越的一种长度。我一直坚信，中国人没有必要慌张，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回归性突破的民族复兴。对于极其微妙的中式规范，外国朋友可以暂时表现出不解、茫然甚至失望，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能，我们中国企业人更不能，我们不仅要从深处理解，而且应该从操作层面做出合理解释，做出调适。这才是中式“第三条道”向前延伸的现实文化基础。同时，这也是因应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恰当态度。唯独有此心态，兴许才能在企业范畴内真正建立对“德为先——和为贵——中为道”的理解框架，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据报道，正值国人义无反顾地放弃古典中式信条之际，西方人却开始乐此不疲地积极探讨或真诚采信我们祖先所留下的思想大道。
自古以来，“德”都是中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热门话题，它似乎囊括了“仁、义、礼、智、信”的全部内涵及其晚清才发展出来的全部含义。历代有关“德”的讨论，可谓百家争鸣，民间有关“德”的理解，也可谓各抒己见。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德”成为一个内涵相对独立、外延相对宽泛的中国理念，也不影响其发展成为一个解释力度深刻的理论框架。即便在今天，中国社会仍在行动上提倡道德之范，中国人仍在心理上呼唤道德之风。我不是中国思想史专家，也不是道德学家，所以不能武断地为“德”下一个所谓的定义，更不打算在此回顾中国历代有关道德讨论的内容，因为那将背离提升企业人战略思维的研究初衷。所幸的是，此处有没有任何有关道德的定义并不影响我提醒中国企业人关注道德。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强调个体修为、规范个体修为的本质是不变的。从现实角度看，虽然每位中国企业人对“德”都自有一番理解与把握，但是这不会游离“德”的本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过：“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与之相伴，“德为先”就传达出了一种文化价值共识，同时也就从社会评价角度规定了用人量事的取舍准则与决策倾向。对于具体企业而言，企业领导人的道德眼光锐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该组织社会操守的高下。还有一点关于德的内容值得一提，那就是，百行孝为先，孝为德之本。说孝道是中华文化中可以傲视其他文化的特质应该不会引起太大反对。中国企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至于某些道德教育流于形式，那并非道德本身的过错。无论何时何地，“德为先”都是中国个体价值系统的核心准则之一。这是不容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和为贵”也是中国个体价值观的核心规范之一。尽管自然界天然和谐的命题已经为现今科学界所证实，但是中国祖先似乎对此早就先知先觉。中国古代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更是直接提倡“道法自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概念一经提出，没过多久便发展成为中国人经世治道的参照原则。自然而然，“和”也就成为中国人时刻追求的人际状态，成为中国人大本达道的处世原则。与此同时，“和”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整体共识。《论语》载：“礼之用，和为贵。”也就是说，在理顺关系、处理冲突的过程中，“礼”只是形式与手段，而“和”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和合状态。在企业中，“和为贵”同样应该被视为交往与沟通的重要原则。况且，和谐状态并不影响企业追求卓越的工作绩效与优秀的组织效能，反而有助于增进企业绩效与效能，尤其能为烘托积极的组织气氛打下良好基础。目前，“一团和气”等理念之所以难以被企业界所欣然接纳，主要是因为这些概念的正面意义没有被正确宣导与应用，而其负面意义却被过分夸大与误解。中式理念似乎理所当然应成为西式管理理念在中国本土步履蹒跚的“必然理由”与“罪魁祸首”。这毫无理由。事实上，“和”既强调个体修为，又强调集体修为，是考量个体修为与组织气氛的一大本土标准，值得珍视。
除重“德”主“和”之外，执“中”也是中国个体价值观的核心规范之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这一规范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三大心向之一。而且，我似乎很难再找到其他什么规范来代表中国人的主要心向。从现存古籍来看，“中庸”一语似乎由孔子首先提出。该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说，中庸堪称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人们缺少它很久了。孔子虽把中庸提高到至德的高度，而且反对人们在行为上走极端，主张“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倡导“执两用中”（“极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等观念，但是他却未对“中庸”含义做出什么明确解释——弄得后人对此揣摩不定。在我看来，未对“中庸”进行明确定义并非孔子的疏漏，反而更显他的智慧。因为中国人追求和谐，而“中”又恰恰是一个既有边框限制又留有余地的“中行”思想框架，“中行”哲学有助于人们游刃有余地达成和谐。“中”是一个存乎于心、因人而异的思考框架与行为之道，不大好明确定义。在本章下一节中，我打算重点谈谈自己对“中”的粗浅理解，仅供朋友们参考。对国人而言，“中”既为个体行事方式，又是集体行事方式，甚至堪称为一种行事标准、行事艺术或者行事哲学。无论简单思考，还是复杂应对，无论个体把握，还是集体决策，“中为道”都不失为中国人大道至简的三大心向之一。
