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山峰：布洛阿特BroadPeak
攀登记录：2012年7月31日10：15（巴基斯坦时间）登顶
“终于到达顶峰了！”当我说出这句话时，突然有些无名的委屈，脸上虽然一直挂着笑容，却像3岁的孩子一样，笑着对着Tashi的镜头说：“想念爸爸、妈妈、Cady、Judy，还有Dad。”此时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登顶时的激动，眼睛里含满了泪水，这种感受在过去所有的攀登中从来没有过。查看原图
马卡鲁归来，我又开始了新的计划，想去巴基斯坦攀登布洛阿特峰。
我开始向罗塞尔咨询可以实施的方案，找到巴基斯坦登山协会主席NazirSabir运营的一家登山公司做后勤保障，据说这也是当地最好的一家登山服务公司。
6月25日，到达伊斯兰堡，当地天气非常热，气温超过摄氏40度。到达的第一件事，是找NazirSabir探讨去布洛阿特的事。他的公司AlpineClubofPakistan，是巴基斯坦最有名的登山俱乐部，NazirSabir先生曾于1999年登顶K2，是巴基斯坦一位有着崇高声望的登山家。
但是在与NazirSabir的沟通过程中才知道，他的公司目前很多专业登山装备都没有配备。最基本的攀登装备，如对讲机、攀登路绳、冰锥等，都需要到当地现买。庆幸的是，我已经从北京带了高山帐篷、连体羽绒服，都是自己试用过多次的产品。我这才意识到，这里的登山组织条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登山探险公司差别太大。之前参加的探险公司，几乎所有的事项组织方都会安排规划好，自己只需要听从组织安排，适应训练和照顾好自己，什么时间该干什么组织方都已经规划好了，不用自己操心。虽然来巴基斯坦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但怎么也没想到，当地的登山服务公司条件如此简陋，这也着实让我对这次攀登感到担忧。
当地规定，每一支探险队伍必须配备一名当地军方的联络官，我们这支队伍的联络官是来自空军的LiaisonOfficer，联络官的到队时间不确定，我们需要在伊斯兰堡等待。
等待期间，NazirSabir“八卦”起当年与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Messner）的攀登故事。梅斯纳尔，1944年9月17日出生在意大利南蒂罗尔的山区，在登山界被称为登山皇帝，是当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1978年他和他的同伴彼得·；哈比勒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无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他是第一个完成世界上全部14座8000米山峰的人，而且全部是无氧攀登。但这位传奇英雄被当年与他攀登K2的协作NazirSabir玩笑般地描述成了一位“暴君”。NazirSabir讲起当年他和梅斯纳尔在K2攀登时的故事：在7000多米处，有一名攀登者被冻僵在山上，当时NazirSabir的鞋非常不舒适，保温也有问题，梅斯纳尔就叫他去把那位早已没有呼吸的登山者的鞋脱下来换给自己穿，还让他把此人的遗体扔下山去，但NazirSabir没有这样做。登顶后下山时他们走错了路，错过了下山时应该横切的位置，继续往山下走了100米时才发现错了，然后又往上攀爬回去，登顶后大家体力都非常差，遇到这样的事更是痛苦不堪。当又回到遗体的位置时，梅斯纳尔又很气愤地让他把遇难者的遗体扔下山去，但NazirSabir仍然没有这样做。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见一位亲历者讲述梅斯纳尔的攀登故事，以前只是从一些报道中看到过关于他的一些描述，说他是一位脾气很大的登山家。脾气温和的NasirSabir解释说，他当时的角色就和我现在的夏尔巴Tashi差不多，想的是尽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坚守自己的底线。夏尔巴和攀登者之间的关系，足可以写一本书，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一个人的双脚时刻踏在生死之间，这个时候，是夏尔巴和攀登者生死一线牵，这期间即可能诞生最伟大的情谊，也可能考验出赤裸裸的人际关系。
Tashi曾经和我讲过，带客户登珠峰是目前攀登其他8000米级山峰中一项相对成熟安全的挣钱工作。攀登其他的8000米级山峰对于他们风险更大。他在攀登马卡鲁后向我表示，如果我想去攀登下一座8000米级山峰，他希望和我一起去完成。我想，一定是我们攀登马卡鲁时的默契配合，给了他更大的信心去完成攀登更多更难的山。按照惯例，在攀登时选择夏尔巴，一般都会选择曾经攀登过这座山的有经验的夏尔巴带路，但这次攀登布洛阿特时，我依然选择了从来没有来过巴基斯坦的Tashi。虽然他从未攀登过此山，也很年轻，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攀登能力在不断提高，对攀登的判断和理解日益成熟，我和他之间很容易达成共识。他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夏尔巴，学习能力很强，对新事物接受得很快。当我们问起Tashi和Angdu在今年5月份一起攀登马卡鲁的感受时，Tashi说那是他最害怕的一次攀登，在最后顶峰那段路程真的很害怕。那段陡峭而坚滑的雪岩汇合地段，他当时上去时担心自己无法下山。我和Tashi两人结组攀爬顶峰路线，彼此心里都非常清楚，只要我和他其中有一人滑落，两人就会同归于尽。我问Tashi：“你当时也很害怕，为什么还决定一起登顶？”Tashi表情有些严肃地回答：“你是不是也想登顶？”现在想起来，那段似乎悬在空中的路线，如果不是靠勇气和信念才爬到顶峰，还能是什么？我要感谢夏尔巴Tashi和那些职业的登山协作，我攀登的所有8000米级雪山，都离不开这些向导和协作的帮助，是他们成就了攀登者一座又一座山的攀登梦。
