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大的6号住居，平面呈曲尺形，由5个单室和1个敞棚组成，每室各自开门；北房西室及西房北部二室均设有门楼，室内北侧及东北角设有阶梯形夯土台，室内墙壁和柱子上及屋檐下垂挂有人头骨；北房西室室内西部有一道宽40厘米、高10厘米的土坎，土坎内侧铺有植物茎叶，应为当时居寝的“炕”；西房敞棚的西北角的墙基内埋有一个18岁女性的人头骨，当为建房时奠基所埋。以6号住居为主体，在其周围同时建造了1～5号。12号、14号房屋及1座水井，构成一组大型宅院式建筑群。6号住居以西和以北各是一个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的院落，西北角的水井为人们提供生产及生活用水，东北角的14号房屋用作酿酒的作坊。这一组建筑虽然称不上规模宏大，也不是大奴隶主贵族真正的宫室，但却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中小奴隶主或自由民大家庭的居住图景。
至于当时广大奴隶的住居，不仅比史前时期没有任何进步和改善，甚至质量还在下降。因为在奴隶制时代，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可以买卖的一种特殊“商品”，因此他们的居住条件之恶劣是可想而知的。无论在当时的都城，如殷墟、郑州商城、长安洋西等都城址，还是一般的聚落遗址，都发现了大量地穴式、半地穴式住居，面积狭小，构造简单、阴暗潮湿，充分显示了当时广大奴隶居住条件之简陋，与奴隶主贵族的宫室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然而，正是居住在条件如此之差的原始住居中的奴隶，创造了商周奴隶制时代灿烂的文化，把居住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仅就陕西周原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来说，不论是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还是中国最早的砖、瓦等新型建筑材料的发明和使用，都是当时的居住建筑高度发达的标志，是奴隶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战国秦汉时期的房屋和住宅
中国的奴隶制历经夏、商和西周的发展，春秋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战国之交，终于被封建制所取代，中国由此进入封建社会。随着铁器的推广使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日趋繁荣，居住建筑也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战国时代居住建筑的状况，因材料缺乏，难以进行具体的说明，只能通过有关的考古发现了解当时房屋建筑的某些侧面。1982年，浙江绍兴战国初年墓葬中出土的铜房屋建筑模型，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一种房屋建筑形象。铜屋由基座、屋身和屋盏三部分组成，总高度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阔3间计13厘米，明间比两次间宽0．3厘米；进深3间计11．5厘米，各问深度相等。南面敞开，无门无窗无墙，有两根圆形立柱支撑。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为实墙，在中心部位开设一宽3厘米、高1．5厘米的横窗。屋盖为四角攒尖形式，尖顶上立一图腾柱，柱高7厘米，断面作八角形，柱顶塑一大尾鸿，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
屋下为台基。屋盖、后墙及台基均饰勾连回纹，图腾柱各面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塑铸6个人物，皆赤身裸体跪坐，或在击鼓，或在捧笙吹奏；或抚弦弹琴，或跪立而歌。从房屋的结构和室内人物看，这样的房屋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不是用于日常生活起居，而可能是集会或举行祭祀仪礼的场所。它向我们显示出，江南地区至今流行的敞厅式建筑早在2400年前已经出现；东西两侧的透空格子壁及北墙上的小窗，既适，合温暖而又潮湿的地区通风的需要，又能够抵挡寒冷的冬季刮来的西北冷风，表明适合南方气候而与北方建筑不同的某些特点正在形成。
另外，各地出土的战国刻纹镉器上的房屋图像及有关考古发现也显示出，在高大的土台之上按不同高度建造外观似楼阁的台榭建筑，为当时各国贵族竞相建造和使用，正所谓“高台榭，美宫室”；重要建筑采用四阿式屋顶，或设回廊，或飞檐出挑，用方砖铺地、包砌土台，用瓦铺装屋面，取代了“茅茨土阶”；建筑物正脊上的鸟形脊饰，表明脊饰最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开始流行；护斗自西周初年产生以后，到战国时期已经在普遍使用。如此种种进步，都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汉时期居住建筑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而且反映当时居住建筑的实物资料也见到的最多，如陶住宅模型、画像砖和画像石上的图像，以及发掘出土的建筑基址等。以南方地区为例，广州地区数以百计的汉墓中出土的陶住宅模型，反映出西汉流行干栏式房屋住宅，而东汉则演变为单层土木混合结构的住宅。干栏式住宅有一字形和曲尺形两种平面布局。广州龙生岗西汉后期墓出土的一件曲尺形布局的住宅模型，底座平面为横长方形，房屋平面是曲尺形，即在正面房屋的后侧伸出一小侧房，使底座的露天部分仅为住宅平面的四分之一左右；房屋为悬山式瓦顶，正房较高，侧房较矮，外观上主次分明；正房右侧设门，左侧上部开直权窗，窗下设菱形镂孔；正房住人，通过与后侧小屋之间隔墙上的门道可进入小屋；小屋墙上设直棂窗，底部有孔洞，用作厕所；房屋底层墙壁上施舞蹈人物状镂孔；与房屋相对的两侧绕以院墙，墙头施瓦檐。