“德”重个体修为，“和”重集体修为，“中”重行事方式——同时适用于个体与集体的行事方式。现在，独缺个体之间、集体之间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往来方式了。因为倘若没有这么一种交往方式，个体、集体就都成为了大大小小的缺乏协同的“社会孤岛”。当然，中国祖先没有那么短视，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寻合适交往方式的努力。长久以来，中国人确实已经找到而且一直都在实践一种富有东方特色的交往之道。有研究认为，社会交往通常顾及两个价值层面，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层，另一方面就是经济价值层。从整体上讲，中式交往也不例外，既表现社会价值，又不失经济价值考虑。但是，从交往的硬柔序列角度看，中式交往采用“先柔后硬”的序列框架，而不同于西式交往方式的“先硬后柔”。相比之下，中式交往方式就来得更有策略一些，更符合人类的心理特点，也更显中国“第三条道”的智慧之美。享有如此高调赞誉的中式交往方式就是众所周知的“先礼后利”。不过，聪明的中国人为了调和中式交往方式“柔度过剩”与“硬度不足”之间的失衡状态，还摸索出了另外一种辅助交往方式——“先礼后兵”。大到国家交往，小至个体往来，中国人逼迫无奈才会起用“先礼后兵”这种交往方式。不过，无论是“先礼后利”，还是“先礼后兵”，“先礼”都是中国人乐意的选择，都是显露中华文化柔美之力的不变选择。至于根据，还是孔子的那句老话——“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我除了“先苦后乐”之外还要提到的又一种中式顺序。不过，在中国人眼里，“利”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少不得的，自古至今，都是这样子。毕竟，“被服饮食奉送生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千百年来，人们为生存，为物质而奔波劳碌，乃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是中国人绕不开的。
“先苦后乐”、“德为先”、“和为贵”、“中为道”，以及“先礼后利”就把“外圆内方”的中国人的行事哲学与年龄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勾勒得更形象更直观了。“两大顺序”夹杂“三种心向”，中国人的行事哲学。
为顺序问题做个补叙，以便更好地理解企业及企业人行为。无论对思想而言，还是对历史而言，先后顺序实际上都是一个必须被正视的客观心理序列。对中国这种历史悠久的国度而言，尤其如此，社会集体心理的惯性不是短期就可能轻易改变的，更要注意先后顺序这一问题。因此，片面否定“三大心向”与“两大顺序”的做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行事方式。可是，我们中国企业界在现实中似乎尚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仍在尽显“大跃进”之能事，试图用“短平快”的西方商学概念来全面西化甚至全面阻拒中式思维之道。中国企业领导人首先应该对中国商业思维发展的战略方向负起责任，而不应该对偏离航向的中国商业思维发展思路推波助澜。否则，失败是可以预想得到的。
身为中国人，有谁能否认“三大心向”与“两大顺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呢？！
几何图形：“中”之大义不言自现
倘若三个中国人一起走路，大多总是年长的或者位高的在中间走。当然，国际礼仪规范一般也很看重中间位置的意义与价值。可是，居中在我们这里获得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得多的认同与推崇，以至于我们的祖先干脆为我们的国度起名为“中国”——无论如何也要突出“中”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中”不等于“中庸”，“中”的内涵包含“中庸”在内，而且“中”的内涵和外延要远比“中庸”来得丰富与开阔。这也是我之所以将“中为道”而非一般人常言的“中庸之道”列为中国人三大心向之一的主要原因。从论述的深度与广度上讲，上节中有关“中为道”的讨论只能算起了个头，或者说为本节埋下了伏笔，而接下来的有关“中”的讨论才称得上是对“中为道”的阐释。在另著讨论三十六计的战略价值时，还将探讨有关“道”的价值，那将更有助于凸显“中”的意义。可见，“中为道”承上启下。
前面一些章节已经从诸多企业思维角度探讨过中式“圆形文化”、美式“方形文化”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但是，要深入理解中式“圆形文化”、美式“方形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最终还得回归到对“中”字的理解上来。无论如何，“中”除了在传达一种地缘概念和审美结构之外，还是一个具有图形美学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可作为解释东西文化根本差异的合适框架。而且，这一框架还有助于阐解中式“第三条道”的隐喻价值——殊途同归。