布洛阿特和马卡鲁的攀登方式和我以前攀登过的山有所不同，所有的决定不再是由组织方做出，而是由攀登队员、夏尔巴和当地高山向导一起来商定。攀登马卡鲁时，虽然需要队员们自己商量做决定，但至少物资还不用操心。但这一次攀登布洛阿特，从采购装备到计划登顶，从分析天气到协调关系等，一切都需要自己安排。当我们与协作的意见有分歧时，最终需要我们自己做决定。
这次攀登布洛阿特的成员有：张梁、我、两名夏尔巴和3名当地高山向导。和我一起从北京出发的还有陈亮（Enzo），他喜欢徒步、攀岩，也有过5000多米的攀登经验。他英语很好，还会德语，在巴基斯坦工作过4年，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次他的任务是做翻译和外事联络协调。
巴基斯坦人很热情，但时间观念薄弱，答应的事情时常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办到。我们等了3天还是无法确定由伊斯兰堡飞Skardu的时间，也不知道下一个航班是否能有我们的位置。最后决定坐汽车走陆路。走陆路虽然很辛苦，但时间上更有保障，不然剩余的攀登时间会越来越短。
当地组织方协调到了一辆中巴车。伊斯兰堡到Skardu距离近700公里，路况不是太好，需要准备两天的汽油。这几天室外温度一直超过摄氏40度，让人很担心汽油在途中是否安全。可地接公司蛮不在乎地说没事，他们有经验。途中，车的空调又坏了，到下一个村子准备修车时听说，两个多月前，这里杀死了10个过路人。此前张梁说，网上报道，塔利班杀死了18个巴基斯坦的士兵，而且把头砍下来放在白布上，通过视频传播。看到当地人神情迥异地看着我们，让人心里有些发毛。
去往Skardu的路上都是持枪的警察，一路上也看不到成年女性，让我心里很不自在。当中巴车通过了中巴友谊桥后，一位士兵上了我们的车，原因是最近巴基斯坦的局势非常不稳定，路边的山里也会出现塔利班的人。晚上，车又坏在路上，路边无所事事的当地男人好奇地盯着我。开始我还大胆地下车拍摄，可一听到这里刚出过事，赶紧回到了四十几度闷热的车里。Enzo提醒我再把防晒外套拉链拉高一点，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这边的女性都包裹得严严实实，我梳着两个小辫的女性特征实在太惹眼，我赶紧把拉链一直拉到了下巴底下。
白天四十几度的高温，空调还一直不能工作，从早上5点一直折腾到晚上9点多才入住坐落在Chilas城镇的一家旅店，叫香格里拉，很自然、很特别，一切给人原生态的感觉。旅店虽然没有空调，但设计合理并不觉得太热。原来，这家旅店有一套设计巧妙的制冷装置。从屋里看，就是镶嵌在墙里的普通电扇，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墙外有一个被树荫隐藏起来的水箱，水箱的中下部是稻草和冰凉的水，水被稻草管虹吸到上方，变成水汽后，通过电扇把冰凉的水汽吹到房间。墙体是用很厚的泥巴和石头建筑而成，足足有七八十公分厚，隔热保温。水箱附近的院子里还种植了很多花草。工作人员还不停地在裸露的走廊上浇水降温，地面的石块和水泥地也冲洗得很干净，让旅店始终保持着自然的低温状态。旅店的下方是一条很浑浊的河流，再对面就是碎石山坡，山上什么也没有。在这样一个荒漠的地方，坐落着这样一家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旅店，真让人感觉亲切舒适，好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这里的旅店服务生见不到女性，因为成年女子结婚后都在家生孩子，几乎从不出门。听当地人说，几年前本地发生过欧洲女性来旅行时被强暴的事。我前半夜一直不敢关灯睡觉。
早上起床后嗓子疼，鼻子也不通畅，是明显的热感冒症状。巴方的空军联络官Liaison也连夜赶来与我们汇合同行，他的到来让我们觉得安全些。我们一起出发前往Skardu。
Skardu是可以采购到登山用品最全的城市。到达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与当地的组织方人员一起采购登山物资，包括：氧气、路绳、结组绳、冰锥、岩锥、雪钉、炉头、气罐等等。有意思的是，去买登山装备时，发现店里居然有探路者的眼镜和炉具。让店主拿出来仔细地看，其中一款眼镜是探路者的常规产品，炉具应该不是正品。问店主产品是通过什么渠道进货的，他也说不清楚。最后还缺3个炉头，只能到大本营与其他队伍协调。我们提议给当地协作准备最后一站的吸氧氧气，当地的3个高山向导对了一下眼神，都笑着摇头说他们从不吸氧。这倒是给了我们更多的攀登信心，考虑到攀登安全，最后决定还是给每人至少准备1瓶氧气备用。
