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又称大阅、校阅、检阅，《尔雅·释天·讲武疏》解释为：“讲武者，题上事也，言皆所以讲习武事也”。唐礼将皇帝亲临的“大集校阅”称为“皇帝讲武”，即所谓的“讲武礼”。
《宋史·礼志·军礼》称：“祃，师祭也，宜居军礼之首。讲武次之，受降、献俘又次之……阅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故不尽用定仪，亦不常其处。凿讲武池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复筑讲武台城西杨村，秋九月大阅，与从臣登台观焉。”可见从称谓上，宋代之讲武礼与唐代并无明显变化，就是指皇帝亲临的大规模阅兵活动，但是相比前代，大量史料记载宋朝皇帝似乎更偏爱小规模的讲武活动，这使“讲武礼”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礼制方面，更多表现皇帝经常性检阅军事训练成果的行为，这能够极大激励士气，使军队时刻保持旺盛战斗力。同时，“讲武礼”又与宋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是军事训练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作用之体现。
一、宋初三朝讲武与军训
讲武作为国家彰显武力的重要手段，在战争频仍的年代很受统治者重视。五代乾化元年（911）梁太祖大阅于相州，“铁马步甲十万，广亘十数里陈焉。士卒之雄锐，部队之严肃，旌旗之杂沓，戈甲之照曜，屹若山岳，势动天地，帝甚悦焉。”后唐庄宗天祐十五年（梁贞明四年，918）“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曜，师旅之盛，近代为最”。
后周显德元年（954）周世宗大阅，“帝亲临之，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五代时的这几次讲武，均是为了显示国家的军事实力，而周世宗更是借讲武整顿军队，加强朝廷的军事影响力。
宋建国伊始，讲武的强大威慑力便曾经令敌人胆怯。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平定淮南李重进叛乱后，“上使诸军习战舰于迎銮，唐主惧甚。”但是真正属于“大集校阅”式的讲武，则是建隆三年（962）十一月两次于西郊大阅，“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十一月，讲武于近郊，六军之容甚盛”。然而言之不详，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只留下宋太祖锐意“讲武”初衷的一段记载：“上谓群臣曰：‘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朕顷案籍阅之，去其冗弱，又亲校其击刺骑射之艺，今悉为精锐，故顺时令而讲武焉。’”
虽然大规模的“校阅”比较罕见，但是宋太祖朝小规模讲武却不绝于史书。乾德元年（964）“幸玉津园，阅诸军骑射。”并且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起初宋太祖大概有仿照建隆年例检阅军队的打算，然而由于武将马仁瑀和王继勋有矛盾，两人有借此私斗的嫌疑，令太祖不得不“即诏罢讲武”，依旧以小范围检阅训练为主。三年（966）又“御讲武殿，阅诸道兵，得万馀人，以马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属侍卫司。”
之后，由于众多割据势力处于南方，宋太祖为使统一战争更加顺利、快速进行，又专门在开封凿池以训练水军，开宝六年（973）“以教船池为讲武池”。“居常多幸讲武池，临流观习水战。”
不过总体来说，宋太祖朝由于统一战争频繁，讲武以考察军队武技和检阅训练成果为主，偏重务实，与仪典性质的讲武有所不同。即便如此，宋太祖朝的讲武对于之后——尤其是战争频繁的南宋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初年吕祖谦的《讲武殿记》和《太祖皇帝阅武便殿颂》以古喻今，期望宋孝宗能卧薪尝胆，实现恢复大业。而几十年后的吴泳同样追述了太祖时的讲武活动：
独我国朝以兵立国，以武禁暴，艺祖皇帝栉风沐雨，取五代破碎不可为之天下，改纪而更新之。故于除戎讲武之事，尤加之意。今日幸造船务，明日幸飞山营，又明日幸朱明门，七临幸于教船池，两大阅于西郊，士无岁不简，兵无时不教，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敌于我师。
殷切希望当时在位的宋理宗能够效仿祖辈，勤于武事，挽救宋王朝于危机之中。