本书有关东西方文化差异（尤其是中美文化）的理论探讨也将告一段落了，这里恰好可借“中”之框架来总结一下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总而言之，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似乎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哲学基础、人性基础、治理基础，以及思维基础。当然，我在这里只是表达自己的陋见。也许会有朋友认为，东西方文化纷繁复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何止四个方面。对此，我不仅表示同意，而且随时准备拿出证据来支持这些朋友。下面就来简单陈述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当然，诸君在审慎看待下列陈述时也顺请联想一下前述章节中的相关话题及讨论。
从文化运动形态角度考察，西方文化的哲学之基础比较倾向于“运动”，而东方文化的哲学之基础则比较倾向于“静止”；从文化局面变化角度考察，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相对比较注重“局部”，而东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则比较看重“整体”；从文化主体的本性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性更倾向于基于“性恶”而建，正如荀子所言“人之初，性本恶”，而东方文化的人性则更倾向于基于“性善”而建，正如孟子所言“人之初，性本善”；从文化主体的关系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性基础比较倾向于“斗争”因素，而东方文化的人性基础却比较倾向于“和平”因素，提倡“和为贵”，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从社会组织的管理角度出发，西方文化的治理理念往往基于“法治”而成，诸如“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深入人心，然而，东方文化的治理理念则往往从“人治”发端，比如“朝中无人莫做官”等潜在观念广为流传；从组织的内部分配角度看，西方文化的治理理念非常看重通过“不均”来体现能力，而东方文化的治理理念强调“平均”来保持稳定，比如，中国自古就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社会意识；从文化主体的思维角度看，西方文化的思维基础比较重“逻辑”，如理性思考、精确分析等，而东方文化的思维基础则看重“直觉”，如模糊感觉、感性认知等。对于上述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在理论上，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确，双方各执一端，相对而立，貌似难以调和。在现实中，这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是可以沟通的，在实践中，双方是互相取暖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第三条道”。只不过，东方的“第三条道”与西方的“第三条道”在力度与倾向性上有所不同。从特定意义上讲，“第三条道”既是观念性的，又是操作性的。它是一条既不完全同于西方又不完全背于西方、既不完全同于东方又不完全背于东方的路径，情形恰如上述“中”字图形所显示的那样，“第三条道”，走在中间，融贯东西。从跨文化角度看，“中为道”就拥有“殊途同归”这种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具体而言，中式“第三条道”的哲学基础注重“亦动亦静”与“以点带面”；它的人性基础为“扬善用恶”与“先礼后兵”；它的治理基础为“法人同治”和“求同存异”；它的思维基础为“随机应变”。这种不偏不倚的东西贯通体现了“中”的精神。遗憾的是，我暂且不便对美式“第三条道”加以评述，因为缺乏足够的美国本土生活经验。
我虽未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阐释“中”的含义，但末了我却要借用《礼记·中庸》中的一句话来收个尾：“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语如此精妙，境界如此和谐，虽然难至，但是让人心向往之，岂能不飨诸君？！古往今来，不管讲多少话，做多少事，“中”的精神都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哲学信念与行为观念。这才是中国企业人需要关注“中”之大义的现实起点。
十字路口：中国人在繁简之间的微妙抉择
那些既隶属跨文化范畴又激起我兴趣的话题，该阐述的已经阐述，该比较的也已经比较，现在该谈谈东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兼具战术价值和战略价值的重要话题——决策与行动的繁简倾向（即决策与行动的复杂倾向与简单倾向）。
就决策思维与问题解决而言，人脑思维的复杂倾向与简单倾向具有相当大的“启动效应”。这种效应往往能让人有意无意地就做出了倾向性比较明显的抉择——决策、选择或者决定。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这种情不自禁的“自选动作”都存在，只不过两种文化的抉择倾向的方向是有差异的。不过，要评定东西方（尤其是中美企业人）决策与行动的繁简倾向，还得先回归商务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然后再做界定。