仅用了1天时间，我们就补齐了所缺的装备。接下来换乘吉普车又走了两天，然后是徒步5天进到大本营。这段行程绝不轻松，大约每天6—10小时在路上，身边没有一丁点绿色，全是在高温暴晒的石山中行走。7月3日第一天徒步，Enzo的膝盖就扭伤了。他测量到的空气温度高达摄氏48度，所有人到达营地后都疲惫不堪，营地只有几棵小树和两张破旧的椅子，大家只能搬来石头当板凳。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搭建好帐篷，因为无法遮挡阳光，太阳直晒着帐篷，帐篷里就像蒸笼一样，根本无法进入休息。直到下午5点多太阳才慢慢落下，终于可以钻进帐篷平躺一会儿。为了尽可能避开太阳最毒晒的时间，我们通常4点半起床，5点半出发。我一直流清鼻涕，看来这次是抗不过去了。
这样的天气和暴热的沙漠天气没有什么两样，这些天气温从没低于摄氏40度，河谷里几乎全是裸露的岩石，每天在高温下高强度地行走真是要命。难怪有人说能徒步进到大本营就很不简单了。Enzo膝盖受伤走得非常慢，后来不得不骑马前行。我一直低烧，喷嚏连天，感觉应该是中暑了。张梁和我的双脚都已经磨出了泡。
当地厨师和背夫也非常辛苦。由于气温太高，进山的徒步时间长达一周，鲜肉类食品无法保鲜，所以我们还赶了3头羊和几只活鸡上山。两个夏尔巴没有什么反应，看起来状态很好。当地的背夫吃得差，组织方也没有准备他们的帐篷，当地所有队伍的背夫都是如此待遇，看起来有些不忍心，但他们精神面貌还很好，个个都是笑脸相迎。
生病时特别想家。躺在帐篷里听《云朵》那首歌，被歌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思绪也随之飘向远方……这次出门前，只和父母说是去巴基斯坦出差，顺便爬一座小山，并没有任何危险，因为进山徒步的时间长，所以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回京。这些年我登山，因为怕家人为此担心，安排进山计划、商讨攀登细节时，我都尽量避开家人，不让他们知道。电视里播放采访我登山的节目或者节目中有播放我的攀登视频时，我都故意找借口把家人支出去，不让他们看到。
在路上已经碰到两支队伍没有登顶无功而返，其中一支攀登G4的队伍里有一名登山者遇到雪崩摔断了腿。至今还没有听到一个好消息，我预感，我们这次攀登可能也不会那么容易。
7月8日，终于到达海拔4900米的BC大本营，第一件事就是打卫星电话向国内查询天气，得知12日会是一个极好的登顶日，接下来马上组织大家开会，商讨这个窗口期的登顶计划。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计划10日早上出发到达6300米C2营地，11日到达7300米C3营地，12日冲顶。这个计划确实大胆了些，对于每个协作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他们说登山从来不吸氧和一路强悍的状态，让后勤保障有了信心。这个方案是和夏尔巴、当地向导开会讨论后制定的，大家都认为可行，每个人都信心十足地做好了登顶前的准备。这样的决定让我们只有一天的准备期，9日清点所有的物资和规划运输分配，第一段到C2的运输，包括帐篷、睡袋、氧气、炉具、食品等等，当地的3名高山向导表示，每人的背负重量在25公斤，从C2到C3营地应该可以减轻到15—20公斤。
我遇上了一件麻烦事儿，9日夜里，我来例假了。在攀登高海拔雪山时，绝大多数女性队员都会随身携带自己的私房药：黄体酮，在例假来临前一段时间就会吃药以便推迟例假。因为，登顶期间路程很长，每个人都系着安全带，女性需要解下身上的安全带才能上厕所，如果再增加额外动作，就大大增加了攀登难度。相比吃药推迟生理期，我更愿意尊重自然规律。所以，出发前，来例假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以免影响整个队伍的攀登计划。
到达C2发现，营地建在一个很陡的碎石坡上，搭建帐篷特别费劲，石头垒了一半又滑了下去，而且有一边是碎石头垒成的，如果用力就可能塌陷下去。晚上睡觉得靠在山体这边，睡得不是太好。到达C3用了10小时，这也是我们预计的最晚时间，开始搭建帐篷、烧水、做饭，准备检查氧气，等收拾完装备，临计划的出发时间还不到两小时了，我只好赶紧躺下休息一会儿。
即将出发前，发生了变故：当地以前登顶过这座山的协作，英语最好的高山向导瓦哈布，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和我们一起冲顶了。没办法，新的计划变为：本来计划待在C3营地守营的法扎阿里和曾经登顶过布洛阿特的阿里穆萨同我们一起完成后面的顶峰攀登。瓦哈布留在C3守营。他们3人中法扎阿里英语最不好，在开会和整个行程中几乎不说一句话，阿里穆萨最擅长表达。
出发两小时后，当我们到达7500米高度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阿里穆萨不走了，说自己找不到路，后来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这时，队伍中除了他去过顶峰，在黑夜中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判断去往顶峰的路线。我们所有人在原地足足待了两小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黑夜的温度大约可以到摄氏零下20度左右，很容易被冻伤。还好当晚天气非常好，没有风雪，但第一次上山没有人带路，夏尔巴和我们都不敢贸然继续攀登，阿里穆萨说他要返回，所有人的情绪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真不认识顶峰的路，他至少应该尝试着找一找，但他并没有带领大家这样做。大家也只好一起随他返回。
