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主要乐器
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乐器是骨哨和陶哨，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哨进一步发展为埙，这是一种略近卵形的单音孔或多音孔的吹奏乐器。据文献记载，原始的打击乐器如鼓和馨，出现得也很早，至少在公元前15世纪。
进入阶级杜会以后，随着歌舞戏剧活动的逐步开展，新乐器不断被创造出来。我国古代主要乐器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下面略作介绍。
第一阶段，从商到汉。打击乐器如磐、鼓、铙、钟，管乐器如篪、萧、笙、芋，弦乐器如琴、瑟、筝、筑等，一直都是乐队的主干。不过其中弦乐器出现得晚些，商代有没有这类乐器目前存疑。但商代的打击乐器与管乐器却比原始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
到了周代，乐器增多了，见于文献记载的约有70种，在《诗经》里面提到的就有27种。商代的铙这时已发展成为铜钟。钟也有大小相次成组的编钟。西周中期的编钟一组有3枚，后期已增加到9枚，说明它逐渐从节奏乐器发展成为旋律乐器。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里出土了罕见的大型编钟。和大型编钟相配合，战国编磐的规律也加大。钟磬两者相配合，即所谓“金声玉振”，演奏得更加悠扬动听。周代乐器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弦乐器的刨制。但这时的弦乐器只是拨弹弦乐器，如琴、瑟等，还没有弓擦弦乐器。管乐器此时增多，除陶埙外，在龠的基础上发展出排箫和笙、竽等。
汉代在管乐器方面很重视笛，此物虽在战国时可能已经出现，但在汉代横吹乐中，它才角一同崭露头角，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羌笛(接近现代的箫)、笳(接近现代的管)等，汉代也开始在全国推广。西域传入的乐器如箜篌和琵琶等，在内地文献中虽已提到，但应用不广。
魏、晋至唐代是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这时旧式的大型编悬乐器急剧隐没，瑟、竽等也不常见了。而自十六国以来，中原混战，大量少数民族内徙，因而带来了多种乐器，其中对于这一阶段音乐文化的面貌影响最大的乐器是琵琶。南北朝时，由于胡歌胡舞的广泛流行，琵琶的地位日益重要。这种乐器音域广阔，技法丰富，能弹出所谓84调中的81调，旧有的乐器很难做到。就南北朝到隋唐的乐器合奏的情况而沦，琵琶虽然占主要地位，而笙、排、箫、笛、筝等固有乐器出现的次数也很多。此外，一些外来乐器如竖箜篌(接近现代的竖琴)、五弦琵琶、筚案(毕栗，接近管)等也常用。它们参加到乐队中来，对于扩大音域、丰富音色、增强音量等都起到显着的作用。在打击乐器中、这时增添丁许多小型鼓类，如腰鼓、羯鼓、鸡娄鼓、答腊鼓等，从图象上乐人的手势来看，不难想见其击法动作和轻重缓急的变化多样，一些节奏乐器如铜钹、拍板等这时也出现了。特别是一种叫做“方响”的乐器，系由16块定音铁片排在木架上构成，灵巧而适用，它应当是由编磬演化出来的。新旧乐器的这种组合，不仅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当时的乐工在吸收融汇外来乐器，以丰富我国民族音乐方面的成功的艺术实践。
第三阶段，宋、元、明、清的乐器，与戏曲、说唱音乐的关系很紧密。比如银字笙、是由于伴奏宋代说书中的唱段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当时又把说书叫做“银字儿”。三弦，是在伴奏杂剧演出中发展起来的。胡琴和轧筝等，也都是在游艺场所“瓦舍”里成长起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弓擦弦乐器繁荣起来了，这在我国乐器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弓擦弦乐器出现之前，先户生了棒擦弦乐器，唐代出现的奚琴和轧筝都是这样的。轧筝后来一直用棒擦，奚琴的形制却不断有所改进，奚琴在宋代改用马尾弓，又称之为马尾胡琴。胡琴用弓擦奏，琴音轻快柔曼、婉转流丽，用以衬垫人声，较拨弹乐器更觉贴合，所以在戏曲音乐中被广泛应用。以后出现的四胡、呼呼、板胡、京胡、大胡、坠胡、椰胡等都由胡琴演化而来。这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拨弹弦乐器，如火不思、三弦等。在管乐器方面，第三阶段中最重要的新乐器是唢呐。至于打击乐器，这一阶段中出现了板鼓、书鼓、八角鼓、渔鼓、云锣、梆子、竹板等，它们都在戏曲、说唱音乐或民间器乐合奏中得到广泛应用。