单层土木混合结构的住宅有曲尺形、三合式及“日”字形平面布局。曲尺形布局与干栏式住宇相同，只是房屋不再有架空的底层，后院用作饲养畜禽的栏圈。三台式住宅，是沿中轴线均衡对称地布置一堂二室，构成凹字形平面，两侧屋间以矮墙相连构成后院。它与后世三合院的根本不同在于住宅出入口设在堂屋正中，而院墙不设门。“日”字形布局的住宅，又称作H形平面布局，即由两个三合式组成前后两个院落，中央一排房屋高大并起楼，其余房屋较低矮。
除以上各种结构的住宅以外，东汉中期还出现了一种城堡式建筑——坞堡。坞堡平面作方形，四周环绕高大的墙垣，墙垣四角之上各建有方形角楼。角楼为四阿式顶盖，向外的两侧面开设嘹望窗。墙垣以瓦檐盖顶，上部开长方形和圆形窗孔，墙根辟窦洞。前后各设一大门，门上建门楼，四阿式顶盖，门楼前后均设嘹望窗。坞堡内的房屋及布局各有不同，广州东郊麻鹰岗东汉墓出土的坞堡内部的房屋，一座为四阿式顶的长方形，正面左右设门，无窗；另一座为硬山式两面坡，左侧开门，右侧上部设竖窗，屋内分上下两层，设梯以供上下，其上部用作厕所。这种防御功能突出的坞堡建筑，是与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割据、屯聚宗族、部勒家兵的社会形势相适应而流行起来的。墙垣四角建角楼这一中国古代特有的防御性建筑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广州出土的陶住宅模型反映了南方地区汉代的居住形式，而北方地区的住居则自有特点。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住宅模型，平面呈方形，由前后两座平房、厢房及院墙组成。大门开在前面一栋房子的左侧，穿房而过即可进入小院。院子后部为正房，房内以隔墙分成前堂和后室两部分。院之右侧绕以矮墙，左侧为一面坡顶的厢房，当是疱厨用房。这种住宅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小型住宅的一般布局。至于规模较大的住宅，从陕西勉县老道寺东汉墓出土的陶住宅模型可以看到。该住宅是一个由宅门、院墙、左右厢房、正楼等组成的主体四合院和一个由偏门、佣人房、畜圈禽舍等组成的跨院而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
主体四合院的前面正中是宅门，悬山式，面阔3间，中间一间为门道，门内安设双扇平板门。右厢房为四阿顶三层楼房，面阔2间。左厢房是悬山顶二层楼房，面阔3间，楼前装有扶手楼梯，通向二层入口处设小平台，为储粮之仓房。正楼高4层，面阔3间，四阿顶，设两重腰檐，一层正面是装有双扇平板门的楼门，左右山墙上开窗，为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左厢房后面为跨院，以正楼左侧墙上的偏门与之相通。跨院内建有牲畜圈、猪圈、鸡舍及佣人住房。
这一住宅模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中等地主阶层住宅的建筑和布局特点。
成都市郊出土画像砖上的住宅鸟瞰图，表现了当地大型住宅的情况。该住宅由廊庑围成一个方形院落，院落中又以廊庑隔成左右两部分：右侧正面是装有栅栏的大门，大门内以木构廊庑隔成前后院，后院正面设厅堂建筑；左侧前院内设有井、厨房、晒衣架，后院建高楼一座，并有一奴仆正在洒扫庭除。
至于当时富豪、贵族的宅第，规模则更大，结构更复杂，不仅有可供车马出人的大门、留居宾客的门庑、用于宴饮的前堂、供主人及家人居住的房屋，而且还有车房、马厩、厨房、仓廪及奴婢的住处等大量附属建筑，以与他们“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及“家童八九百人”相适应。同时，不少达官贵人还大肆建造花园式住宅，如茂陵富豪袁广汉在茂陵北山下所建的花园第宅，“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重阁回廊，徘徊相连，并饲养奇兽珍禽，种植奇树异草(《三辅黄图》卷四)。汉代居住建筑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隋唐五代时期的村舍及宅第
隋唐时期，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居住建筑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不论房屋建筑还是住宅布局都更加成熟。从唐代开始，政府对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庶平民的住宅及扇屋建筑制订了严格详细的规定。室内家具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绘画资料及出土文物可对当时的村舍、第宅发展的情况有一大致的了解。
隋代大画家展子虔，在其着名的山水画《游春图》中，以圆润的线条和浓丽的青绿色彩描绘阳春三月郊外美景的同时，以用墨线勾勒轮廓，然后填敷青绿色彩，再用深色重加勾勒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山乡村舍的形象。其中，有纵长方形的三合院：正面是木篱和大门，正房是脊端翘起的瓦顶，右厢房是瓦房，左厢房是茅草屋；还有横长方形的四合院：正面居中是一座带门楼的大门，进人大门是由房屋围绕的庭院；房屋均为两面坡瓦顶，房屋与房屋之间在转角处相连组成一个整体，厢房上的斗拱结构依稀可见。