返回的路上，来了两个伊朗人，说认识顶峰的路，就是直着往上攀登就对。这时，平时几乎不说话的法扎阿里留下和我们4人一起继续攀登，我们5人和2个伊朗人又开始往上爬，可是两小时后遇到了冰区，冰区没有路，只能绕道而行，因为从C3以后都没有修路绳，遇到困难路线，大家只能和自己队伍的人结组而行。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两个伊朗人其实也不清楚路怎么走才是正确的，他们有些泄气，准备返回。我们5人不甘心，又从左边绕道走了一段。黑夜里大家心里没有底：这条路是否真的通向顶峰？
在攀登布洛阿特前，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咨询了一些朋友关于布洛阿特攀登的事，也打印了相关的照片和路线图。这座山分前峰和真正的顶峰，之前曾经有好几个攀登案例都是错把前峰当成了顶峰。从图片的视觉上看，站在前峰上感觉就是站到了这座山的最高峰，而实际上，最高峰还在后面，非常容易误判。去往顶峰的路线看似清晰，事实上，如果没有走过雪区的路段，也非常容易走错，因为在宽宽的雪区很难判断哪儿是最安全的捷径。
从晚上10点到现在，已经折腾了6小时，连续几天高强度作战，大家非常疲劳困倦，没有一个人去过更高通往顶峰的路。找不到路就看不到希望，我们决定回C3营地。下来后分析，当时我们的位置已经接近马鞍处，过了部分深雪区，也就是平时当地人形容为“游泳”的深雪区域，往上再坚持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路线。但考虑到找路耽误的时间和中午12点的冲顶关门时间，我们不得不折返，这是一个理智和安全的决定。高山向导可以有各种理由放弃带领客户攀登的责任，我们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保证我们登顶。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继续登顶，有可能成功，但很可能遭遇不测。
因为天气预报预计12日晚上会有大雪，我们返回C3营地后马上又做出下一个决定：为避免雪中下撤遇到雪崩，我们决定当天不休息继续下撤。下午3点多我们所有的人安全下撤到了BC营地。
在BC营地吃过晚饭后，我们所有成员开始开会，大家都沉默。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虽然我们心里都知道，阿里穆萨没有尽全力带领大家寻路，待在营地说身体不好的瓦哈布也没有努力尝试攀登，因为从下山的状态看，他比谁都快。但在和大家的沟通中，我没有表现出任何责怪的意思。我只希望搞清楚，作为带路向导的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放弃了登顶的机会？
在后来的沟通中我了解到，无论是否登顶，他们都是从当地组织方拿到同样的工资，至今巴基斯坦也只出了一位被世人知道的登山家NasirSabir，所以登顶对于他们并没有那么重要。8000米以上的每一次攀登都性命攸关，所有的搭档应该把真诚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能力。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近在眼前的登顶机会。事后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难得的绝好的登顶窗口期。
后来我们又到隔壁中国台湾队和其他队了解情况，才得知，以前很多攀登队伍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在巴基斯坦工作过4年的Enzo说，一些巴基斯坦人做事没有那么大的冲劲，遇到困难时只会祷告“Insh'allah”，把什么都寄托于神的保佑。当地协作轻易地放弃，也让两个夏尔巴有些不满。
夏尔巴和队员们的心态是一样的，希望每一座山都能顺利登顶，然后安全返回。具体能否做到，取决于很多因素，但至少团队成员应齐心协力努力去完成这件事。
登山是个系统工程，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打乱整支队伍的攀登计划，所以攀登过程也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随时调整计划，做出新决定，我想，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者乐于参与攀登活动并享受其中乐趣的原因之一吧。我们开会讨论，让当地协作意识到，登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如果对每次的计划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讨论会中提出来，一旦目标定下了，就应同心协力去完成。
开完会和家人通了个电话，两个女儿就要去美国参加夏令营了。接通电话时，发强刚带两个女儿剪完头发正在回家的路上，能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也是平日忙碌工作的发强最开心的事，和孩子玩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有些放纵自己，经常忘了父亲应该在孩子眼中树立的地位与“高大”形象。出发前，我和家人一起去小区的地下广场散步，看到一群老人们跳着舞，孩子们在嬉闹，回家的路上，女儿们缠着爸爸要求背她们回去，如此温馨的场面，每次一想到，眼泪总是会在眼睛里打转。有时候发强埋怨我出门太久，孩子们见不到妈妈，而且经常是在没有信号的地方一待一个多月，无法随时联络。家人能不为我担心吗？从家庭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自私。