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关于“讲武礼”的详细记载出现于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先下令在开封城西的杨村修筑阅兵的讲武台，随之举行大阅，“上与文武大臣从官等登台而观”。原定殿前都指挥使杨信出任总指挥，由于杨信患哑疾，临时改换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负责。史称：“（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宋太宗检阅后非常满意，对总指挥崔翰赞赏有加，对自己知人善任也是颇为自得，并遣使赐其金带。
当时的文臣还用丰富的语言来描述盛大的讲武礼场面，如田锡的《西郊讲武赋》为我们再现了宋太宗年间阅兵的景象：“当北阙之无事，幸西郊而讲兵。万乘天旋按和鸾之节奏，六师鳞萃分部伍以纵横”，“或圆阵以右布，或方阵兮左施。或灵鼋以进矣，或金钲以却之。”而在《圣主平戎歌》中，用华丽的辞藻歌颂皇帝军队的强大以及皇帝本人的英明：
比量英武不足数，圣文神武双全才……势可驱山塞沧海，紫气逶迤龙凤盖。漳川地阔霜草平，合围会猎布天兵。六师雄勇一百万，六班侍卫交纵横。铁衣间耀金锁甲，皷旗杂错枪刀鸣。霓旌似系单于颈，猎骑如破匈奴营。雕鹗狰狞搦狐兔，花骢跃龙骄在御。弓圆明月金镞飞，妖狐中镞骇天机。兵帅会合如波注，山呼万岁震边陲。东海为樽盛美酒，斟酌酒浆掺北斗。鸾刀割肉若邱陵，军声汹如狮子吼。
并且认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类似活动，对唐代举行的“讲武”表示了轻视，“胜气威声压千古，堪笑骊山称讲武。”
此后，宋太宗虽然再没有举行类似的大规模阅武，但是讲武一直是宋太宗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重要手段。太平兴国三年（978）“幸讲武台，观发机石射连弩。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五年（980）“畋近郊，因以阅武，赐禁军校及卫士襦裤。”雍熙元年（984）在准备攻辽之前，“上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
雍熙元年（984）四月，宋太宗幸金明池，观习水战，并对宰相说：“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随之率群臣登临开封城西杨村阅兵的讲武台，“阅诸军驰射，有武艺超绝者，咸赐以帛”。诸如此类等等，说明宋太宗对军戎武备的重视。这似乎说明宋太宗朝仍继承了宋太祖时代的做法，将讲武作为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手段。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早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宋太宗即以“改讲武殿为崇政殿。”数年之后的至道元年（995），一次宫中小型阅武后，宋太宗表示：“此殿廷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此外宋太宗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强大军队，经常让身边的文人用华丽的语言来描述盛大的阅兵活动，田锡的《西郊讲武赋》和《御试登讲武台观兵习战论》。
这些行为表现出宋太宗对于讲武或者说军事训练的关注不仅限于活动本身，其内涵远不只此，讲武与宋太宗朝的政治有着十分密切联系，这部分内容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作为国家的继任者，真宗对于讲武的嗜好似乎更甚其父，在刚刚即位，还没有来得及改元之时，就“阅殿前指挥使、内殿直骑射斗槊”。尔后对此的热情好像更加浓厚，“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阅军士校试武艺，日中而罢……其后率以为常”。
终于，也许是受到先帝“大集校阅”的鼓舞，再加上不断南侵的契丹的武力危险，真宗意识到应该再次彰显大国威力，向世人展示自己强大的军队。在继位的第三个年头（咸平二年，999），在来自北方的契丹即将乘“秋高马肥”南进之前，举行了北宋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绝后的大阅：