从不同历史时段的“管理主题”年谱可以看出，西方业界、学界以及政界为决策与行动探索出了名目繁多的工具与做法，而且每一种工具与做法都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现在开发出的一些所谓决策与问题解决系统似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深”了。如果没有一个专门小组，基本是无法实施的。至于如何评价这些工具与做法，恐怕还得由西人自己来评，免得人家说我心里装着一颗酸葡萄。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罗杰·马丁认为，六西格玛、客户关系管理以及其他大多数企业系统有一个共同点——可靠性很高，但有效性很低。也就是中国人常言的，中看不中用。没有效用的复杂性，对于企业而言，这是很要命的。相对于西方企业管理历史而言，中国企业历史则短得多。这让中国企业人无法在短暂的历史当中为经营过程中的决策与行动配备上“精密”的工具甚至被冠以各种名头的所谓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方企业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多了。西方的“精密”工具也进来了，中国人也开始学起来了。
除了管理工具与管理系统之外，西方企业的决策过程与行动过程也是相当程序化的、相当严密的，一切都按流程走，整个过程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战略决策就更是如此了。前些年，所谓的“流程再造”在国内还时兴了好一阵子。抛开此类决策与行动过程的优劣不谈，完全可以说，西方的决策过程与行动过程算是比较复杂的、烦琐的、注重细节的，它们有各种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OP）。关于这一点，我在跨国公司有亲身经历，感受确实如此。至于中国企业人的决策与行动过程，虽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他们不注重流程、程序以及细节，但是似乎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有凡事贪方便、图省心的心理，行动过程也常走捷径，轻视质量体系的保证功能，而且往往忽视细节问题。对此，我曾经在年销售额超十三亿人民币的某私营企业有过亲身感受。凡事图方便，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简单就成了一种心理倾向。
众所周知，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凝聚。换句话说，它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思维心理学研究指出，一般而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可分为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非理性思维）两大基本类型。爱因斯坦在总结西方文化成就时也曾说过：西方科学的成就应归功于两大因素，即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和近代兴起的科学实验活动。稍有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形式逻辑不仅注重逻辑概念体系的严密性，而且注重推理过程的严谨性。至于科学实验，就更注重科学实验数据了，一切都要拿出量化的数据。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解进行推论，可以认为，西方崇尚逻辑思维方式。相对而言，这种思维方式与思维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至于东方，尤其是中国，则往往崇尚直觉思维。事实上，本书在前一些章节中已经讨论过这一话题。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合，倾向于整体，倾向于面；而美国人却倾向于分解，倾向于个体，倾向于点。前者注重间接性，而后者关注直接性。这就不得不牵出了另外一个可供探讨东西方决策与行动的繁简倾向的角度。
这个视角便是更为宏观的跨文化角度。这里，也就是笼统地抽取一些已经探讨过的跨文化线索，来轻轻触碰一下东西方决策与行动的繁简倾向的文化基座。如前所述，“冷规则”将美国企业箍扎得严严实实，强调规范运作，建立复杂系统，而“暖规则”却将中国运转得微妙不已，借托广义时空中的关系网络，进行粗犷运营，以简单易行为主；中国企业人在“万事都有可能”与“凡事都不容易”两种心态之间乐观着、悲观着、坚持着，也在这两点之间忽左忽右着，图省事，图简便，而美国企业人似乎已经摆脱或喜或悲、或左或右的倾向，而且铆足劲头干个不停，钻得比较深，一步一个清晰的脚印，而且悠然自得；中国管理文化注重融合，“南甜北咸东酸西辣”，只要适合中华文化口味的至简大道，欢迎光临，可拿来用，在这一点上，美国企业界似乎固执了一点，总以为自己的所谓系统无所不能，一般不情愿洗耳恭听其他民族的声音，更不要说俯首向其他民族请教了，虽然向日本学习过，但是终究不够虔诚；当中国企业人日益加速步伐实践“东方思想，西方工具”的价值设计时，绝大多数美国企业人才开始慢腾腾地查找有关中国或者中国企业的零星资料，美国企业人不容易从复杂管理系统的引力中逃逸出来，而中国企业人却是轻装上阵，尽管未必短时间内就能胜过国际对手，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孩子从小就接受进退关系启蒙，这已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道统，美国孩子从小就接受实用主义熏陶，这也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惯性，可是，问题在于，进退关系与实用主义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中国人一进一退，存乎于心，一旦得心应手，简单易行，只可意会，较难言传，美国人追求实用，就不得不建立物质性框架系统，这可比一进一退来得复杂；中国人非常推崇“中”的精神，倡导“致中和”，而美国人却不认为这是一种什么了不得的思考框架，往往执事物之一端，丢失平衡，搞得支离破碎，最终把局面搞得散乱复杂，从企业经营到国家政治，好像都有这样的影子。诸如此类的中美文化线索，还有不少，文化心理学研究在这些方面正在进行广泛而且有趣的探讨，这里不多讲。