家人的通话结束后，我又开始打电话给国内咨询天气情况。每次都把分析结果详细记录在我日记本手绘的表格里，每天分为上午、下午、晚上3个时段，然后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和不同的时间段，记下预计的下雪量和风速，结合当时的气象分析判断出最佳登顶的窗口期。今天得知16、17、18日将是一个不错的窗口期。如果17日是最佳登顶窗口期，我们最晚将要在15日一早出发，这相当于刚攀登一座7500米左右的山之后，只休息了两天三晚又要继续准备攀登一座8000米山峰。布洛阿特一共有4个营地，但我们只在其中两个营地扎营，每一个营地只停留一夜。即使正常攀登，每一站的强度都已经超负荷，更别提只休息两天又要进行冲顶了。
我的腿部肌肉还在疼痛，不过已经比昨天刚下山的时候好了很多。我想让大家先安心休息一晚，明天再一起讨论一下今天得到的天气信息。第二天讨论天气的过程中，华仔告诉了我国内登山者严冬冬遇难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我吃惊。但我暂时没有告诉任何人，怕影响到大家的情绪。
第二天会议决定，明天一早再次准备攻顶。17日是最好的攻顶日，预计18日天气开始变坏，晚上风速将达到30公里/小时，一旦超过这个风速就不适合登顶，这是Tashi的经验。下大雪会带来更大的难度，没有更好的选择，大家需要全力以赴。我们分析，上次当地协作放弃的原因是因为害怕攀登中出现意外，他们曾有过差点掉入冰裂缝的遭遇，这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前面探路时都需要有很好地识别暗冰裂缝的经验和行走的技巧。断裂的雪层一般都会被新雪覆盖，但有的慢慢会在表面形成一道痕迹。这时跨越裂缝，需要用手杖、冰镐或者用脚先试探性踩雪，以判断雪层的硬度和裂缝的大小。虽然理论上是这样，但当遇到众多的冰裂缝，特别是没暴露的冰裂缝时，其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难免大家会担心害怕。
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确定了17日是这次攀登的登顶日，登顶时中午12点为返回的关门时间，这将是我们第二次尝试登顶。
15日早上雪量比较大，很多地方都在30cm左右，相比上次，队伍走得更慢一些，直到下午4点半才到达6500米的C2营地。商定好第二天的出发时间是早上6点，但第二天早上风力有些大，当地的协作又犯老毛病了，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往上走。还没等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当地协作已经背上背包下撤了，望着他们下山的背影，我们真的是无奈。当时听说，第二天会有另外一支国际队伍上到C2，要不我们就在这里等一天，和另一支队伍一起上？可是这支队伍会在C2适应一天时间，我们的食物不够，即使解决了食物的问题，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一个认识通向顶峰路线的人。不管怎样，先在C2待上一天再决定吧。
我明显感觉到，当地的3名协作下撤后，队伍的情绪起了较大的波动。气温下降，得知18、19日的天气也不是太好，另一支队伍也没有继续往上攀登的迹象。于是决定，17日下撤到BC。
回到BC营地，大家情绪都很不好，因为当时的状况并不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没有等到我们做决定就自行下撤，所有的攀登者都表示不满，两位夏尔巴也一直沮丧得不说话，负责联络与协调当地事务的Enzo也一副无奈的样子。我有些生气，开始直接质问3位高山向导，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妥当就下撤？虽然早上风有些大，但这3天内总的天气情况都是不错的，高海拔天气随时波动的情况时常会发生，今天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这种说不干就不干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无奈的是，这就是目前巴基斯坦高山向导的正常工作态度。靠我们自己，现在依然不可能找到去往顶峰的路线，据上两次的经验，我估计C3到C4的深雪区积雪一定会超过50厘米，而且今年没有任何一支队伍有提前修路的能力，就靠我们一支队伍开路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体能消耗也会巨大，随之带来的风险会急剧加大。我想当地向导也知道，没有他们参与，我们很难完成这次攀登，所以撂起挑子来没商量。
可是，在这节骨眼儿上，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起来，“噩耗”变本加厉：当地的3名协作要打包回家，也不管目前在C2、C3的物资了。我简直气蒙了，运输物资、带客户登顶是他们的基本工作，也是他们的工作责任。在营地的组织方的协调人也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用卫星电话和伊斯兰堡组织方的负责人NazirSabi沟通此事，在他的说服下，这3位向导才勉强同意留下来。