这一阶段还传入了一些西洋乐器，其中有元代传入的管风琴，名“兴隆笙”，有竹风管90枚。
我国的乐器种类繁多，各臻其妙。我国古代的音乐工作者既富于创新精神，又善于吸收域外的优秀成果，加以发展融合，为我所用，使之与固有乐器相谐调，在演奏时相得益彰。这就是我国的民族音乐不断发展，音乐语言的表现能力不断加强，而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独具特色的东方之花。
礼乐器：钟我国古代最早的礼乐器，是陶制成的。而“钟”，亦属于古代最初的礼乐器。可以说它是上古时期音乐的主帅，到周代时，用铜制作的礼乐器——“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如《诗经·关雎》和《诗·小雅·鼓钟》里，均有演奏“钟”这种古老乐器诗句的记载：“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鼓钟钦钦，鼓瑟鼓琴”，并且在文献中已分为“圆钟”和“扁钟”。对于这两种不同形状的“钟”，北宋科学家沈括写道“钟圆则声长，扁则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古人根据“扁钟”发出音短较易听出节奏的特征，将发出不同声音(频率)的“扁钟”组合在一起，命名为“编钟”。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的孔庙里，尚有实物珍藏。湖北省博物馆亦藏有一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
吹叶音乐
我国岭南山区的瑶族青年，在对歌和娱乐活动中，很喜欢用树叶作乐器，吹奏出悠扬婉转、柔美动听的曲子。“吹叶为声”的音乐，在我国已有加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胡笳，《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一，“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胡笳在西汉时已流行了塞北和西域一带。李陵《答苏武书》说：“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展坐听之，不觉泪下。”李陵以西汉名将，因战败投降匈奴，妻孥被戮，身居异邦，听胡笳而泪下，是很自然的。东汉末年，才女蔡文姬善弹琴，用琴摹写胡笳声十八拍，这就是有名的古乐府琴曲《胡笳十八拍》。文姬遭董卓之乱，流落于匈奴中。曹操把她赎归之后，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汉魏时，在鼓吹乐中常用胡笳。魏晋以后，皇帝出行时，随驾的卤簿(仪仗队)也用上胡笳了。
东晋时，有个着名的将领刘琨，善吹胡笳。《晋书·刘琨传》载：“(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泪虚欠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又曹嘉之《晋书》记载：“刘畴曾避乱埠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之声，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涕泣而去。”吹胡笳竟能退敌避祸，似乎比强兵劲弩还管用。
到了唐代，胡笳更为盛行，在皇家的宫廷乐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旧唐韦·音乐志》记述宫廷音乐说：“叶二歌二。”即乐队中，有歌声二人，吹叶伴奏者二人。《音乐志》又说，“啸叶、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橘袖(叶)尤善。”啸叶就是吹叶。