先是，诏有司择地于含辉门外东武村为广场。乙丑，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二十万分出诸门，迟明乃绝。上按辔出东华门，宗室、近臣、尚书、侍郎、御史中丞、给谏、上将军、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并赐戎服以从。上至行营，诸军阵于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诸班卫士，翼侍于台后。有司奏成列，上升台东向，召从臣观之。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阵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以应之。初举黄旗则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作，鼓作而士噪，皆三挑而后退。次举白旗，则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上曰：“可止矣。”遂举黑旗以振旅，军于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于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以归。上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顾谓王超曰：“士众严整，戎行练习，卿之力也。”
检阅结束后，宋真宗连续大宴群臣、将校，宋真宗亲自作《大阅》五言诗，并要求文臣唱和。宋廷还下诏：“大阅所践民田蠲其租。”王禹偁的《大阅赋》，有可能是为此次活动所作，壮丽的词句描述了讲武礼施行的过程，歌颂了本朝军队的强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平戎，何戎不北？”
接下来几年，出于对契丹连年不断进攻的保持高度的军事警惕，宋真宗对阅武依旧乐此不疲，终于得到臣下的高度认可“陛下以神武训兵士，禁旅精锐，近古所未有也”的评价后，“遂射苑中，尽醉而罢。”
尽管澶渊之盟的签订令宋真宗无疑有理由放弃自己对武力的爱好，但是史书好像并没有呈现出这一方面的倾向。可能是用金钱换来的一纸和约此时还没能令北宋君臣安心，必要的讲武还能使人保持经常性的警惕。不过随着旷日持久和平局面的到来，最初的警惕早已经灰飞烟灭。讲武越来越成为皇帝日常礼仪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是如以往一般显示国家对军事活动的重视，在讲武礼中检阅军训成果的部分含义也越来越少。
二、军训衰乱与讲武的制度化
宋仁宗继位后，面对的是已经数十年没有战事的承平局面，对于战争的淡忘，也表现在“大阅讲武”的积极军事意义已经消失，代之以经常性的观看禁军的武艺表演，宋初以检阅军训成果为目的的讲武活动，逐渐成朝廷礼仪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受到真正推崇。
当然，部分朝臣对于国家军事衰败现象还是给予很大关注，天圣三年（1025），前江都县主簿王琪上疏陈十事中就包括“复阅武之法”，期望以此能够引起皇帝注意军事训练。李廌在诗作就阐述了训练的重要性，“常闻武功贵时习，忘战必危欲定国。搜田以时选车徒，士卒素练务严翼。”
景祐元年（1034），知制诰李淑的上书，祈求皇帝能够仿效先祖，亲自“讲武”，以对已经渐趋礼仪化的“讲武”重新注入实效性，更加偏重军事训练方面：
开宝通礼，有四时讲武仪。国初疆候未平，祖宗多亲阅试按炮角射。太平兴国后，筑台杨村，以备大阅。真宗咸平初，又辟斗场於东武原，发卒会射。其后再幸飞山教场，皆躬亲训练，示不忘武备。方今继承平之治，兵革不用，三十年矣，遂使连营之士，不闻钲鼓之声。孔子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愿陛下案通礼，厉兵讲武而躬习阅之。
起初宋仁宗似乎也听从了建议，于次年便“幸安肃门炮场观诸军放砲，又令诸军习战”。但由于政治上的痼疾，讲武又回到了仪式化道路，更多由文臣来表现出皇帝注重武事的姿态：
武节遵时训，神镳御素秋。天风扫阊阖，星气射旄头。士肃先庚令，民欢载路讴。雷车翻蔺石，虻矢裂熊侯。旍首疏千队，金声勒万驺。较能观树槊，超力赏亭楼。爽气生威武，皇欢入宴羞。垂绅参注靺，凯乐间鸣球。云梦谁夸猎，岐阳枉议搜。欲知神武世，七徳共凝猷。
即使在与西夏作战屡败的年代，宋仁宗也并没有借助“大阅讲武”向国民以及外敌显示宋王朝强大军事实力的活动，尽管某些臣子极力向皇帝指出“讲武”的重要性，如曾巩在《本朝政要策》中认为：“以至太宗、真宗屡自临试而蒐择。故兴国有杨村之阅，咸平有东武之蒐。军旅之盛，近世无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广，议者以动众为疑，而简练之纲遂疏，黜废之法益恕矣。虽天子丁宁，欲救其敝，而群臣莫能本其意焉。”但也如石沉大海，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而宋仁宗时期成书的《武将总要》中详细记载了“讲武礼”一项：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请讲武。遂申命将帅，选阅军士，所由先于都门外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于其中择地为步骑六军营埒之处。