考虑到22日又将是一个可以登顶的窗口期，我们马上开会讨论。会议中当地3名协作的态度出人意料地出现了180°；的转变，他们主动提出，明天一早出发直接上到C3，然后再先做好去C4的路旗。究竟是什么动力让他们突然变得如此积极？是终于想通了？还是要好好展示一下他们的实力？或者是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登顶的机会？
可事实证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第三次尝试攀登顶峰，有两名当地协作阿里穆萨和法扎阿里和我们一起冲顶，瓦哈布和上次一样，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C3营地。在最后从C3到达顶峰的路上，由于路线上的雪深区域已经深至大腿，对于个子矮小的法扎阿里已经接近腰际，阿里穆萨说没有氧气了，要求返回。但Tashi替他检查时，发现氧气瓶还有一大半氧气，但最后他还是以这个理由决定返回，我生气得大声冲着他喊，你不可以这样！他又继续和我们一起走了100米，最终还是要返回，而且还鼓动法扎阿里也和他一起下撤。我们劝导法扎阿里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攀登，但阿里穆萨在返回的途中用对讲机和法扎阿里沟通，劝他赶紧下撤，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还说前面的路线是经常发生雪崩的区域，不可能到达顶峰，法扎阿里在阿里穆萨的诱导下，最后也返回营地，这极大地影响了全队的攀登信心。
如果这次深雪区还是像上次那样深，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从现在的位置开路到V形地带（下面简称“V”）的下方，加上从“V”到顶峰的5—7小时路程，那么距离顶峰的路程估计还需要10小时。这样超强度的攀登后，回程会筋疲力尽，加上坡度很大没有路绳所造成的风险，整个下山最少需要10小时。连续二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高海拔攀登，我感觉这次登顶的希望非常渺茫。在此期间，我们开始与大本营的Enzo用对讲机沟通，Enzo听到夏尔巴Tashi也说很不安全，有50%的可能发生雪崩，不在现场的Enzo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担心，第一反应是赶紧安全下撤，这是在大本营的人员的通常反应。
这又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黑夜。
两名夏尔巴、我和张梁，无法完成在长长的齐腰的深雪区开路的工作，在漆黑的夜里也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路线，判断一下后期攻顶需要用的时间，不可能在预计的关门时间中午12点前到达顶峰，最后我们只好决定下撤。Tashi见我不甘心，和我开玩笑说：“不行我俩去登顶？”这种玩笑之前我也和他开过一次，这是我和他之间为了调节气氛和给对方最大的信心继续下次攀登的小手段。可此时此景说出来，让我俩只有苦笑的份了。
回到营地的第二天早上，大家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是再攀登一次布洛阿特？还是去G1/G2大本营看一下有没有攀登那两座山峰的机会？但是一打听，那里的一些队伍已经下撤，一半的队伍已经离开了大本营。我当时也心灰意冷，甚至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次太折腾了，大家干脆散了各自回家吧。G1/G2的十几支队伍目前没有一支队伍登顶，在攀登G1去往C3的路线上还遇到了雪崩，把当时攀登中的5名队员打了下来。幸运的是只有一个人骨折，没有人失去生命。同样幸运的是，在布洛阿特的攀登中，立陶宛的一名攀登者在C4营地休息时也遇到了雪崩，雪崩把他推到了雪崖边，再有五六米就把他卷下了崖壁。这次雪崩卷走了他的帐篷、一只高山靴和一些登山物品。我们20日去C2途中碰到他下撤，他其中一只脚上只穿着高山靴的内靴。
他遭遇雪崩的事，我们的当地协作也清楚。他们登顶前的积极状态和在山上180度转变放弃冲顶，我想这次雪崩事件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张梁比较倾向去G1/G2大本营看看，我则认为，如果现在要去G1/G2，还不如留下来继续攻布洛阿特。最后综合分析决定，留在布洛阿特，等待下一个攀登机会。可是在山上的所有物资已经全部运下了山，在12天里我们已冲顶3次，两次到达了7500米以上，所有的人都差不多筋疲力尽了。这次当地协作是没有办法再留下了，只能寻找新的办法。3名当地协作24日一早打包回家了，我们也没有信心挽留他们了。明天新的当地协作会从其他村子赶到大本营，和我们一起准备下一轮的攀登。在做继续留下来攀登的决定前，我心里一直也是犹豫不决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家了？”但现在决心已下，先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吧。妈妈正在楼下小区里为孩子放小鸭，我说回家后给爸妈安排一个他们喜欢去的地方去旅行，妈妈说哪儿也不想去。我说想念妈妈做的饭菜了，妈妈只是说，早点回家吧。我又给远在美国夏令营的孩子打电话，打通了十几遍，要么没有人接听，要么接通又断了，始终没有和孩子说上话。