这些住宅采用有明显的中轴线、左右对称配列房屋的平面布局，是当时住宅建筑中比较普遍的布局方法。
即使是较大型的住宅也是如此。
1959年西安市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一件唐三彩住宅模型，为一狭长的四合院住宅，正面居中是带门楼的大门，进人大门依次有前、中、后三进院落：前院由居中的四角攒尖式方亭和两侧厢房组成；中院由面阔3间的厅堂和两侧厢房构成；后院由高大的后堂及两侧厢房组成，并在庭院中建八角亭和假山，以作后花园。这种住宅显然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拥有的，它所反映的应当是地主富商的居住情形。至于当时的贵族宅第，有些则采用了较为灵活的布局。如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唐代住宅，有的采用乌头门形式，房屋配置不采用对称的格局，而是用回廊连接各房屋建筑组成庭院。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唐代住宅的绘画及模型明器资料中，几乎见不到楼阁式建筑，表明汉代流行的楼阁式建筑在隋唐五代时期走向了衰落。这一重要变化是因为政府对住宅建造的规定和限制，即“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见《唐会要·舆服志》)。
唐代有关住宅制度的规定的确十分严密，而且为后世历代的统治者所效仿。但是，它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大兴住宅园林建造之风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
当时，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官僚地主，都在都城内外及大城市中大规模兴建住宅园林，成为唐代居住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仅据《洛阳名园记》一书记载，唐贞观开元年间在东都洛阳建造的第宅园林就有上千处之多，居易在《伤宅》
一诗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揭露：“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四环。累累介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回，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然而，白居易毕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虽然对统治阶级大肆兴建豪华住宅和生活奢华无度感到不满，对社会上饥饿穷困的生活情形有所体察，但他本人的住宅也是屋宇相连，小桥流水，花红柳绿。
白居易53岁时官罢杭州刺史后回到洛阳，买下了位于履道坊西北隅的已故散骑常侍杨凭的住宅为居。据他在《池上篇》所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1992年以来，考古学家在今洛阳市南郊狮子村一带对白居易故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白氏住宅的南园和北宅，其结构与文献记载大致吻合。被罢官后的白居易住宅尚且如此，那么，当时王公贵族大官僚的住宅园林及“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的庄园别墅，规模之大、建筑之豪华不难想见。
宋元时期的民居建筑形象
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城市格局打破了汉唐以来的封闭的里坊制度，出现了形式复杂、秀丽灿烂的殿阁楼台，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建筑法规《营造法式》，传统园林因地制宜更密切地同自然环境结合等方面，而目民间居住建筑也随着农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生活的多样化，呈现出规划严整而又自然淡雅的时代风貌。流传至今的宋代绘画资料，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民居建筑的种种形象。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所绘的乡村住宅，大都用竹篱木栅围成一个院落，院落的正面建大门，而且不少住宅的大门内建有照壁。大门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不设任何建筑的豁口式大门、两立柱上架一横木的大门、带有屋盖的大门、外形似房屋的门屋等。
房屋的配置是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布局，辅助房屋灵活布局。主体建筑采用前堂后室的传统布局方法，常见僚地主大兴住宅园林建造之风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
当时，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官僚地主，都在都城内外及大城市中大规模兴建住宅园林，成为唐代居住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仅据《洛阳名园记》一书记载，唐贞观开元年间在东都洛阳建造的第宅园林就有上千处之多，居易在《伤宅》