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间整列位定，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一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一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东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楯五十挑战于两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勇怯之状，第三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后变为余阵之法，五阵毕，两军集，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选。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乃讲骑军二军吹角击鼓誓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惟无跪起。骑军东西迭为客主，为五变之阵，皆如步法，每阵八骑挑战于两阵之间，五阵毕，俱待击鼓而前，盘马相拟而罢，遂振旅徒还。
以上种种表示北宋“讲武礼”在此时已制度化，最初附着于“讲武”之上的现实意义基本消退，讲武与检阅军训成果之间再无必然联系。“自真宗皇帝澶渊之幸，朝廷不复讲武”。
三、军训层面讲武的兴盛与衰亡
中国古代文人喜欢用“仁”来劝阻皇帝醉心“武事”，从宋太宗朝始愈演愈烈的“崇文抑武”经过了数十年积淀，至宋神宗时期已经深入当时士大夫之内心，任何想改变宋朝祖制的尝试都受到激烈指责，而这对于立志恢复“汉唐旧疆”、锐意讲武的宋神宗来说是无效的。
纵然经过了百余年，宋太祖训练水军的金明池已经成为“水嬉”的场所，初始的军事训练演变为供皇帝取乐的游戏。但这并不代表宋神宗忽视了“讲武”活动，只是相比声势浩大的“大阅”式讲武，经常性的检阅禁军军训成果似乎更能引起他的注意和兴趣。
甫一继位，宋神宗就显示了对于“教阅”军队的爱好，熙宁三年（1070）“御崇政殿阅左藏库副使开赟所教牌手”，“帝亲阅河东所教排手，进退轻捷，不畏矢石。”八年（1075）“大阅八军阵于荆家陂，讫事大赏。”而他在位的十几年间，类似记载屡见不鲜。
同样，当时的文人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诗句来歌颂皇帝热心军训的行为：
冬令三农毕，时巡万乘行。川源分壁垒，貔虎望麾旌。王气云成殿，天光日绕营。风随鼓桴急，尘绝马蹄轻。发石机投短，抨弦火激明。响振摧列缺，影堕落欃枪。令下凝霜肃，恩加挟纩平。搴旗轻俯仰，夺槊妙纵横。壮士前歌勇，儒生纵观荣。炙行熢燧举，觞溢海涛倾。清道遥传警，鸣鞭夕向城。欲知威略远，区外詟天声。
然而，宋神宗的“讲武”习惯并没有被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宋哲宗朝旷日持久的党争或许已经耗尽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精力，目前我们所见的史料很少提及宋哲宗专于武事的记载。接下来的宋徽宗，这位艺术家皇帝在醉心自己的爱好之时，也热衷于对外扩张，尽管军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宋徽宗好像从未留心于此，“讲武”似乎真的从宋王朝消失了。
不管从何种角度，宋钦宗都是悲剧性人物，在其短暂的皇帝生涯中，由于金兵的威胁，为了激励士兵的战斗热情，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诏复置教场，春秋大阅，及复内教法以激赏之”。曾经进行了实际行动，但是这已经无法挽救北宋亡国的命运。
北宋不是一个喜欢用武力让别国屈服的王朝，早期出于统一战争的需要，必要的炫耀武力可以事半功倍，宋太宗有一段话对于讲武的意义概括最为精确：“（太平兴国九年）四月，幸金明池习水战，帝御水殿，召近臣观之，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都试，军中之绝技者递加赐赉。”征太原之前的“大阅”正是为了给士兵在即将开始的战斗增加必胜的信念。宋真宗“大阅”则是对辽作战连年不利的情况下的一针强心剂，期望国民不要对军队是否能够保卫国家产生怀疑。但是随着和平局面得到来，如果经常性举行“大阅”，表示在军事上想有所作为，这对于契丹无疑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宋神宗年间的积极备战就曾经让契丹紧张万分。比起做皇帝来，宋徽宗更适合是一位艺术家，他虽然很喜欢在军事上冒险，但仅仅局限在对结果的重视。“讲武”大概从未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因而在宋徽宗时期，北宋本来还算强大的军队一步步走向腐败，最终在金兵的打击下显出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