新的当地协作到达BC营地了。天气预报说最好时机应该是28日出发，31日登顶。我们原打算这次建立C4营地，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提高登顶的成功率。可是现在已经是27日了，赶来的协作还没有很好地休息，需要推迟到29日出发。为了赶上最佳登顶窗口期，只能取消建立C4营地的计划，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现在看来，12日第一次攻顶的那个窗口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雪的深度比第二、第三次都浅很多。这一次只能是最后一搏了，最大的愿望是大家能平安回来。
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支队伍登顶，所以可供借鉴参考的经验也没有，只能通过以前的资料和这几次的攀登经验分析。新来的3名协作的经验与能力一般，有一位甚至连自己的登山装备都没有，后来还是大家东拼西凑给他攒了一套高海拔装备。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当地的高山向导所能胜任的角色实际上就是高山背夫，最多只能称为高山协作。
在BC营地分配物资运输时，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当地协作要求，到6500米的C2路程，一人最多只能背负20公斤的物资，从C2到7300米，不能超过15公斤，两个夏尔巴、我和张梁，已经过3次连续攀登，体能上都大打折扣，我们的物资已经精减得不能再减了，还是没有办法一次性带上山。后来我们的厨师Jian主动申请帮着运输，他6年前有攀登经历，最高到过7000米，所以我们判断他走到6500米的C2应该问题不大。他们的老板NazirSabir也同意了这个建议。Jian一直在大本营，知道我们整个攀登情况，他非常清楚这次一次性运输的困难有多么大，他也非常希望队伍能成功登顶。Jian一直都非常积极开朗，虽然山里的伙食很难丰富，但他在大本营每天都努力规划好伙食安排，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也喜欢去厨房帮着烙面饼。
明天一早就出发了，可是晚饭时，新协作还没有打包。从前3次当地协作的表现看，我们这次并不期待新的协作能和我们一起登顶，因为通过两天相处的时间，发现他们没有基本的攀登规划能力，能把物资安全地运到7300米的C3营地就已经不错了。
29日早上5点30分，我们和3个协作一起出发了。到营地后，我和Tashi在碎石坡上一起搭建帐篷，然后在帐篷的前厅开始烧水。平时到达营地后都是Tashi干活最多，今天我看见他躺下的样子太累了，为了他能保持最好的状态继续攀登，我主动承担烧水做饭的任务。结果水快开的时候，锅却差点倒了。原来，由于可供搭建的地方很小，下面的石头没有完全稳固。我又用周边的碎石子把气罐围了一圈，Tashi赶紧起身来帮忙。这是我和Tashi攀登的第四座8000米级雪山，他的攀登技术明显比第一次在珠峰时有很大进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夏尔巴，人也踏实，英语也不错，而且一直都在学习。他自豪地告诉我，自己娶了一个他们本地的媳妇，她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应该算是短期实习。
这应该是真正的最后一次冲顶了，为了随时与国内沟通天气状况，我把卫星电话随身带上了山。卫星电话平时在大本营正常待机应该可以维持两天，但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中，电池放电很快，所以上山后我只能关机放在羽绒服里保暖。我想，这样至少可以在队伍到达C3时还可以打电话。除了卫星电话，我们每两人佩戴一台对讲机，随时可以和大本营、队友之间取得联系。
因为这次登顶的时间只有3天，每一天都至关重要。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过多地迁就和依赖当地协作。我们想，如果他们有能力也愿意跟我们一起登顶，那最好；如果不能，我们就顺其自然。
按照预定时间，晚上8点我们准时出发了，11点30分，我们接近C4的中间营地，抬头能看见C4低营地的闪烁灯光，这个中间营地有其他队伍的人在收拾东西。但当我们真正到达帐篷跟前时，他们又回到了帐篷里。我向着帐篷问：“请问你们几点出发啊？你们有什么计划？”帐篷里的人说：“现在就准备出发。C4营地一共有16人。”得知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心想，加上我们的队伍今天就有超过20人准备登顶了。更高的营地也有亮光，说明C4高营地有人也准备出发，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前往顶峰的路。Tashi一直走在前面，我紧跟其后，整支队伍继续向C4高营地进发。这个过程中，两名当地协作也一直努力跟在后面，我们的队伍后面又多了几个其他队伍的成员。
在C4高营地的下方，我拉住了与Tashi连接的结组绳，不让他再继续往前走，年轻气盛的Tashi见我拉住他的结组绳，还有点不情愿。我告诉他，我们需要等待。晚上漆黑，通往顶峰的路我们谁也不认识，而且雪很深，达到30—50厘米。我和Tashi一起用头灯照了一下前面的路，非常陡峭，感觉像是冰坡。
我们在营地下方大约等了20分钟，帐篷里的队伍出来结组，准备出发了。这支队伍由斯洛文尼亚的6名成员组成，他们白天在C4营地早已经观察好登顶的正确路线。他们6人结组在一起，很快就攀登上了营地上方的陡峭的冰坡，我和Tashi紧随其后攀了上去。接着，队友张梁和Angdu还有几个零散的队员也一起攀了上来，而我们的当地协作却没有跟上而下撤了。
