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令克侯于”一句，与《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相认印证，召公就封于燕是史实。北京师范大学周史专家赵光贤教授和北京大学北京史专家侯仁之教授等人根据出土文物的铭文，及对《尚书·召诰》、《逸周书·世浮》等古书的记载和先秦史历表、“28星宿”的研究考证，认为“武王十一年伐纣，公历是公元前1045年，这一年周王封召公于燕，至今已有3035年”。也就是说北京作为都城之始也有3000多年了。东晋时，鲜卑族的前燕君主慕容俊从东北进入中原，以蓟为都，前后凡八年。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自称大燕皇帝，以范阳(今北京一带)为都城。这是北京称大都、燕京之始。五代时，刘守光率兵夺取幽州(今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燕，史称刘燕、以幽州为都城。加上辽、金、元、明、清、民初及今天，北京共十二次为都。
新中国定都北京城内幕
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历史转折时刻，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作出决定，从即时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拟定，已经获得和平解放的北平，作为将要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着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说明：“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五院分立的国家政权。因而，在国都选址上不能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国家的首都。
蒋介石定都南京，毛泽东定都北京，反映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这种政治考虑是定都北京的首要原因。
为了能够定都北京，毛泽东一开始就力争确保北平能够完整无缺地和平解放。
在“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的谈话，也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接着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辽沈战役后，天津解放，北平20万傅作义部守军犹如瓮中鳖，陷入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共中央派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古老的北平和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完整保存。
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
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北平和平解放，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将北平定为首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定都北京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1949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天，就和夫人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王稼祥略作思考，很快回答：“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谈理由，王说：“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事实上，王稼祥的看法和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毛泽东集思广益，提出定都北平的设想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
但这一建议要得到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后才能具有法定效力。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致了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9月23日晚7时，马叙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6组的第6次全体会议，宣布：经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指定，本小组对国都地点及纪年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关于国都，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江西省政府就转来了一位医生建议国都设在内地重庆、西安或成都的建议。其理由主要着眼于国防方面。也有部分人主张可建都北平，但不必将北平改为北京。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6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632人。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以上四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至此，定都北京获得全国人民通过。北京从此成为全国人民及至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京城缺角缘何在西北
北京的城墙始建于元代，定型于明代。全城以前门至地安门为中轴，正南正北，整齐如划。从1972年和1975年美国发射的两颗地球资源卫星在北京上方900多公里的高空拍摄的卫星照片上看，最为清晰的就数明代修建的内城城墙的影像了。它的位置在现今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一带。绝大多数的城墙、城楼都已荡然无存，或被宽阔的公路所取代。那么为什么它们还能在卫星照片上有异常清晰的影像呢？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这两颗卫星携有多波段扫描器等仪器，它接收地面物体各个部位所反射或发射出的电磁波，然后处理成像。而这些城墙原址是有非常坚实的地基，因而有清晰的影像。引人注目的是，四面城墙并没有组成矩形，它的东北、东南、西南角都是整齐的直角，唯独西北角，一反常规形成抹角。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传说在明朝初年，燕王修建北京城，手下两个军师刘伯温和姚广孝设计北京城图样。他们在设计时不知为什么眼前都出现了八臂哪吒的模样，都各自照着画了。姚广孝画到最后，吹来了一阵风，把哪吒的衣襟掀起了一块，他也就随手画了下来。燕王下令：东城照刘伯温画的图建，西城照姚广孝画的图建。姚广孝画的被风吹起的衣襟，正好是城西北角从德胜门到西直门往里斜的那一块缺角！