从西方的“管理主题”年谱到东西方企业的决策过程与行动过程，从东西方思维方式到广义范畴中的东西方跨文化线索，似乎都表明，一般而言，中国企业人的决策与行动倾向于简单，而美国企业人的决策与行动倾向于复杂。这就是中美企业人较为明确的繁简倾向。
问题仅仅讨论到“繁简倾向”这一程度还不能算结束，仍有必要继续将讨论引向能为中国企业实践提供参考意见的思维向度——中国人在繁简之间的微妙抉择。稍稍留意，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人的决策与行动都不能堪称为战略决策与战略行动，无论中国企业，还是美国企业，情况大致相仿。也就是说，企业人的决策与行动大多体现在执行层面，而非战略层面。因此，美国企业人决策与行动的复杂性更多的是体现在执行层面上，中国企业人决策与行动的简单性更多的也是体现在执行层面上。一繁一简，活像两条不断向远方延伸的轨道。
杰克·韦尔奇曾经非常幽默地提醒人们：“如果你想让列车再快10公里，只需要加大油门；而若想使车速增加一倍，你就必须要更换铁轨了。”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只有让车速增加一倍甚至更高倍数，才有可能缩短与国际对手之间的差距，而不仅仅是一个让车速再快10公里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需要更换铁轨。如果从执行层面下手，中国企业需要从“简单”轨道换至“复杂”轨道，全面加大执行力度与提升执行文化。在换轨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建立起强大的具有全球标准的保证体系，不是一种仅仅停留在质量层面上的保证体系，而是一种全面的保证体系——从物质到心理。
中国企业领导人在进行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时，就无须更换铁轨了。战略思考往往是一种大道至简的过程与框架，跟战略直接关联的命题往往都是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且战略思维更需要灵活变通的决策柔度。如果战略思维的轨道过于复杂，就会把战略思维搞得呆板机械，失去战略灵性，所以还是“简”优于“繁”。对于中国企业领导人而言，在进行战略抉择时，不妨遵循“中”的精神，将战略决策的起始状态居于“繁”与“简”之间，按照逆时针方向运动，先吸收一些原型来自美国企业的“繁”的花招，向中国企业“简”的本真回归，最终还是以“简”作为战略抉择的结果状态。这就是中国企业领导人在繁简之间的微妙抉择。加之，本书探讨的主题为中国企业的战略思维，所以我就更为关注中国企业领导人在繁简之间的微妙抉择。这也是做出主要原因。
从执行系统看，中国企业人在繁简之间的微妙抉择具有战术价值，而从战略系统角度看，这种微妙抉择具有战略价值。我的说法未必正确，但是参考价值还是有一点的。
第三条道：中国战略文化的幽默肖像
本书认为，经由本书第一篇“‘全球化’飓风中的‘神州’——冷观中国企业的生存现实”，经过第二篇“我们自己该琢磨些什么——反观中国企业人的生存状态”，最后第三篇“‘圆形文化’和‘方形文化’之间的讨价还价——走在中美（欧）管理文化之间的本土解释”的路径已经融通。在前面的诸多章节中，你也许没有注意到，我曾数次提及《三十六计》的名字，但是终究没有让它露面。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三十六计》，作为中国经典战略原型，迟早总是要与朋友们见面的。我想，没什么好再等待的了。现在，该是《三十六计》闪亮登场的时候了。何况，《三十六计》何丑之有？作为大道至简的精华战略，它当之无愧。为了介绍《三十六计》，我激动得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手中的笔似乎都在抖。在此，我只能把它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杰出代表推荐给企业界的朋友，只能把它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幽默肖像介绍给大家。
“中”的精神指引我们懂得，“第三条道”才是中国企业人的必然选择。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在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中国企业战略思维的“第三条道”最终还得回归基于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特征以及战略实践所形成的动态战略思路、实用战略模型以及大道至简的中式战略风格。本书坚信，中国战略，作为一个名词，在业界传颂的范围还不够广泛，尚且不能高过美国战略的引力指数，但是用不了多少年，它一定会成为企业界耳熟能详的名词，而且必定会受到尊重和优待。无论现代话语系统如何演变，也不论现代战略理论如何演进，它们的根基都不会改变，它们的根基将永远都是战略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