这一段陡峭的冰坡仅仅是攀登难度的开始，往上走就开始切雪上攀。雪很松软，走在前面开路的登山者最耗费体能，滑坠的风险也很大。斯洛文尼亚的6名队员一直结组走在前面，一个多小时后意识到了攀登难度，体能也在下降。他们在陡峭的雪壁处停了下来，等待我和Tashi开路。由于之前十几天内的3次高强度攀登，今天在C4也没有机会搭建营地休息。从晚上的8点出发到现在，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我们的体能明显不能和他们相比，我知道现在开路将是一件多艰难的事。开始我不同意Tashi走在最前面开路，就在后面拉住结组绳。那几个高大的斯洛文尼亚男性攀登者有些急了，放大声音对着我们说：“这是一个团队的事，你们为什么不走前面？”一直在黑夜攀爬，我想当时他们也没有认出我是一名女性。在他们的高声斥责中，我紧随Tashi超过了他们，年轻的夏尔巴Tashi好像感觉有些伤面子，开始快速地往前开路。由于雪深没过大腿，而且有的地方坡度甚至达到50—60度，起初我跟着Tashi踩过的每一步脚印都会下沉，真的害怕，速度也慢了下来。当我站着定神的时候，Tashi回头重重地吼道：“Comehere！”这是Tashi第一次用这样的态度和我高声说话，当时我心里好委屈，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平时攀登我们都配合得特别好，在攀登中对方都很信任彼此，几乎用手势和眼神就可以代替言语交流。我想那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我跟不上他。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他只想到，我跟得越紧，风险就越小。慢慢地，我掌握了深雪区的路应该怎样走，我又加快了速度，同时保证每一步都必须走稳，如果滑坠，我和Tashi都同样危险。在最前面开路的Tashi，体能消耗得很快，我也很累很累。1个多小时后，还不到“V”的地方，Tashi速度慢了下来，换了队伍里的张梁和Angdu走前面。结果开路不到20米，因为实在太慢，我们不放心他们的安全，斯洛文尼亚的队员见状也急了，就绕开他俩又开始走到前面开路。从C4到“V”的路线上，没有一段路绳，所以每一名攀登者都十分小心。就在“V”的下面有一段以前留下的几十米的绳子。攀上“V”后，我和Tashi见到了前峰和真顶的实景。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下，欣慰地笑了。
这时已经6点多钟，天亮了。从昨晚8点钟到现在，一直在艰难而漫长的黑夜中攀爬，感觉终于清醒了。虽然看不见真顶，但是我们知道真顶就在前面不太远的地方，大家都有些兴奋。为了保证最后的攀登安全，我们4人结组在一起，在横切山脊的过程中有垂直的岩壁，一边是巴基斯坦，另一边就是中国。我们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超越其他人。横切山脊的路线陡峭而狭窄，朝向中国一边的雪崖甚至成为负角，没有路绳的攀爬，真是一路惊险。从前峰到真顶，我们大约又攀爬了两三个小时。查看原图
7月31日上午10点15分，历经4次冲顶，我们终于到达了布洛阿特的顶峰。首先和大本营的Enzo通了话——
“你猜我在哪儿？”
他脱口而出：“顶峰！”
“终于到达顶峰了！”当我说出这句话时，突然有些无名的委屈，脸上虽然一直挂着笑容，却像3岁的孩子一样，笑着对着Tashi的镜头说：“想念爸爸、妈妈、Cady、Judy，还有Dad。”此时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登顶时的激动，眼睛里含满了泪水，这种感受在过去所有的攀登中从来没有过。
留在大本营的Enzo听到我们登顶的消息，激动得与Jian相拥而泣。
登顶不到半小时后，我们开始下撤。下撤时我和Tashi结组，开始他走前面，后来我走前面。几个小时沿着几乎没有路绳的山脊路线下撤时，全程我几乎是一步一步倒退着下来的。倒退的每一步都惊心动魄，尤其是下到“V”的横切雪壁，白天能看见下面几百米是一个很大的冰裂缝，与其说是冰裂缝，不如叫冰池更准确。在“V”的陡峭雪壁上，只要一步没有踩稳，就会滑坠，我敢断言，一旦滑坠，就会坠入巨大的冰池，如果还能活着，那一定是几辈子积的德。
从登顶到下撤至C3营地的过程，用了20小时30分，当时的状态用“筋疲力尽”4字远远不足以形容。
这一次攀登中，有一名女队员在接近顶峰山脊时失踪，根据分析，估计是在顶峰附近的山脊滑坠遇难。因为顶峰的山脊雪岩有很多都是悬空状态，用力不合适就可能由雪崖塌陷坠入中国国界。听说失踪的那个女孩攀登能力很强，已经攀登过3座8000米雪山。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悄然离开，也许哪一天这个身影是自己也说不定。这个登山季，布洛阿特一共有13人登顶，两人遇难，登顶人员中无1名当地协作。
登完这座山，这一年的登山季也已经接近了尾声。结束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我曾想，也许，这一次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攀登8000米。每当在向朋友聊起这事时，他们都几乎用同样的回答质疑我：“你要停止登山，不太可能吧？”
可能？还是不可能？
不要定论没有发生的事，也不要被一件事情绑架，就让这片叶子在空中自由飘落吧。查看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