在唐人的诗篇中，可以找到不少专咏胡笳的名作。李益、杜牧、岑参、白居易等都描写过吹叶音乐。“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何处吹笳薄暮天，游人一听头堪白”；“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胡笳声音魅力之大，感染力之强，可以想见。
别具一格的吹叶音乐，构造虽极简单，但符合乐器原理。有些技巧精湛的吹奏者，能吹出两个八度音程，它的表现力相当丰富，因而能够深深感人肺腑，产生特殊的效果。
陶瓷乐器
陶瓷作为乐器由来已久。《诗经》曰：“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庆祝丰收时，就敲击土陶罐伴舞。在周秦时期，秦人似乎特别爱好击缶，连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约赵王相会。会上，秦王戏弄赵王，要他弹瑟。赵国谋臣蔺相如则非要秦王击缶不可。
唐时，击瓯甚为盛行。《乐府杂录》中记载：唐大中年间，大兴县丞郭道源善于击瓯。他经常当众表演，还在家园内建了幢“击瓯楼”。当时，击瓯用的盅子多数是越窑和邢窑的产品。取12个茶盅，盅内盛放不同深浅的清水，这样就能敲出12个音。瓯的音色优美，有金属之声，又因注入清水，使声音更为圆润悠扬，余韵播曳，且多泛声。唐代方干听了击瓯之后。
赞咏：“昼漏了当相续滴，寒蝉计会一时鸣。”诗人用寒天的蝉听到那悠扬的声音也会引起共鸣，来形容击瓯声音的美妙。
从唐至宋，陶瓷乐器中较为常见的还有拍鼓。拍鼓的造型与现代腰鼓相似。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河南鲁山窑的花釉拍鼓。这种鼓原是西域乐器。唐代传入后，改用陶瓷烧制，它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除了敲击乐器外，古代还有吹奏的陶瓷乐器。陶埙就是古代早期的一种吹奏乐器。《乐典》
记载：“烧土为之，大者如鹅子，小者如鸡子，锐上平底，形如钟。”《诗经·尔雅》也有“伯氏吹篪，仲氏吹篪的记载。殷代时，陶埙已发展到五音孔，能吹出七声音阶和一部半音。近几年来，江苏宜兴紫砂工艺厂仿制成功了陶埙，它的声色古朴浑厚，优雅悠扬，这在古乐器中是罕见的。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支白釉瓷箫，那是明代福建省德化窑的产品。釉质滋润白嫩，造型精巧端秀。制造瓷箫不但要造型准确，而且要求音质纯正，音色优美。据文献记载：“百支中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其声凄朗，远出竹上。”可见瓷箫在古代也是十分名贵的乐器。
竹制乐器
从古到今，由于竹的特有结构加之生长普遍，与我国文化艺术——尤以美术、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用竹制成的乐器就非常之多，如“笛”、“箫”、“笙”、“筝”、“竽”等等，不胜枚举。
笛：是最为熟悉的竹制乐器。见《笛子溯源》条。相传自古代西域羌族传来。笛是横吹的，与它相似而直吹的便是“箫”。相传，箫为舜所造。当时箫的名称叫“参差”，就是“参差不齐”的意思。这是因为古箫是多管排列(即“排箫”)，为了使音高低不同，管的长短也就不相同，故名“参差”，古箫有封底和无底两种，前者叫“底箫”，后者为“洞箫”。其他的竹制乐器还很多，如：
筝：是现在仍经常用于演奏的中国古丝弦乐器。关于它有两种美妙的传说：其一，“秦有纟宛无义者”。由于二人相争得名。其二，“筝，施弦高，急，筝筝然也”。李斯于公元前237年上书秦王政时就提过筝，故又名“秦筝”，古筝有十三弦，现代的筝有二十一根弦(可多至二十五弦)。
筑：古老的击弦乐器，有十三弦。弦下设柱，演奏时，左手按弦一端，右手执竹尺击弦发音。“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便是指的它。筑与筝是差不多同时代出现的古竹制乐器。
笙：我国重要的簧管乐器，见《笙的历史》条。
竽：成语“滥竽充数”所指的就是它。竽形似笙而较大，战国前即盛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竽有二十二管，分前后两排，足见它在古代已是发展得比较完善的乐器。
箜篌：也是与竹有关的古拨弦乐器，相传为“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造，以祀大一”，或云：