传说不足凭。历史、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元大都的北城墙，在现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五里处，至今遗迹犹存。它的西北角并无异常，是呈直角的。明代重修北京城，为了便于防守，放弃了北部城区，在原城墙南五里处另筑新墙。新筑的北城墙西段穿过旧时积水潭最狭窄的地方，然后转向西南，把积水潭的西端隔在城外，于是西北角就成了一个斜角。明初时，积水潭的水远比现在要深得多，面积也大得多。为了城墙的坚固和建筑的需要，城墙依地形而呈抹角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这种观点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一些地质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在研究卫星照片时发现，紧贴着城墙西北角的外侧，正巧有一条断裂平行于城墙通过，他们称这条断裂为车公庄——德胜门断裂。这难道完全是巧合吗？另外，在抹角的外侧，卫星照片上隐约可以见到直角的影像，这是否是古老的墙基的影像呢？据此，有这样一种设想：城墙西北角最初修筑时很可能也是建为直角的，但这样一来，城墙西北角正好斜跨断裂。由于地基建在断裂破碎带上，而断裂很可能还有些微弱的活动性，城墙的坚固性就大大减弱了。也许是因多次倒塌，后才改建成现在这种抹角的。这样，城墙巧妙地避开了断裂得以峙立了。
另外，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方是一个缺口。如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中的《地形训》认为，大地八方有八座大山支撑着天体。西北方的大山叫不周山。《天文训》讲八风，分别从八方吹来，从西北方吹来的西北风叫不周风。什么叫“不周”呢？东汉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作了解释：“不周者，不交也。”不周就是不交，也就是交接不上，或者说就是缺口。
为什么西北方有缺口呢？《淮南子》记载着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个神话故事看来是为了解释日月星辰西移和河水东流自然现象而编出来的。西北方的缺口似乎就是共工胡闹的结果。因而北京内城缺角只是传统观念的社会因素使然，跟自然方面的情况无关。另如天坛的建筑是圆形的，地坛的建筑是方形的，也都不是自然方面的原因，都是由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决定的。
天安门广场今昔
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终明之世称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改建后，才称天安门。在承天门以南，还有一座称为国门的大明门。
清朝定鼎燕京，于顺治元年将大明门改为大清门。这大清门，阙门三座，飞檐崇脊，虽然比不上天安门高耸，但却称为国门，足见地位之显要。大清门外，方似棋盘，四周围以石栏，俗称棋盘街。棋盘街之南，就是正阳门了。
大清门内，至天安门以南，是一条南北狭长、笔直平坦的石板通道。通道两侧为千步廊，各110间，贯通南北，东西相对。至北端又分别各向东西，折而北向，各34间。两侧长廊各144间，连檐通脊，延续不断，幽长深远，封闭森严，显示着帝王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
在天安门前东西两侧，千步廊东接长安左门(即东长安门)，西接长安右门(即西长安门)。两门各三阙，东西相对。天安门、东西长安门与大清门，周围筑以高墙，并派禁军把守。所谓“宫廷广场”，其实只是个“T”形通道式的狭窄空地而已。
千步廊东西两侧，分布着中央六部等衙署，同皇宫成“拱翊宸居”之势。
随着大清帝国的衰亡，天安门也经历了屈辱的历史。八国联军入侵，天安门遭到炮击，千步廊被战火焚毁，“宫廷广场”成了侵略者的营地。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天安门无人管理，飞鸟成群，草木丛生，满目凄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昔日的宫廷广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拆除了早已破烂不堪的衙署民居，广场向东西南三面扩展延伸。1950年将天安门前两对石狮及一对华表向东、西方向移动，扩大了金水桥路面面积；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是由我国着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1958年4月完工。1958年天安门广场西建起人民大会堂。广场从正阳门至天安门，南北长达880米，从人民大会堂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为44万平方米，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东西长安门拆除后，又拓宽了东西长安街。十里长街在广场北部横贯东西，长街与广场连为一体，视野更加开阔。
1989年1月1日，天安门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登临城楼，凭栏眺望，这座世界最大的广场，曾使多少人心潮起伏。
人间何处大观园
早在《红楼梦》传世不久，乾隆时的明义写有《题红楼梦》诗20首，原诗小序指出大观园即是南京随园。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也有同样的说法，但并不可信。
道光年间，胡大镛的《七宝楼诗集》卷二十七，谈到他的朋友古香从北京来信，说到了大观园的故址，还说见到了赖大子孙。这是迄今所见最早认为大观园园址在北京的资料。此外，同样说法的有：谢道隆《红楼梦分咏绝句题词》的原注：“十汉海，或谓即大观园遗址，有白石大花盘尚存。”佚名《燕市贞明录》中也谈到十(什)刹海(即十汉海)在地安门外，钟鼓楼西的北京西北，即是大观园的所在地。芸子《旧京闲话》、徐珂《清稗类钞》都持同样说法。这些说法成了红学家们研究大观园的起点。“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大观园园址这个谜，成为热烈探讨的内容之一。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主张大观园即随园。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认为大观园在北京，但渗有江南风光。除此之外，新红学家们对大观园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说法，即“综合说”、“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恭王府说”。
吴伯箫在30年代提出了“综合说”。指出大观园凭借了当年园林设计的最高水平才得以创造出来。曹聚仁在《小说新语》(1964)中说：“所谓‘大观’、也不妨说是‘集大成’之意。不能看得太老实，却也并非虚无缥缈的。”到70年代建筑学家戴志昂认为，大观园是吸收了园林建筑的素材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香港宋淇在《论大观园》、台湾袁维冠在《红楼梦探讨》
中也认为曹雪芹把所知道的园林糅合了想象，创造了大观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