“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箜篌的出现可能受了西域乐器的影响，除竖箜篌外还有一种卧箜篌，均已失传。
筚策：又名“笳管”，或称“管子”，簧管乐器，以竹为管，上开八孔(前七后一)，管口插有芦制的哨子。据考，筚篥起源于汉代西域龟兹城国(今新疆库车一带)，后来成为隋唐燕乐及唐宋教坊音乐的重要乐器，它一直流传至今。
足八：又称“竖遂”。古管乐器，以一根一尺八寸的竹子作管身而得名，竖吹，共有六孔，其一孔蒙以竹膜，7至8世纪时传至日本；我国南方沿海及台湾民间音乐中有时还使用它。
篪：古管乐器，单管横吹，《诗经》、《礼记》等书中都曾提及，现已失传。
龠：可能是排箫的前身，传说禹时的乐舞《大复》就是用龠来伴奏的，现已失传。
另外，我国用竹制成的打击乐器也不少，例如具有代表意义的“简板”，就是由两块长约65厘米的竹片组成，以左手夹击发音的。在我国兄弟民族中也有很多竹制乐器，例如苗族的芦笙、侗族的侗笛、彝族的箫筒以及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的笳等等。
夏代的乐器
除了早期文献中关于远古及夏代乐器的零星记载外，幸运的是有一批埋藏在地下的乐器实物经考古发掘而重新面世，给我们展示了早期音乐史若干宝贵的篇章。
鼓上古传说有“夷作鼓”(《玉海》卷一一○引《世本》)，“土鼓、蒉俘、伊耆氏之乐也”(《札记·明堂位》)等，难以稽考。根据乐器史的发展规律并结合民间材料，可以认为击鼓打击乐器是很早就已有的。不过因早期制鼓的材料多是木、革等易朽物，因而迄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鼓类乐器。
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陶壶”及鳄鱼(古又称鼍或掸)皮上的骨板，专家认为“陶壶”可能充作鼓框，上蒙鳄鱼皮，与古文献所说“以糜革各冒缶而鼓之”情况相类似，应是古文献所说的鼍鼓。
在山西襄汾陶寺中原龙山文化墓地则出土了木框鼍鼓。已公布的一件鼓框用挖空的树干制成，竖置于地，上蒙之鳄皮已朽化，仅皮上骨板残留，散落于鼓框内外。
上述实例可以验证《夏小正》“剥鱼单以为鼓”
的记载，说明我国鼍鼓早巳出现，无怪乎《古乐篇》有“鱼单先为乐倡”的神话。
磬磬也是上古音乐传说中常提到的乐器。《古乐篇》描述的夔“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给这件在石器时代制造产生的乐器，涂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
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了多例特磬(单件使用的磬)。如山西襄汾陶寺大墓、山西闻喜南宋(地名)遗址等地所出特磬，均用天然石片打制而未经磨砺，表面粗糙，但上面都钻有洞孔，供悬挂时使用。
角远古用于吹奏的兽角尚未发现，但陕西华县井家堡和山东莒县陵阳河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都出土了陶制的号角，至今仍可发声。研究者认为它是氏族军事首领发布号令的器具，也标志身份权力，并应兼有乐器和巫术法器功能。
哨、笛史前考古已有不少例出土。哨分陶制和骨制。陶哨，如河南黾池仰韶遗址所出，管状，中空，两端开口。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吴江梅堰、甘肃永靖大何庄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哨或角哨，管身还开有l一3个音孔。经试吹研究，它们主要用于狩猎或兼作信号工具，还未成为纯粹的乐器。
近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一批(16件)骨笛，开有5-8个音孔，以7孔居多。其中已公布的一件(M282：20)，用截去两端关节部的猛禽骨制成，管侧开有7个指孔。经测音研究，该笛能发出两种音列。
这件骨笛经碳14年代测定，距今近8000年。其年代之早、性能之高和制作之精良，在我国和世界音乐史上均属空前重大发现。研究者用它成功地演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等乐曲。
不过，使用它的墓主人应属巫师一类特殊人物，因而它的主要功能大概是巫术法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